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95後對六四的記憶轉變
我是一名95後,生於六四之後,算是趕上了內地言論自由的末班車的那一批人。
我現在都還記得小學的時候,微機課第一節課的內容是老師教我們上Google。
那個時候因為還沒上過英語課,所以一直記不住谷歌的域名是什麼,每次上課就隨機試錯,gogle、guge、googe都是我曾試過的域名。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谷歌頁面有兩個搜索按鈕,一個是“搜索一下”,一個是“手氣不錯”,而且那時候一直都想不明白那個“手氣不錯”是幹嘛的。
再往後,谷歌就被墻了。
那個時候我同樣還小,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突然就不用谷歌了,而是開始用一個叫百度的東西。我並沒有多想,也只是隨著大流開始用百度,逐漸也就忘卻了谷歌的存在,就像我們曾經經歷的很多被刪掉的歷史一樣忘卻了。
但我不得不說我運氣很好。
21世紀初的中國政府還沒有那麼保守,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當時他們還沒有能力去打造一個更加保守、更加極權的社會。就像在中國內地曇花一現的谷歌一樣,當時十餘年的窗口期給了很多“反賊”足夠的時間去做啟蒙運動。
也正是在這個窗口期,我開始了解到一些“不存在”的歷史。
我第一次聽說六四是在上初中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語文老師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六四的時候他還在上小學。
他說他當時的一位老師,本來都要升職成校長了,結果因為當時去了天安門,回來過後直接被貶黜到鄉村小學,永世不得翻身。
當時我還覺得這個老師好慘,居然被貶黜到鄉村小學。等到了後來了解更多有關六四的歷史過後,我才發現這位老師是何其的幸運。
我當時對這些事明白的不多,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初中生能懂什麼政治議題呢?所以這事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啟蒙。
再往後,是我聽我爸講六四。
他說當時就是學生討厭鄧小平,然後就去天安門靜坐示威,結果趙紫陽一句“現在都是小平同志說了算”一下子把學生都激怒了,後來共產黨就派軍人過去把學生都抓了。
我當時有很多疑惑:趙紫陽是誰?當時有沒有死人?為什麼那些學生會痛恨小平爺爺呢?
我當時的求知慾並沒有那麼強,我也沒有多問。
但現在想來還好我沒有多問,因為我後來並不覺得我爸能告訴我有關六四的真相,對這件事的無知也讓我在了解這件事的時候沒有預設立場,反而有助於我去了解真相。
雖然說中國內地從來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但是那會兒的環境確實比現在要好很多。
那會兒我的高中政治老師也是個“反賊”,他上課從來不講課,就一直痛斥共產黨,大談特談民主自由相關的事情。那個時候你甚至可以在課堂上從他嘴裡聽到劉曉波的故事。
我現在都還記得他的原話:“我們在網上從來不提劉曉波真名的,因為提了就會被抓。所以我們在聊他的時候都用代稱,比如‘劉美女’。”
現在再回想這些事,再帶入現在的環境,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但那個時候我並不喜歡他,因為感覺他傷害了我的愛國情懷,但我的反抗也僅僅是經常翹他的課而已。
上大學之後聽別的老師說他現在已經老實了很多,不會再在課堂上講那些話了。後來他甚至還成了我們當地的一個什麼紅色典範,經常接受媒體採訪,在攝像機前面對政府大誇特誇。
十多年過去了,我和他的位置位置居然對換了,到底是他覺醒了,還是我墮落了?
我從不否認自己過去是個小粉紅這件事,但我也並不以此為恥。
因為我即便是小粉紅,我也沒有做過傷害任何人的事情。我沒有在網上罵過人,沒有舉報過誰,也沒有參與過網暴。我唯一的“攻勢”也僅僅是翹掉了“反賊”政治老師的課而已。
而且現在想來,我就算過去是小粉紅,我也不可能終生都是小粉紅。
實際上我在上初中的時候就搞了一個博客,在裡面經常寫一些批判社會體制的文章。那些文章現在看來十分稚嫩,但這確實說明我骨子裡就不是一個順從的人,只需要一個恰當的時機,我就會跳反。
而這個時機,就是我上大學。
在上大學之後,因為我讀的是IT相關的專業,我也幸運地學會了翻墻。
最開始翻墻的時候我還是會感覺有些不適,因為墻外的反動言論確實很多,讓我這個還沒吐完狼奶的小年輕有點適應不了。
那會兒我也開始了解了一些有關六四更多的細節:
六四的起因是胡耀邦在任內突然死亡。
當時的民眾對於貪腐和獨裁感到非常不滿。
這並不是少數群體的行為,而是全國性的、得到了社會各界支持的大眾行為。
死了很多人。
但是我當時還在讀書嘛,待在象牙塔裡的時候是很難體會民間疾苦的。
特別是那會兒阿拉伯之春和烏克蘭的反抗運動結果都不太好,我也一直在糾結六四成功了對中國是否有好處。
我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六四成功了的話對國家是很不利的。
這個結論我到現在也不覺得的有錯,因為這件事失敗了確實對國家很有利。但我當時卻忽略了一個問題:國家、政府、政黨、人民,這四者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的結論應當再加一小句:六四成功了的話對國家是很不利的,但是對人民是有利的,反之亦然。
在這裡我不得不感謝我上大學時的兩位毛概課老師。
大家都知道這種課是划水課,老師講得水,學生也基本不會聽。但我不得不說我碰到的兩位老師的專業能力真的極強。
這兩位老師我估計也就二十多歲,最多三十歲出頭,就已經是相關專業的副教授,這在一個工科大學是很難得的。你翻開教材,隨便指向一句話,她們就能給你講出這段話有關的所有的歷史,包括有誰參與、每個人都有什麼故事、這件事的起因和影響,她們都能娓娓道來。
不同於只會教課本知識的老師,她們每堂課都會拿出一個當時的時事熱點問題讓我們來做分析。分析沒有標準答案,更沒有對錯,只要你願意說,她們就能給出恰如其分的點評,並且引導你做更深的思考,頗有哈佛公開課的味道。
我不得不說,這兩位老師確實對我對我未來的思維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我在碰到很多政治議題的時候都還想再去請教一下她們。
但很遺憾,我沒有她們的聯繫方式。而且就算留有聯繫方式,我也不會問她們。因為現在已經不是可以在課堂上大談特談劉曉波的時代,我已經不能再奢求她們能再給我任何有用的答案。
不過幸運的是,此時的我已經不再需要答案,我可以自己去摸索答案。
在畢業之後,我開始了被社會毒打。
在毒打的過程中,我對這個社會的不滿也開始越來越多,我也開始探索這些不滿的源頭在哪裡。
不可避免的,我在這個過程中看到越來越多的不存在的歷史,也慢慢變成了一個超級大反賊,對六四評價也開始了轉變。
用網上的話來說,我終於把狼奶吐乾淨了。
但我絕對是幸運的,我骨子裡那股不順從的勁兒,再加上95後恰好碰上的言論自由窗口期,都是我了解真實歷史的重要契機。
但是現在的00後和10後還能有這種契機嗎?我覺得大概是一丁點都沒有了。說得嚴重一點,我覺得這兩批年輕人甚至會復現六七十年代的中國。
就在前些天六四紀念的時候,我在推特上看到很多人都說這是“慶祝中國共產黨破解西方顏色革命32週年紀念日”,而這在以往是從來沒有過的。
從今往後,我這樣的經歷可能會成為一種絕唱,而所有人都有了“正確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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