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的回憶】哀樂少年下鄉記

從1969年進中學，到1974年中學畢業，我經歷了一段既痛苦屈辱又充實有趣的少年時光。我們家離福州九中非常近，走路不到5分鐘。同學們都說我可以在聽到預備鈴再出發去學校都來得及，但我從沒這麽做過。在九中的幾年，讓我充分體驗到成人世界，尤其是所謂擁有知識分子頭銜的中學教師們的心胸。他們似乎無一例外的分為卑劣的自以為是的強者，和懦弱對現實世界無法掌控的無奈驚恐的弱者。同情弱者並不是我的強項，但對那一部分手握權利恃強淩弱的學校領導，我至今深惡痛絕。由於父母都是教師，我對教師這個群體有切身的認識。我絲毫不覺得教師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工程師，是多麽崇高的職業。中學時代所受的來自學校權貴教師的欺淩羞辱，給我的人生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持續後半輩子的。我身上的怯懦、不自信，很大一部分來源於中學時代老師對我的歧視。

1969年還處於文革中期，包括父親在內的很多教師依然處於被管製的狀態。雖然復課了，這部分教師不但沒有課上，還要在學校裏做掃地、修繕的雜活。他們不時被頑劣的學生打罵。有些學生把打「牛」當作課余消遣項目，因為他們不敢還手只會哀鳴。彼時教師地位之卑微，表現之狼狽與後來的趾高氣昂不可一世，形成的差別真會讓現在的學生難以想象。

由於父親還沒「解放」，當時學校裏當權的書記又與他有過節。記憶中的他有著刀一般的鼻梁，馬一般的長臉，瘦高個。文革初期他曾作為「走資派」被打倒也遊過街。和他一起被批鬥的還有當時學校的人事秘書，她的兒子是我小學同學。當他們落魄的時候，我也曾因為聽父母說的而去羞辱過。時過境遷，他們被解放了，重新執掌了學校的權力，於是將我拒之校門之外。但畢竟不讓我上學理由不正，幾個月後又把我叫了進去，無非是刁難了一番，還是讓我繼續上學。但因父親在學校與一幫同事的關系不好，這幫人又恰好當紅，他們就時不時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無端呵斥我，使我自尊心受到了強烈的損害。俗話說敢怒不敢言，我連怒也不敢，遑論敢言。魯迅先生說過，中國人是在羊的面前露狼相，在狼的面前露羊相。他精辟地刻畫出中國人的性格。幾千年延續至今，看來還要延續幾千年。

我的中學生活就這樣在不讓人待見中開始，好在經過兩三年的動蕩磨難，經歷過從六舅的朋友身上學到的待人之道，我已經從一個自私傲慢自命不凡的小人變成一個謙卑熱情善解人意的人了。再加上與生俱來的學習能力，使我在同學中享有較高的人氣。多數同學在上學途中會順道拐進我家邀我同行，這後來被老師成為裴多菲俱樂部。據稱是匈牙利的一個陰謀推翻革命政權的資產階級俱樂部。當時泛指一切邪惡的反革命分子集中在一起密謀不當之舉。給人扣帽子是半吊子知識分子的強項，這帽子還不空扣。前些日子中學同學聚會，當年與我交好的「俱樂部」成員林巧告訴我，我們年段的趙段長曾找他，讓他和我劃清界限，否則不讓他上高中。他拒絕了。於是，他和我一樣留級，進了被全校所不齒的「補習連」。聽聞此事，我感嘆他的仗義，同時也對趙段長的行為不齒。能將於我父親的不和這麽淋漓盡致地報復在我身上，而且還株連到無辜的同學，他的心理何其陰暗。趙段長後來調到另一個中學當了校長。

我的中學時代正是文革之風盛行的時代，毛澤東說，中學過去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這種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他的原話。於是，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進駐學校，美其名曰「工宣隊」。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石，解放軍，也進駐學校，稱為「軍宣隊」。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在學校裏指手畫腳，讓從事教育的教師們唯其馬首是詹。毛澤東說學生必須學工、學農、學軍。於是，年段必須以軍隊的「連」來稱，班級必須以軍隊的「排」來稱。體育課是無休止的走步、行進，模仿軍隊的緊急集合也時常進行。當年解放軍軍人是全社會欽慕的職業。當兵必須成分好，身體好。他們能隨便吃個飽，穿衣（包括內衣褲）不要錢，每月還有六塊錢的津貼。這是何等崇高而體面的行當啊！當年最流行穿軍裝，戴軍帽。擁有一套真正的軍裝不亞於現在擁有一套世界頂級的時裝。大部分無法擁有軍裝的人，只好用類似軍裝顏色的布料做成軍裝樣式的衣服穿在身上，再加一定仿造的帽子。但就像現如今劣質仿名牌一樣，這些仿造的製服一眼便能被人識破。因為它們的顏色不對，樣式也不如正品。於是，搶軍帽成了社會上的一大現象。真的軍帽戴在頭上很容易被搶。文革期間容易丟的還有自行車鈴鐺。我曾經被透過鈴鐺，也曾去偷過鈴鐺，一報還一報，想來恍若隔世。

說完了學軍，該提提學工。學工沒那麽容易，畢竟工廠是個有規矩、有秩序，需要技術的場所。幾百個學生湧進去多有不便。但主席的指示不貫徹不行，工廠還是讓我們去了，只是旁觀多余動手，學習多於操作。我曾經去過電信器材廠和動力機廠。動力機廠位於福州的工業路，當年是上規模的工廠集中地。能在工業路上的工廠均可謂是響當當的國營廠，能在這裏工作的也屬於貴族階層。我的好同學詹雪坤的媽媽在工業路上的罐頭廠工作，他帶我們去廠裏吃了一頓飯。關鍵是那湯，那是熬肉篦下的濃湯，滋潤著我們幹涸無油的貪婪之胃。油水積存在我們的胃裏，冒出皮膚，化成了顆顆青春痘。

文革期間，物質匱乏。肉票、油票、糧票、布票……福州話有一句形容得經典，叫「逢證不辭」，意為什麽證票都逃不掉。有向雷鋒同誌學習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一件衣褲穿十年，棉布難免是補丁加補丁。我因為穿了補丁太厚的褲子走路，大腿的皮被磨破過。當年街上基本沒有胖子，沒人因營養過剩得病。為了買一塊豬上排，我必須早上四點到肉鋪排隊，還不一定能買到。豬肉均為冷凍，鮮肉幾乎絕跡。因此，罐頭廠工人能喝上用新鮮肉熬製的肉湯是多麽幸福。

當年罐頭廠曾發生過一件轟動的事，一名因犯錯而被罰去擡肉湯的青年工人為泄憤，將擡肉湯的路上往湯鍋撒尿，讓全廠工人嘗。為了阻止和他一起幹活的同伴告發，竟用武力威脅，強迫同伴與他共同實施。幾天後，同伴終於忍受不了良心譴責，告發坦白。全廠的工人，包括他們的家人都喝了他們泡製的尿肉湯，個中滋味只有喝過的人曉得。

當時最吃香的職業，「一嘟嘟，二殺豬，三醫師，四廚師」，竟有三個與吃有關。（「嘟嘟」是司機，可利用開車四處走的方便，買到山裏的稀罕食物。）

文革是中國社會的大災難，瀕臨覆滅的邊緣。約束中國人道德體系的「孔孟之道」被徹底清除，中國人的劣根性得到全面釋放。現如今，中國社會衡量一個人的唯一標準便是錢和權。

中學時代的學農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當時福州近郊布滿菜地，遠郊盡是農田，給學生們提供了農作勞動的廣闊天地。福州的所有中學在郊區北峰都建了分校。當地農民提供了廢棄不用的邊角田地給我們蓋房種地。在這裏，我們學會了用小竹子變成排，糊上黃泥砌成房墻。用大竹子剖成片，夾住茅草做屋頂。那屋頂在風吹日曬之後必然瀝瀝漏雨，以至於通宵無眠，忙於用臉盆、牙杯接雨的情況時有發生。但青春年少的我們不但不覺得苦，反而覺得有趣。擺脫了平淡無奇的家庭，生活在幾十個各具特色的同學中的樂趣，只有身在其中的人能體會。

記得普遍實施的惡作劇被稱為「蚊子叮」。就是用一根燒成炭的火柴，豎放在睡著的人的皮膚上（粘合劑用的是從幾天未刷的牙齒表面摳下的牙垢），然後點上。當火慢慢燒完，直至皮膚，被「叮」的人往往從熟睡中跳起，圍觀的人便爆出得意的笑，而被「叮」之人則怒目圓睜，罵罵咧咧地在人群中尋找操作的人。被施以「蚊子叮」的通常是弱小無援、人際關系不佳的人。我因在同學中人氣較高而從未被「叮」，我也從未「叮」過別人。

在農村，我們學種水稻。第一步是育秧。我們從廁所裏挑出糞水，倒進水田。讓我至今不解的是水田裏馬上呈現出黑色。我們用鋤頭將糞水和泥土和好後，裝回糞桶挑到平整的操場上。泥土和糞水一擔足有兩百斤，田埂支撐不住，紛紛在腳下迸裂。混在糞泥中的石塊、雜物必須用手清出。當時的觀念是，「向農民學習不怕臟，不怕臭」，及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演繹到「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用精神力，不如說是被迫的無奈，冬天冒著刺骨的寒冷，下爛泥田中翻田、劈田埂草，糊造田梗，插秧，薅草，施肥，夏天頂著烈日在田裏收割。

我了解農民的辛苦，理解他們想過好日子的心。當年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戶，何其暢快。之後他們並未得到熱衷的土地，又變成最底層的赤貧階層。當家作主的承諾無異於放屁。近年來，城郊農民因城市擴張賣地發了一批。這批人遠比當年的土豪張揚闊綽。但大部分偏遠山區的農民依然相當貧困，他們來到城市中，像螞蟻一般幹著城市人不屑於幹的粗活重活。

在中學復課一年後，學校擬將重新入學的同學加以分類，把受社會影響，愛打架的，無視文化學習，專與老師作對的學生，同那些相對循規蹈矩，好學尊師的學生分開。文革中，大學生是從上山下鄉的知青和一些有條件的工人中推薦保送的。中學裏的學生沒了讀書的終極目標，上學純屬排遣無聊。盡管也有些數理化之類的課程，期考的形式還在延續，但讀書已演變為純粹的興趣。一些頑劣的學生在校園裏橫行，儀仗社會上認識的大哥耀武揚威。男孩們在學校裏談論的話題往往是某人與某人昨晚在哪裏「做局」，領頭的社會大哥一般以他所住的地區來冠名。這在馮小剛主演的電影《老炮兒》中有所體現。當時覺得有大哥做靠山的同學真威風，可以動不動就叫幾個「歹子」等在校門口教訓與他們作對的人。對他們背後的靠山大哥更是既恐懼又崇敬，他們充滿了神秘感。後來，其中一名名震倉山的「歹子大哥」，名號「中洲新國」的成了我工廠的同事，成了我一直玩著一起的十個工廠兄弟的一員。當光環退去，不過是和普通人一般有著喜怒哀樂。現在大家都是六七十歲的人，在一起打撲克喝小酒度著余生。

以上提到的分班，給總和我過不去的教師們一個機會。他們把我分到了壞學生一夥。而這批學生則失去了上高中的機會。當時的作法，並未將這批學生趕出校門，而是繼續留在學校組成一個年段，以便專門對付，稱之為「補習連」。在補習連任教的是一些有歷史問題的被校領導厭棄的教師。這些教師原本就在學校裏忍氣吞聲，遇上補習連的頑劣之徒更是苦不堪言，被學生玩弄於鼓掌之中。捉弄的手段通常有，趁其不備將將紙剪的烏龜貼於其後背。在教師的椅子上悄悄放上圖釘等等。這些被劃為補習連的同學大多出身勞力家庭，體力充沛，好動愛鬥，在參加勞動時尤其賣力。只苦了我這個天生柔弱的人。為了不落人後，被老師認為我偷懶磨洋工，我不敢懈怠，拼力堅持。得感謝那段日子，鍛煉了我的毅力，使我能夠在以後遇上需要咬牙堅持的體力活動時有了底氣。

經過一年「補習」，少數表現好的學生被允許重上高中。也許是趙段長們良心發現，終於開恩讓我上高中。回想當年獲此消息，是高興和恥辱兼而有之。好在我本來上學早，和新同學年齡上沒差別，大大減輕了「留級生」的不適感。

由於上過補習連，更由於學習上的突出，在後來的高中生活裏，同學們都比較敬重我，我在班上也頗有些大哥的味道，當然僅限於男同學中。當時絕大部分男女同學互相不說話。私下議論女孩的長相，成了我們這些情竇初開的小男孩的熱點。當年全班男同學公認的幾個美人中，我最鐘情的名叫林愛。用現在年輕人的話說是女神級的。前兩年同學聚會時遇到她，我對她說起當年男同學們對她的欽慕，她回答，怎麽不見有人對她提起，若有或能成。可當年的我有多自卑，只有我自己知道。四十多年後，她早已沒了印象中的美麗，而我已成了糟老頭。

高中的日子真可謂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隨著文革進入尾聲，對抗的力度、烈度都有所減緩。而我在班上享有的鶴立雞群的感覺卻是以後的人生中從未有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