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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地对绝对的自发性-形式化的自由概念或者说对康德进行人类学化的处理，把人还原到一种本能生活上，然后宣称普遍的意识源泉、一切意识转变的产生基础只可能存在于这种本能生活之中，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系统，它自身渴求着发展，而且能够迎合一种外部的相应的刺激，然后通过碰撞上升到内在的明澈状态，上升到“为其自身而存在”的状态。

但是这种自我的无可置疑性又伴随着这种形式化的自由对世界的占有，伴随着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认识与征服过程中的异己事物的主宰而被自我的共在所极大地的动摇了。

然后，只有“总体意志”或者说国家才能限制彼此的败坏。

可是国家一出现，它就失败了，因为所谓的显现在道德和法则中的普遍性和理性在与自我“想要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本质上的冲突之中”又超出了这种国家理论所能处理的范围，国家现在只能导向一种外部的，也就是事实性的正义，而在每个个体的内在中触及它们。

即，由于人类面对着“无主可事”的情况——神同时是至高无上的主和至高无上的财产——自我就不能在这种自我处境中理解自身，它对自身的理解只能通过它的历史才中介传达出来。这个历史作为对其自身理解的阐明并不是现实的历史，而是发生在其内部的历史。

于是，一种重要的变化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历史是实存着的：每一个单独的人都在其自身上经历着人类的这种历史。

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因为软弱无力的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因为他有“社会性问题”和“文明化不足”，因为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又都推回到彼岸世界——政治国家——所以他把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和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完全符合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的“善良意志”和“自由意志”。

结果，当现实的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就“整个历史其实都是一个有意识的不断的中介过程”而言，“我们”达到了一个反对普遍者、反对灵魂，并且就它作为一种反抗就表现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和人格性的可能性的内在性上。

这样一来，作为一种被中介出来了的灵魂存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就不是要求自我在一种单纯的普遍者面前取消自身并重新变成灵魂，而是这个自我要屈服于另一种人格，并且就此把真正的、绝对的开端、即纯粹的自我规定承认为绝对的人格——上帝，在作为秩序的必然的东西的那个意义上。

这就是为了市民的政治自由或者说为了“理性的内容”而制造出来的超验物：国家是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