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讀生之死

上週某個等待下班打卡的放空時刻，聽聞到工讀生阿哲的死訊，確切來說，直到他告別式的前我們許多人才知道原來他已離開。

阿哲年紀約二十來歲，身形矮矮略胖，有一道濃眉掛在黑框眼鏡上，理著小平頭，時常穿著有荷葉邊與污漬的衣服，踩著破舊布希鞋像不倒翁般走著，他完全不像出生自雙北城裡的精緻孩子，木訥純樸而野生。但也確實，我們的工作環境並不窗明几淨，郵局郵務處理的物流現場需要大量像阿哲這樣留著汗的「同學」才得以運作。

「同學」、「小朋友」、「工讀生」是我們正職員工對外包勞務員常用的稱呼，即使他們幾乎都不是學生、部分已年近中年，但這些誤用的含糊稱呼，算是種曖昧鄉愿的暱稱，是種既得利益者的心虛，以為這樣喚，就得以避開那些上下位階關係的矛盾。現實就是，我們在同個工作場域工作，卻有著不同的雇主；郵局員工有著國營企業的起碼福利，然而勞務外包承攬公司往往只採最低基本工資，以時薪制聘雇這些「小朋友」。

能接受如此勞動條件與薪酬的孩子，許多都像阿哲一樣，沒有太多遠見野心，偶爾抱怨工作上的不公平，心思就在趕快搬完眼前這個包裹，待一小段空暇時間可以滑個手游、抽抽新角。與阿哲共事約三、四年了，他總是讓我感到放心，是個認真的「好咖」，在麻木的流水線勞動日常裡，職場上有著感到舒服、信任的夥伴是非常幸福的。下了班，我也曾參與一些外包同事定期揪團的密室逃脫，有幾場阿哲也有參與，記得那還是新冠病毒萌發一陣子後，台灣疫情尚處太平盛世的時期，我們戴著口罩在狹小空間中合作解謎，那時的我渾然不知，那會是阿哲的最後一、兩年。

去年的某個也是等待打卡下班的午後，阿哲躺在地板上，痛苦、暈眩、無法移動甚至無法言語，現在想來這或許就是一切的開端。那天我正好是當班的主管，我很擔心他的狀況，知道他有癲癇的病史但持續有藥物的良好控制，眼前的狀況似是有突發不可知的因素，後來阿哲的母親來公司接回了他，自此之後，阿哲隔了一大段時間無法來上班，聽聞他有腦部開刀，需要時間恢復，後來他也曾短暫回來職場，但狀況恢復得並不好便又離職，再來的消息，便是如此噩耗。

八月三十日，在阿哲的告別式前一天，我下班恍神地在大安森林公園站等著如常的17:09往淡水方向的捷運，然而我知道這一刻並不只是如往常般又一個勞動後的通勤眼神死時間，我被迫地被無常撼動了些什麼，出了頂溪站我心裡有個聲音忽然想吃下港米糕，那就去吃吧，不可控的生命裡我們至少能掌握現下的口腹滿足，我鎮靜地邊哭邊走往樂華夜市方向，而我心裡其實上演著灑狗血的雨中吶喊戲碼：「老天！祢真的好不公平！！！他還這麼年輕！！！為什麼？？那麼多假的要死的爛人過得那麼爽！！為什麼他那樣可愛的人就得這樣被帶走！就只是個小小的用自己力量過生活的年輕人啊......」

原以為能一直見著的人，卻中途下車，那些早逝的人們每走一位，我就感到自己的存在稀薄了些，褪色了些；繼續活的人，望著窗外風景，或者感慨或者定義了某些啟發給自己，而這一次，我腦中浮現一個podcast主題︰「離開的人不需要理由」想叨唸訴說給我的朋友以及我的一小群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