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橋的呐喊 | 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們自己
遺憾的是,四通橋抗議者振聾發聵的呐喊,在中國國内迅速平息在一片虛假的風平浪靜之下,并且還意外催生出“看橋師”這個職業。
誠然,這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當下,確有一石激起千層浪的轟動效應。在部分網友將“四通橋勇士”與六四學潮中的“坦克人”相提并論之同時,另一部分人則不無悲憤地感慨其“孤勇”之舉為:“十四億人齊下跪,竟有一人是男兒!”
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事實是:在中國,作爲抗議活動的“群體性事件”反而是社會常態。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家應星教授據相關部門不完全統計稱,中國社會的“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1萬起,逐年增長至2004年的7.4萬起,年均增長17%;參與者從73萬增至376萬,年均增長12%。至2007年,“群體性事件”高達8萬餘起。北京清華大學另一位社會學家孫立平則推算,僅2010年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高達18萬起。
日本《日經亞洲》今年8月29日發佈統計數據稱,2020年中國維穩開支高達2100億美元,僅10年内就翻了一番,還超出國防開支7%。不斷攀升的維穩經費,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社會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
不同於俄羅斯和伊朗等威權主義國家存在較低程度的反對黨和公民社會,中國社會不存在任何性質的反對黨,自1980年代至2000年代才稍微萌芽的公民社會如今也蕩然無存。如今難以想象《南方周末》還曾意氣風發地公開討論憲政。也不同於剛剛經歷民主轉型失敗的緬甸和香港,以及至今仍在民主轉型困境中的泰國,中國社會并不處在民主轉型的過渡期,沒有比較開放的社會公共空間容納批評意見。
在俄羅斯、伊朗、緬甸、香港和泰國等國家及地區,公民抗命運動比較容易集結成全社會參與的較大規模抗爭。但是在2010年代以後的中國,由於公共空間遭到嚴厲管控和切割,集結成全國性的大規模不服從運動,即便從理論上講也是不可能的。
加之維穩經費不斷增加,中國政府不但把教育體制牢牢抓在手裏,并於2018年成功挫敗了有串聯成學運跡象的“佳士事件”,還曾於2011年挫敗了受北非“茉莉花革命”鼓舞的和平抗議活動。與此同時,網絡監控、市政監控和言論審查愈演愈烈,中國政府還建立了類似保甲制度的網格員,並利用“社会信用系統”對個體實行人身約束和親屬關係連坐,不但從物理空間上阻斷了大規模串聯的可能性,還從虛擬的網絡空間上加强了大數據分析和監控。
也有人將中國政府針對“四通橋事件”的網絡鎮壓,與“李文亮悼念活動”受到的殘酷鎮壓相提并論。事實上,今年春的“鐵鏈女事件”才剛剛引爆輿論風波,其鎮壓力度是一貫的。不論哪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與上述那些國家和地區完全不一樣,因爲在中國一切社會空間都是被切割的、原子化的,每個個體事實上都是孤立無援的。
因此,你很難指望在孤狼行動上獲得全社會的普遍響應和跟從,即便在推特上,一樣有人故意摻沙子進來分化、瓦解和轉移焦點。
即便“鐵鏈女事件”引發全中國社會的普遍共鳴和義憤,但是中國并未出現像眼下伊朗仍在進行中的抗議活動。伊朗至少從2016年以來,全國性抗爭幾乎年年不斷,血腥鎮壓已是家常便飯。其中最慘痛的發生在2019至2020年間的“血色十一月”(据路透社統計至少約1500人傷亡),當下仍在進行中的抗爭活動也造成了至少41人傷亡。
可見,流血犧牲和白色恐怖并不能嚇退公民抗命。説中國人是因“天安門事件”創傷和陰影,而忌憚血腥鎮壓和白色恐怖是不恰當的,與其説是忌憚心理作祟,不如説是威權統治不斷進化的結果。由於無法再組織成全國性的大規模抗爭運動,中國的社會運動傾向於零星的、分散的、圍繞具體權益的抗爭活動(比如老兵維權、武漢陽邏抗議垃圾焚燒、河南銀行儲戶維權等等),很少有像“四通橋事件”那樣以追求社會變革為導向。然而,圍繞具體權益的爭奪,很難在全社會得到普遍共鳴,進而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以社會變革為導向的呐喊,則往往受到迅速的、不成比例的打壓,宛如援江河湖海以撲滅星火。
這種孤立感是令個體感到絕望和看不到出口的根本原因。他們對同胞此起彼伏抗爭也變得不冷不熱,因爲這樣的事情太多,反而有點麻木不仁。再者也如前文所講,這類抗爭往往是火燒眉毛才着急救火:只關心與自己相關的切身利益,并不以追求社會變革為己任,這樣的抗爭自然很難得到共鳴。
伊朗人的抗爭決心很好地説明了:民不畏死,以死懼之也沒有用。中國社會看上去是死水一潭,與其說是因白色恐怖籠罩之故,不如説是反復分化、孤立和切割的結果——當有人說奴役,卻想不出如何形容奴役的時候,這就是奴役的具體形式。奴役的本質就是馴服。
回到我們最初的話題: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們自己?那我們在什麽地方反常了?
事實上,恰恰是因爲湧入人們視野的、此起彼伏的反抗過於頻繁,個體的精力和記憶則是有限的,注意力無法在孤立的個案上長期停留,這是中國人變得麻木不仁的直接原因之所在。但國人真正反常的地方還在於:國民是一盤散沙,哪怕偶爾凝結起來的,卻叫團夥,不叫公民社會。
參考文獻:
- 應星. 2009. "'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 《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6期:1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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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陽. 2011. "群体事件已超18万,中国社会动荡加剧" (2011年9月29日). 2022年10月14日. https://www.dw.com/zh/%E7%BE%A4%E4%BD%93%E4%BA%8B%E4%BB%B6%E5%B7%B2%E8%B6%8518%E4%B8%87%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5%8A%A8%E8%8D%A1%E5%8A%A0%E5%89%A7/a-15426349
- Wikipedia. "2019–2020 Iranian protests."Accessed on Oct. 14, 202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9%E2%80%932020_Iranian_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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