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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与童年

许多共产党都会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为模版，宣传它们最著名的导师和学生。不论事实究竟如何，将有两个名字被放在一起，前者伟大、独创、不幸早死；后者忠诚、坚决、牢牢掌权。

在苏联，清洗发生之后，是列宁和斯大林；在中国，当然，毛的名字是闪耀的太阳，孤独地高悬天空，但是不同时段和领域里也有一些人选，比如周，比如邓，甚至在短暂的几年里是林。

在意大利共产党，则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

前者生前寂寂无名，死后却名声鹊起，作为烈士被铭记，作为思想家被学者研究，当后继的革命者陷入困境时，他们走到他的遗产前，在坟墓中寻找武器。后者前半生只能作为一个流亡党的领导人四处寄居，在法西斯政权垮台后却捡到了丰厚的战利品——共产党成为了意大利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便青云直上，借着苏联的权威稳坐党魁位置，靠妥协建立共和国，又靠着出卖维持共和国，如今只有堕落的共和国本身纪念他。

这两条本该毫无关系的人生之路，从他们作为共产党人共同活动时，至他们本人分别走进坟墓以后，都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其中，理想的党与现实的党之间的巨大沟壑，以及为了弥补它做的所有让步，既是当年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无奈处境，也构成了他们的人生。

而对于未来，两个在都灵大学里参加考试的青年还一无所知。

1911年，安东尼奥·葛兰西20岁，终于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他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和求学之路，用艰辛来形容都会显得轻佻。这个年轻人出生在撒丁岛的阿莱斯镇，一个山里的小村。很不幸，拥有这样的户口注定会让人生变得艰难——意大利南方是北方工业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穷困，生活条件落后，方言和身份饱受歧视，作为与大陆隔绝的撒丁岛尤甚。在葛兰西很小的时候，因为不小心被摔伤，他落下残疾成为驼背。祸不单行，父亲在他7岁时就捕入狱，原本勉强能够糊口的小公务员家庭陷入了贫困。小学毕业后，葛兰西辍学两年，去产业登记所当临时工，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搬运比他还重的登记册。即使在父亲出狱，母亲和姐妹的帮助他复学后，葛兰西依然辛苦生活，省吃俭用。中学时期，学校只有三个老师，其中两个教文学的是代课老师。他每周一穿越有强盗出没的山路前往学校，周中就寄宿在租住的房子中，女房东时常神志不清，搞不清楚这位租客是谁。中学毕业后，他前往首府卡地亚里读高中。这倒是所正儿八经的学校，葛兰西花了一个学期时间赶上了几年来落下的学习进度，然而，财富的差距却绝不可能填平。缺衣少食，课本不全是常态，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诉苦，告诉他，自己没有能穿出门的衣服和鞋子，无法去上学。据同学回忆，葛兰西性格内向善良，乐于助人，也很喜欢和同学们散步玩耍，但是，他从未去社交场所聚会消费过。

然而，生活的困难不能阻止他成为反贼。就像许多左派同行一样，葛兰西也是狂热的书籍爱好者，他从初中起就无书不读，把家里寄来的橄榄油和奶酪拿去换钱买书订报纸。随着年龄增长，全意大利社会斗争日渐热烈，他的桌子上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小册子和社会主义作品。

在几年的苦学之后，葛兰西终于卷出了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有机会渡过大海，登上前往都灵的火车，参加大学奖学金考试。这座城市用它的冬天刺骨的潮湿，昂贵的物价和被工业污染的雾迎接新居民，而他也没给都灵什么好 话，在租房、复习考试和觅食的间隙，葛兰西焦虑而怨恨的给家里写信，内容依然是永恒的贫穷：一切都太贵，他没有哪怕一件合适的衣服，马上要冻死饿死，北方又冷漠又傲慢，他不知道能否顺利通过考试。

即使有这么多需要操心的生计问题，最终，葛兰西还是创造了奇迹，把自己拽到上奖学金名单，获得了读大学的资格。并非没有代价——发烧和头痛从此常伴他身旁，与饥饿寒冷孤独三巨头结成神圣同盟。

如果我们顺着他的名字向上，来到顶端，就能看到另一个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战后修党史的过程中，在谈及两人的个人生活时，陶里亚蒂喜欢强调他家境清贫，和葛兰西一样来自撒丁岛。这是个高明的谎言，其中没有说出的东西比说出口的东西更重要。实际上，陶里亚蒂出生热那亚，在北方居住多年，文化上属于皮埃蒙特人，直到高中时才因为父亲工作变动居家搬迁到撒丁。关于家庭内部情况，就有更多可讲的事情了。他的父母是教师和虔诚的教徒——尽管没有到狂热的地步——恪守严格的小资产阶级道德。家中每个孩子从小就明白，要完全专心于学习，考入大学，获得学位，谋取教师或者律师的位置。贫穷的阴影笼罩在孩子们中间，无需惩罚就教会了他们严格的纪律。家里的财政情况不可能给孩子们试错的机会，一旦在竞争中滑落，没法获得奖学金，就要接受安排成为牧师（按照一位亲戚的遗嘱）。他的家庭相当自守，妈妈自小就教育孩子们：除了自己，谁也不要相信。小帕尔米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乖孩子，他们的成绩一向名列前茅，他们不会游手好闲，在假期和休息时间，他们满足于和父母一起在家中菜园玩耍、去城外爬山一类对社会无害的消遣方式。他们尊重父母制定的规则，以及为自己计划好的未来。

十八岁，帕尔米罗的父亲因病去世，同时，他顺利从高中毕业。那个苦涩的夏天里，妈妈做刺绣和缝补，孩子们去揽客当老师。忙于讨生计的同时，帕尔米和妹妹还必须继续学习，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秋季的奖学金考试。

在都灵大学的的院子里，这两个青年等待口试时搭上了话，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生活。葛兰西是1900年代并不多见的，从偏远地区，社会下层挣扎上来的知识分子。以撒丁的标准看，他的父母都是体面有文化的人，父亲上过大学，母亲虽然只读过小学，但是能读会写爱看书，年轻时候还挺时髦。然而，这点微不足道的文化资本随着葛兰西长大逐渐消磨干净。

小时候，残疾和失学将他与家人隔离开。随着翅膀长硬，他飞离故乡，前往更加广阔的世界，在那里，贫穷是牢狱，限制了他的友谊，他的活动。就像所有南方人一样，他受亲戚、同学、朋友的照顾，常常难以摆脱寄人篱下之感，孤独永远与他同在。葛兰西独自生活着，某种程度上，他对自己的生活有自主权，同时却要面对自由的饿死的风险。因此，为了生存，他以非常平等和不客气的口吻与家人争执，很直接的提出要求，同时，在超出家中负担的情况下，只能绝望的等待也许不存在的转机。

这样艰难日子除了伤害葛兰西之外，也塑造了他这个人和他分析社会的方式。对于知识，葛兰西涉猎广博，研究系统而严谨，然而，他从未迷失在学术梦里。（而这，是某些意大利知识分子常态）。他上大学只是因为他做到了，而他读书是因为生活要求他这样做。于他，知识并非神圣遗产，而是武器。

对于葛兰西的性格，同事和亲友的视角会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是，从未有人把他的自尊误解为傲慢。哪怕在法西斯的议会中演讲，他都没有摆姿态，只是冷静地、现实的分析了政府如何通过新政策逐步取消反对党。葛兰西逆意大利和苏联之后的共运潮流而行，名里暗里地反辩证法，显然也来自于对生活的体验。他穷，而且穷的恰到好处：有机会走得更远，跻身知识分子行列，同时永远饱受匮乏的折磨。因此，他清楚地明白，个人面对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器时，无力如蝼蚁。葛兰西对现实充满热情的关切，分析时又异常冷峻严厉，因为他清楚，政治不是建功立业的场所，在群众政治的一呼一吸间，多少人又要被迫度过饥饿的夜晚；他重视错综复杂的市民社会，因为自己曾亲自见证它的力量和局限；他从来不惮于承认失败，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失败和从失败中幸存的战争。

有趣的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生活经历都与“离乡”密切关联。前者是远走他乡，面对庞大而恐怖的世界。后者，其父为了逃避成为神父的命运，初中毕业后就离家出走，自谋生路，其母是都灵富裕家庭的养女，他们都没有亲戚，没有家人。长大后，他父亲因为工作原因，被频繁被调到各地学校，全家也跟随他一起搬家。他们是无根之人。朋友迟早会分别，没有城市会常住，你所珍惜的人，所钟爱的物，不过是过眼云烟。所以，最好不要对他人敞开心扉，除了自己，你终究一无所有。在这变化不定的生活里，只有工作为你带来收入，带你接触他人，唯有工作和学习是永恒的。

因此，就不难理解陶里亚蒂对在学业上取得成功，获得体面社会地位的执着。与许多从高中甚至初中就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革命的共运同行相比，他很晚才参与社会运动。高中时期，他从未读过社会主义著作，只是远远地听见过处决革命者的声音。大学时期，他开始参与对社会主义的观察和讨论，但是，他依然将获得学位看做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即使在战争结束回到都灵以后，他依然在纠结，是否干脆就安分的当个私校老师。

知识于他而言，是有待占有的财产，在他看来，一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地位，就是那个人的本质。他自己从标准教育中得到了一切，将来，在党内，他不喜欢游击战中脱颖而出的领袖，而更欣赏那些教育竞争中的胜出者。

人们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陶里亚蒂太难理解了。他沉默寡言，性格内敛，既可以对人高傲刻薄，也可以温和有礼。然而，在这些表象之下，此人最根本的特点——也是意大利小市民的特点——是一种缺乏生活的空虚。它源自于童年每一次被禁止走出院子，每一次在规定的时间告别朋友，回家完成作业，每一次被没收主流作品之外的书。父母时时询问打听，要求孩子报告行踪的监视行为，潜移默化的为下一代种下了对安全与稳定的病态渴求的种子，它会逐渐发芽，将藤蔓伸出篱笆，紧紧住社会的咽喉。小市民们与其说在生活，不如说只是一堆肉体被社会的线牵着活动。他们的子女们，马切洛式的同流者，正是维持社会现状的中流砥柱。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离了机械的工作，离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仪式，小市民就什么都不是。

因此，在他的沉默背后，隐藏着拜高踩低，欺软怕硬的本性。谁能管住他，他就服从谁，在竞争中落败的人，活该成为被治理的对象。当然，他的友谊即将把他带入革命之中，而革命运动的确有重新塑造人的力量，顺它者被群众认可，逆它者在阶级战争中死去。前提是，真的在存在一场发挥了自己全部力量的社会运动。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