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的廢墟之上重建主觀價值

2020 年 7 月 11 日

在經歷了一波疫情中的跨性別言論抵制後，J·K 羅琳與弗朗西斯·福山等文學、學術和新聞界的眾多知名人士一道於7月7日在Harper‘s雜誌（一份美國歷史悠久的綜合性時政、社會評論與人文類雜誌，以長篇敘述類文章為主要內容）刊登了一封聯名聲明——《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致公正和公開辯論的一封信）。這封反對時下BLM運動極化和政治正確的聯名公開信大致的主旨，在新京報書評週刊（ID：ibookreview）中的概括就是：「平權運動主張在高等教育、新聞界、藝術界實現更廣泛的平等，這一立場值得被提倡，但目前平權運動的極端化造成了另外的危險——對公開辯論的扼殺和對包容他者、接納歧見的拒斥。」

HARPER'S-<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我認為這封信很好地概括了BLM運動所引發的一系列「美國文革」、公然搶劫和群眾言論審查等一些列行為的本質，並提出了對這種近乎於極端政治正確和拒絕溝通的群眾激情以堅決的抗議。從疫情在美國失控一直到BLM運動在全球大規模擴散，2020的民主政治事件似乎標誌著，在本就缺乏共同精神支柱，多元而混亂的現代世界中，即使是二戰後逐步成為主流的理性、自由平等、多元化、民主化在全球化的語境下發展了幾十年後也歸於崩塌的邊緣。似乎進入這個後現代時期，我們在新冠疫情的節點之下變得越來越茫然和無所適從，徹底失去了所謂的時代精神（Zeitgeist）。與之相對應的，是個體生活的根基性，或者說個體生活中那個牽動萬物的錨點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從這裡開始，再多的批判，不論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對這個世界的解構性看法已經太多了，這就是當下世界所面臨的困局之一，在理性的過度膨脹之下，人類以理性為武裝懷疑一切，進而就連人類生存所依託的精神部分也被理性的炮火轟擊得只剩下一片瓦礫，這就顯得這片曾經璀璨的精神之城如今變得即荒蕪又晦暗。

所以，在此筆者想在年中時刻透過對自我的反思，整合自我當下看待世界的問題視角，從而慢慢重建起對自身當下生活的理解。希望能在某種程度上，通過與自我的溝通，某種程度上達成與生活、與世界、其他人的溝通。

在近日最能引發我強烈情感波動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在書中純粹主觀意識的描寫中，我感受到的，是一種猶如回看自己日記般強烈的共鳴感，只是，如此之貼切而深邃的內心體驗與人格體驗，我自己無法訴諸精准的語言表達，而要通過陀氏的超然筆法來展開。

首先，我想借此提到的，絕不是這本書的語言或文學性有多麼的精妙，陀氏的文學視角和精神世界並不是我目前能夠和目前所想談的主要問題。我所想借此次的閱讀體驗闡明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一個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開始，以此透視出現代人的一種焦慮，並且從這種焦慮的自述中可以感受到的，是現代人在反思，意識層面的豐富性與複雜性，這是現代人所無與倫比的精神特徵，與此同時，我們都好像因這豐富的意識流遁入一種地下生活、「假的」生活和虛無主義。

在我的視角下，這種焦慮，在《地下室手記》中體現為，當代人（包括我自己）在解構中似乎洞察了經濟與社會、政治與生活的本質，在批判社會的不公上運用各種政治經濟學理論，利用如同軟件程序般複雜的嵌套邏輯相互爭論不休，似乎萬物在精密的邏輯解構之下變得如此通透，但結果沒有給到我的生活很大的意義，除了知道漸漸認知到世界虛無和殘酷性的一面外，現實生活沒有往好的方向逐步構建起來，而是被大量的理性和批判意識帶往不可知論的無底黑洞。

由此而來的，我們總是在「間接」地生活。我們自以為是地以為知識和理性幫助自己成為全能者，技術發展讓人不再透過直觀經驗來驗證想法，而是透過接受信息來揣測想法、揣測他人。想的太多，解構的太多，但對實際問題的接觸與經歷又太少，而我自己正是多多少少在在這樣一種純批判的相對主義狂熱中不斷壓制著自己行動的可能性。知識的吸收，觀點的內化過程中，僅僅是一種：「嗯，知道了，確實是這樣，這個在道理上又是客觀的，或許將來會有這樣或那樣一種可能性」，批判就這樣止步在腦海裡。至於種種這樣的思想，那樣的主義，我們往往止步於縝密的思維，無懈可擊的邏輯體系，但往往在行動上，又是停滯的。

從希冀一個良好生活的視角出發，個體所要摒棄的，不僅是技術以及體系化邏輯思維的過度滲透，而更應該是認清，過度的理性在逐步侵蝕一種視野跟廣闊、價值更多元的可能性。人會因為矯枉過正而倒向另一種無知。因此在知識建構的視角下，著重思考如何能在行動中，將理論重新結合個體生活經歷，從而進行主體化的過程，我想，這是今天的人重新走出地下室，「重新生活」的嘗試路徑之一。

我認為今天的人們不應心懷幻想，認為機械性的信息的接收，會最終引導真實行動。現實情況下，意識並不與行動形成一個邏輯連貫的緊密整體，更像是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1953—）在《回歸故里》中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洞察：「人們在行為上是靈活的，在意識形態上卻是嚴苛的」。所以，我們不能奢望僅靠知識的獲取和對公共信息的簡單關注，就可以緊接著踐行我們腦海中的理想化圖景。

現實真正的改變並不是由意識線性地傳導到行為（否則自古以來哲人所強調的知行合一就不是一種聖賢的美德了，而應早就是一種社會規範），相反，我們應該倒過來看待，只有在人生的實際閱歷中，在一種處境的巨大轉換所引發的感性認知為主導的境況下，人才會真正產生對生活的不同理解，從這種理解出發，我們回到意識當中去凝練這段經歷，在閱讀中，才能更切身地體味到那種對於世界的再理解。

生活不是技術性的課題，可以讓個體以量化性的視角，系統化的思維方式去用一個被社會凝練出來的「（看似）普適性」的方案，解決每個人遇到的具體問題。那麼，反思和閱讀也一樣，這當中個體首先要產生問題，再嘗試著用閱讀和反思的方式去以不同的理解方式去把握問題本身，有時候，進入到把握問題本身，我認為，那個問題本身所具有的許多困擾便已解決了一大半。例如，如果你在嘗試問繪畫如何改變生活本身，不如嘗試去理解什麼是藝術，從藝術本身的發展脈絡當中把握藝術的本質，看看藝術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對人的境況都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都承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以此為出發點，你會獲得一個更大的視角去看待原有的疑惑。

回到最開始的地方，我想BLM運動的極化，政治正確轉變為民主政治審查的最根本原因，恰恰就是一種相對主義和犬儒世界觀盛行的後果。民主社會的個體陶醉在系統性邏輯的自洽和意識的辨析、批判中，各種未來的可能性正在消解著言論自由和多元主義本身，可能性本身讓幾乎所有的真誠觀點毫無可討論的空間，個體似乎已不再關注議題中的想法是否被踐行，或至少被嘗試過了，他們更在乎的，是觀點的左或右，是屬於女權主義的範疇還是種族主義的審問。換句話說，他們只關注現象在意識或者邏輯中的可能性，但往往忽略了至少去嘗試踐行自身好的想法這個事實。

這樣，也就不難理解近日的BLM運動荒謬一面，犬儒視角下的一切都被理論的相對性瓦解，人們陷入一種虛無主義，所以，在一切理性價值的瓦解後，如同脫繮野馬，社會運動成為了一種較網絡環境之外更真實一些的激情發洩場，除此之外，人們什麼也沒獲得，反而被理性本身所消解。

最後的最後，要說我今時今日對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有什麼不同的理解，那便是秉持自己內心的導引，真誠地感受生活，在普通的事情上踐行自己所認可的價值，一步步地接近和理解這難以捉摸的主觀與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