独自在柏林带两娃,我和孩子收获了一种被宽容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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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宽容的成长

在空旷的院子里,一个小男孩背着蓝色的书包,慢慢地走向红砖墙的教学楼。四周无人,教室楼里安安静静,都已经在上课了。他用正常的脚步走,完全不着急,尽管上一秒钟妈妈才在校门口对他说过,“跑步,快点上教室”。可是,他没有,哪怕淅淅沥沥的雨淋下来了,他都不会快走两步。

那个男孩就是我的儿子辰辰。

站在侧门的背后,透过玻璃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我轻轻叹了口气。学校大门在8:30准时关闭,迟到了就要走侧门。大多数的日子,他会在最后几分钟跨进大门,最后一分钟走进教室。

一年级的时光快结束了,我都没等到班主任责备他迟到的邮件。第一学期时,我向班主任写信,请他发出一些警告,让孩子有点时间观念,早上出门前少哭一点。过了几天,我旁敲侧击问辰辰,老师是否批评过你,让你不要迟到?

“没有,他只是说以后早点来啊。”

“他生气了吗?骂你了吗?”

“没有,他笑着和我说话。”

我心里叹了口气,“怎么办呢?”

我女儿四年级的时候,她的班主任很严格,写过几封邮件提醒我,督促孩子准时上学。这些邮件最终会转化为对家长的压力。那一年,我在柏林工业大学读硕士,一个星期有两三天都要坐火车去上学,每天8个小时的课程。第二天早上还要把女儿准时送到学校,把儿子带到幼儿园。

两个孩子的年龄相距四岁,行动快慢不同,时间却被捆绑在一起。于是,一家人难得有一个good morning。早晨的交响曲永远是妈妈的骂骂咧咧,弟弟的哭闹和姐姐不耐烦的催促。骑车在路上,我像老唱片一样播放,“骑快点,走直线,别绕路”,同时,内心里还要和懊悔做斗争。为什么昨晚不早点让孩子们上床睡觉?为什么闹钟响了不及时叫醒?慈母总是想让孩子多睡几分钟,可是往往让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为什么不纠错?如果早点叫醒,弟弟不至于出门的时候才拉屎。可是,拉屎是否可以进行时间管理?我匆匆忙忙,脑子里一团浆糊,任由拉屎成为一个有哲学含义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送完孩子们上学,我晕倒在学校对面的马路上,朋友叫了救护车,这个哲学问题才终于有了初步答案。两年前的某个周一,挚友张进在北京做手术,明明是一个不需要担心,担心也没用的手术,我却哭了一个周末。周日夜里,估算着他进手术室的时间,没睡好。等到清晨5点多,得到他平安出来的消息,才迷迷糊糊入睡。一个多小时候后,起床闹钟就响了。不吃不喝地就忙着做早餐,准备零食盒,把孩子们叫起床,急急忙忙骑车。

送完了,像打完一场仗。

我和另一个妈妈站在马路边上闲聊,喘口气。她个子很高,来自匈牙利。我仰着脖子,抬头看着她说话。过了一会儿,嘴唇突然感觉不到血液,晕眩的感觉像云朵,轻飘飘的。我慌了,朋友也慌了,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担心得了什么怪病,想到保险公司会付账,就对她说,“你帮忙叫救护车吧”。

我站不稳了。脱了牛仔衣铺在人行道上,躺下来,看到了初夏淡蓝色的天空,好高好远。我始终没晕倒,只是很虚弱。大概不到5分钟,救护车来了,停在学校门口,儿子幼儿园的窗前。他一定不知道,在教室里玩游戏的时候,他的妈妈正被两个穿着橙色制服的,高大健硕的人抬上了救护车。车厢里设备齐全,两个专业的人陪着我,心里一下子踏实,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如果能嫁个医生多好啊!”

他们听懵了,笑着问,“为什么?”

“作为他们的家人,会很有安全感”,他们笑了笑,好像不认同。在医院呆了6个小时,做了很多检查,没发现问题。下午,独自离开了医院。第一时间就去某个地方补了很饱的一顿饭。那次叫了救护车以后,我有了对饥饿的恐惧。

每个早晨我都先把自己喂饱才送孩子去上学,就算迟到,也绝不动摇。书包里还随时准备着面包和巧克力,害怕再次晕倒,哪怕巧克力在书包里融化得一塌糊涂。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害怕独自出门,害怕独自去超市,害怕独自坐地铁,害怕去人流拥挤的火车站,害怕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害怕晕倒的时候没有熟悉的人在身边。总而言之,害怕一切。我困扰于自己的恐惧,也深知那是对恐惧的恐惧。需要艰难地,努力地摆脱那次经历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看见妈妈的需求”,是自救的第一步。做了妈妈10年,才开始学会不忽略自己,给孩子倒牛奶时,记得了给自己也倒一杯;当孩子们哭闹的时候,学会把他们请出我的卧室,从冲突中抽离;无论多么放心不下孩子,周五晚上都要去上跳舞课,保守着自己的爱好。

另外,也学习着接受“做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原谅自己,也分清孩子和妈妈的责任边界。我会忘记阅读学校的通知邮件;会忘记孩子们春游的准备清单;还会对孩子吼扔东西;很多年来我都没给儿子睡前读书,让女儿代劳等等。在母职里,自责是我最大的敌人,我学习着减少树敌。

然后,是求救,看心理医生,勇于向朋友求助。

人类学家项飙教授提出了“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方法论。去年9月,我去马普所采访他。我问他,能否把他的方法论理解为“把生活当成一场试验” ?他认同有这部分的含义。把自己作为方法,把生活当成一场试验——这个观点让我有思想解放的感觉,像昏暗混沌里的烛光。在以往的人生经验里,是被动地去填充社会角色,不自觉地接受俗见的评判。后来,生活浪潮把我推到了陌生的国家。在陌生的布景下,尝试着新的活法,新的思维模式。既然是试验,就意味着结果是未知的。不必再用约定俗成的结果去固定人生的角色。

日子琐碎漫长,一个人在柏林照顾两娃,生活总是顾此失彼。如果放眼看向邻居的窗,就会自责,为什么我的孩子们不能在一年级就准时上学?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可是,难道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是同样的曲线吗?是否所有的家庭都要服从唯一的社会标准?一个月之前,我决定从自责和羞愧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主动给儿子的班主任拉顿先生写了坦白的邮件。

经过了邮件交流,心里坦然了很多。学校设计了“黄金时间”,奖励本周表现好的孩子。周五放学前,得到黄金时间的孩子可以在教室自由地玩耍,不需要站在走廊里排队。黄金时间从10分钟到30分钟。辰辰往往得到了30分钟。

我很惊讶,为什么他经常迟到,还会有黄金时间,成为被表扬的孩子?

辰辰说,“我没迟到,是最后一分钟到达。因为上课的时候,我是最安静听讲的学生。另外,我写数学题目最快。”

昨天,他迟到了15分钟。我觉得时机到了,就对他说,暑假后就升二年级了。如果继续迟到,可能需要复读一年来训练时间管理的能力。你希望学校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他说,“不想,朋友们都上二年级,我不想一个人在一年级。”

“以后,你在前面骑车,我跟在后面。你来决定上学的速度,好吗?”

他同意了。今天早晨,他仍然为早餐不可口哭了,不过很快擦干眼泪去刷牙。路上再也不看河里的鸭子,也不抬头看繁忙的起重机了,飞快地骑车,远远地把我甩在后面。

可是,明天会怎么样呢?谁也不知道。

如果想让孩子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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