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行动 13 | 俄罗斯艺术家在红场钉睾丸，点燃地狱之门

2022 年 3 月 9 日

介绍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帕夫伦斯基（俄语： ПётрАндреевичПавленский），在列宁格勒于1984年3月8日出生。他是俄罗斯当代艺术家，以他富有争议的政治表演艺术而闻名，或者是对高调挑衅的回应，他称之为行动。

帕夫伦斯基曾在圣彼得堡艺术与工业学院纪念绘画系学习。帕夫伦斯基和Oksana Shalygina于2012年创办了一份独立的在线报纸《政治宣传》，致力于政治背景下的当代艺术、“克服文化沙文主义，由政府实施”、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帕夫伦斯基是政治行动主义者中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经常涉及裸露和自残。帕夫伦斯基明确谴责“权力机制”，迫使当局通过在警察严密监视的地区进行演出来参与他的艺术行动，并解释说“刑事案件成为艺术品的一环”，而政府则“被吸引到制作艺术品的过程中”。

他于2017年5月4日在法国获得政治庇护，目前居住在法国。讽刺的是，2020年为他提供庇护的法国因他在一件作品中火烧法国国家银行将他关进监狱。当年在法国获得庇护的原因是他火烧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而这次将他逮捕也是因为一场火灾。

“我的目标一直是让每个人都感到不便和不舒服，”他说。

俄罗斯表演艺术家 Pyotr A. Pavlensky 在巴黎，他作为难民受到欢迎，然而因在国家银行放火而入狱

主要作品

2012年缝唇

帕夫伦斯基最初因在反对监禁俄罗斯朋克团体Pussy Riot成员的政治艺术活动中缝上嘴而出名。2012年3月份起，Pussy Riot乐队的3名成员被关押。当时，乐队的5个成员在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的祭坛举行了一场反对普京和俄罗斯正教会的名为“朋克祈祷”的非法演出。表演被教堂安保人员制止。3月3日，其演出影片出现在互联网上播出后，乐队的两名成员娜杰日达·托洛孔尼科娃和玛丽亚·阿廖欣娜被控犯有扰乱公共秩序、冒犯宗教信徒和“流氓行为”等罪名而遭到逮捕。7月23日，帕夫伦斯基紧闭双唇现身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举着横幅，上面写着：“Pussy Riot的行动是耶稣著名行动的复制品基督（马太福音 21：12-13）”。

警察来得很快，却无能为力，因为艺术家沉默寡言，独自站着（在俄罗斯，一个人的示威游行是合法的，而根据新接受的法律，必须逮捕两个或更多的人）。警察不能行动，但他们也不能离开，因此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去除了帕夫伦斯基脸上的缝线，然后把他带到精神病医生那里，确认他的健康和理智，并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将他释放。这位艺术家表示，他强调的是当代俄罗斯缺乏对艺术家的尊重，说：“我的目的不是让任何人感到惊讶或想出一些不寻常的东西。相反，我觉得我必须做出一个能准确反映我的情况的姿态”，“我的嘴展示了在俄罗斯的当代艺术家的情况，生活在一个禁止宣传、收紧审查和禁止在当代艺术的公共言论。”之后帕夫伦斯基被送往医院后，他面临的是15天的监禁。

2012年11月14日，路透社发布了年度98张最佳照片列表，其中包括《缝唇》。

2013年躯体

2013年5月3日，帕夫伦斯基举办了一场政治艺术活动，他想在其中展示一个人在压制性法律体系中的存在。这个事件被叫做Carcass（躯体）。他的助手将他赤身裸体地包裹在多层铁丝网中，带到圣彼得堡立法议会的正门。赤身裸体躺在带有尖刺的铁丝网卷内将近20分钟，艺术家保持沉默，在茧内半弯着身子一动不动，对其他人的动作没有反应，直到警察切断了铁网，将他释放。该表演获得了2013年在城市空间实施的行动类别中的俄罗斯激进主义艺术替代奖。

帕夫伦斯基发表了以下评论：一系列旨在镇压公民的行动主义者、恐吓民众、稳步增长的政治犯人数、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法律、18岁以上的法律、审查法、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的活动， “促进同性恋”法 —— 所有这些法律都不是针对罪犯的，而是针对人民的。最后还有亵渎法。这就是我进行这次行动的原因。人体像一具尸体一样赤裸，上面除了铁丝网外什么都没有，顺便说一句，铁丝网是为了保护牲畜而发明的。这些法律就像铁丝网，把人们关在单独的圈子里：所有这些对政治活动家的迫害，“5月6日的囚犯”，政府镇压是笼子周围有铁丝网的隐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人们变成无胆且受到安全保护的牛，它们只能消费、工作和繁殖。

2013年固定

2013年11月10日，帕夫伦斯基在莫斯科的红场外，众目睽睽下脱光衣服，用一根钉子把自己的睾丸钉在红场地面上，在那里赤身裸体地坐了一个半小时，抗议政府剥削民众政治权利。他的政治艺术活动恰逢一年一度的俄罗斯警察节。

警员赶到后立即为他披上衣服，送院治疗，之后押回警局。他事前在网上发声明称，“一名裸体艺术家，看着自己的蛋蛋钉入克里姆林宫的人行道，这就是一个人情冷淡、政治冷漠、当代俄罗斯社会宿命的隐喻”，“政府把这个国家变成一座大监狱，公开掠夺民众的财富，拨款增加警察部门和其他安全机关，并让他们发财，社会却接受专制，忘记自己人数上的优势，无所作为，让警察国家进一步逼近。”帕夫伦斯基曾经听朋友讲过古拉格情况，他听说古拉格的看守会把犯人钉在地板上，于是他重现了这个行为，旨在反抗悲惨的被压迫的生活。（古拉格 —— 最初仅仅是苏联内务部的主管劳动改造营并监督在押犯的服刑与运输的分支行动部门。但是现在“古拉格”在一些国家地区已经取代了“绞肉机”，成为了形容“专制压迫性政府系统”的代名词。）

他本来面临15天监禁，但法官认为该案没有正确提交上诉材料，除了流氓行为外，没有别的罪行，精神病检查也表明他神智清醒。波夫兰斯基于当年11月11日获释。

2014年自由

2014年2月23日，帕夫伦斯基组织了一场名为“自由”的行动，其灵感来自在乌克兰迈丹发生的抗议。帕夫伦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在圣彼得堡的三方桥上搭建了仿路障，烧轮胎，敲鼓。行动被圣彼得堡警方打断，他们逮捕了帕夫伦斯基和他的同僚。

2014年2月25日，捷尔任斯基刑事法院以流氓罪名停止了对帕夫伦斯基的行政诉讼，并将其释放。对帕夫伦斯基涉嫌违反政治会议规定的调查仍在继续。由于燃烧轮胎，他被指控破坏公物。在调查期间，帕夫伦斯基秘密记录了他与主要调查官帕维尔·亚斯曼的审讯过程，并让他参与了关于政治艺术的性质和意义的讨论。亚斯曼随后辞去了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开始准备成为一名律师，为帕夫伦斯基辩护。对话的文字记录在几个国家作为“艺术对话”出版。

2015年隔离

2014年10月19日，帕夫伦斯基赤身裸体地坐在臭名昭著的Serbsky Center的屋顶上，并且切掉了右耳垂的一部分，在风中静坐了两个小时。这个行为旨在抗议出于政治动机使用司法精神病学。下耳垂，在他看来代表一个不重要的部分，表达政府可以使用精神病学和医疗诊断方式将个人从社会上“剔除”。这个艺术行动也是对梵高的致敬。

Serbsky Center全称为塞尔维亚社会和法医精神病学国家科学中心，每年进行超过2500次法院命令的精神评估。Serbsky Center现在由俄罗斯联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首席精神病学家Zurab Kekelidze领导，他相信同性恋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精神障碍，并未被排除在精神障碍列表之外。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 明白当一个人成为一个艺术家会对我又怎样的改变，变得比他们更强，克服了他们的冷漠惯性。我不认为一个艺术家不该只是被孤立和沉思的存在。一个艺术家没有权利不采取一个立场。”

2015年威胁

帕夫伦斯基于2015年11月9日莫斯科时间凌晨1点15分来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卢比扬卡大楼的第一个入口，用汽油浇了前门，并用香烟点燃了它打火机，大楼的门被部分烧毁。帕夫伦斯基站着等待被捕，30秒后没有抵抗就被拘留，并被指控debauchery。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解释了燃烧的含义。

针对帕夫伦斯基的刑事案件于2015年11月9日根据俄罗斯刑法第214条的“故意破坏”部分开庭。他被关押在精神病房几个星期，并在监狱里待了七个月等待审判。据画廊主Marat Gelman称，该动作显示了帕夫伦斯基的“明显象征意义”。“卢比扬卡之门是地狱之门，是通往绝对邪恶世界的入口。在地狱之火的背景下，是一位孤独的艺术家，等待被俘虏……帕夫伦斯基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门口的身影着火了 —— 非常重要的俄罗斯当代政治和艺术象征。”

审判也是作品的一部分。他首先被指控“破坏文化遗产遗址”。根据俄罗斯联办安全局的说法，这扇门是伟大的文化遗产，因为许多才华横溢的人们在其身后遭到酷刑折磨。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复制品，而帕夫伦斯基一直要求向他指控“恐怖主义”。当整个事情变得过于现实主义以至于无法继续时，帕夫伦斯基就被释放了，只能得到罚款。2016年6月8日，莫斯科刑事法院宣布帕夫伦斯基犯有破坏公物罪，并判处他50万卢布的罚款，帕夫伦斯基拒绝支付。

俄罗斯艺术家彼得·帕夫伦斯基2015年11月10日出现在莫斯科法庭的审判席上，他因为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门点火而受审。

其余信息

帕夫伦斯基先生出生于列宁格勒（现称为圣彼得堡）一个墨守成规且相对舒适的苏联家庭，他是独生子，他说，当他知道父亲是既定秩序的忠实仆人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将信仰归于国家权力的危险。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49岁，醉酒致死。“这是一次慢性自杀，”他回忆起他的父亲，一位在国家研究所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的地质学家，从未从苏联解体中恢复过来。“他把所有的信任和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政体”，帕夫伦斯基说。他的母亲是一名退休护士，现在还活着，住在圣彼得堡。

他说，他的父母虽然意见相左，但鼓励他追求对艺术的兴趣，并支持他入读圣彼得堡著名艺术学校斯蒂格利茨国立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决定。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在确定获得文凭会给他贴上“系统的仆人”的烙印后，在学业最后一年退学了。

帕夫伦斯基先生在他的艺术行为中不屈不挠和好斗，但他为人出奇的温柔，尽管他的脸颊和剃光的头，在除夕的战斗中留下了伤痕，给他一种令人生畏的气场。他没有工作，身无分文，有时为不得不要钱支付回家的出租车费而深表歉意。他的巴黎律师胡安布兰科（Juan Branco）的其他客户，包括黄背心抗议运动的成员，正在无偿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