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在柏林带两娃，我和孩子收获了一种被宽容的成长

6 月 11 日

一种被宽容的成长

在空旷的院子里，一个小男孩背着蓝色的书包，慢慢地走向红砖墙的教学楼。四周无人，教室楼里安安静静，都已经在上课了。他用正常的脚步走，完全不着急，尽管上一秒钟妈妈才在校门口对他说过，“跑步，快点上教室”。可是，他没有，哪怕淅淅沥沥的雨淋下来了，他都不会快走两步。

那个男孩就是我的儿子辰辰。

站在侧门的背后，透过玻璃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我轻轻叹了口气。学校大门在8:30准时关闭，迟到了就要走侧门。大多数的日子，他会在最后几分钟跨进大门，最后一分钟走进教室。

一年级的时光快结束了，我都没等到班主任责备他迟到的邮件。第一学期时，我向班主任写信，请他发出一些警告，让孩子有点时间观念，早上出门前少哭一点。过了几天，我旁敲侧击问辰辰，老师是否批评过你，让你不要迟到？

“没有，他只是说以后早点来啊。”
“他生气了吗？骂你了吗？”
“没有，他笑着和我说话。”
我心里叹了口气，“怎么办呢？”

我女儿四年级的时候，她的班主任很严格，写过几封邮件提醒我，督促孩子准时上学。这些邮件最终会转化为对家长的压力。那一年，我在柏林工业大学读硕士，一个星期有两三天都要坐火车去上学，每天8个小时的课程。第二天早上还要把女儿准时送到学校，把儿子带到幼儿园。

两个孩子的年龄相距四岁，行动快慢不同，时间却被捆绑在一起。于是，一家人难得有一个good morning。早晨的交响曲永远是妈妈的骂骂咧咧，弟弟的哭闹和姐姐不耐烦的催促。骑车在路上，我像老唱片一样播放，“骑快点，走直线，别绕路”，同时，内心里还要和懊悔做斗争。为什么昨晚不早点让孩子们上床睡觉？为什么闹钟响了不及时叫醒？慈母总是想让孩子多睡几分钟，可是往往让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为什么不纠错？如果早点叫醒，弟弟不至于出门的时候才拉屎。可是，拉屎是否可以进行时间管理？我匆匆忙忙，脑子里一团浆糊，任由拉屎成为一个有哲学含义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送完孩子们上学，我晕倒在学校对面的马路上，朋友叫了救护车，这个哲学问题才终于有了初步答案。两年前的某个周一，挚友张进在北京做手术，明明是一个不需要担心，担心也没用的手术，我却哭了一个周末。周日夜里，估算着他进手术室的时间，没睡好。等到清晨5点多，得到他平安出来的消息，才迷迷糊糊入睡。一个多小时候后，起床闹钟就响了。不吃不喝地就忙着做早餐，准备零食盒，把孩子们叫起床，急急忙忙骑车。

送完了，像打完一场仗。

我和另一个妈妈站在马路边上闲聊，喘口气。她个子很高，来自匈牙利。我仰着脖子，抬头看着她说话。过了一会儿，嘴唇突然感觉不到血液，晕眩的感觉像云朵，轻飘飘的。我慌了，朋友也慌了，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担心得了什么怪病，想到保险公司会付账，就对她说，“你帮忙叫救护车吧”。

我站不稳了。脱了牛仔衣铺在人行道上，躺下来，看到了初夏淡蓝色的天空，好高好远。我始终没晕倒，只是很虚弱。大概不到5分钟，救护车来了，停在学校门口，儿子幼儿园的窗前。他一定不知道，在教室里玩游戏的时候，他的妈妈正被两个穿着橙色制服的，高大健硕的人抬上了救护车。车厢里设备齐全，两个专业的人陪着我，心里一下子踏实，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如果能嫁个医生多好啊！”

他们听懵了，笑着问，“为什么？”

“作为他们的家人，会很有安全感”，他们笑了笑，好像不认同。在医院呆了6个小时，做了很多检查，没发现问题。下午，独自离开了医院。第一时间就去某个地方补了很饱的一顿饭。那次叫了救护车以后，我有了对饥饿的恐惧。

每个早晨我都先把自己喂饱才送孩子去上学，就算迟到，也绝不动摇。书包里还随时准备着面包和巧克力，害怕再次晕倒，哪怕巧克力在书包里融化得一塌糊涂。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害怕独自出门，害怕独自去超市，害怕独自坐地铁，害怕去人流拥挤的火车站，害怕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害怕晕倒的时候没有熟悉的人在身边。总而言之，害怕一切。我困扰于自己的恐惧，也深知那是对恐惧的恐惧。需要艰难地，努力地摆脱那次经历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看见妈妈的需求”，是自救的第一步。做了妈妈10年，才开始学会不忽略自己，给孩子倒牛奶时，记得了给自己也倒一杯；当孩子们哭闹的时候，学会把他们请出我的卧室，从冲突中抽离；无论多么放心不下孩子，周五晚上都要去上跳舞课，保守着自己的爱好。

另外，也学习着接受“做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原谅自己，也分清孩子和妈妈的责任边界。我会忘记阅读学校的通知邮件；会忘记孩子们春游的准备清单；还会对孩子吼扔东西；很多年来我都没给儿子睡前读书，让女儿代劳等等。在母职里，自责是我最大的敌人，我学习着减少树敌。

然后，是求救，看心理医生，勇于向朋友求助。

人类学家项飙教授提出了“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方法论。去年9月，我去马普所采访他。我问他，能否把他的方法论理解为“把生活当成一场试验” ？他认同有这部分的含义。把自己作为方法，把生活当成一场试验——这个观点让我有思想解放的感觉，像昏暗混沌里的烛光。在以往的人生经验里，是被动地去填充社会角色，不自觉地接受俗见的评判。后来，生活浪潮把我推到了陌生的国家。在陌生的布景下，尝试着新的活法，新的思维模式。既然是试验，就意味着结果是未知的。不必再用约定俗成的结果去固定人生的角色。

日子琐碎漫长，一个人在柏林照顾两娃，生活总是顾此失彼。如果放眼看向邻居的窗，就会自责，为什么我的孩子们不能在一年级就准时上学？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可是，难道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是同样的曲线吗？是否所有的家庭都要服从唯一的社会标准？一个月之前，我决定从自责和羞愧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主动给儿子的班主任拉顿先生写了坦白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