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

我一边吃着早饭，一边看着大爷大妈们，在蒙特利尔中山公园孔庙前的水门汀上练习法轮功，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法轮功学员转法轮。出国前，除了在小卖部找零时换来的人民币背面偶尔印着的真善美标语外，我只知道故乡小城利豪酒店的主厨是个练法轮功，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里，同学间的升学宴应接不暇，无一例外地都订在利豪，久而久之，我们这群往厨房跑的小毛孩便和他这个主厨熟稔了起来。不知是出于良心还是疯狂，他悄悄地告诉我们自己一直在练功，也不知是年少时我们的无知还是天真，这个泄露的秘密并未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他如今仍在酒店顶层的厨房里挥汗如雨，过着日复一日的安稳生活。我想起一个家境富裕的大学同学曾讲过：他以前到香港旅游时，从机场一出来，就被群情激愤地法轮功学员们团团围住，追着控诉那些耸人听闻的共产党罪行，什么活摘人肝，竹签挑指甲，以至于得去旺角喝上好几杯港式奶茶才能重宁心神。从没出过国的我听罢只感到一丝羞愧。如今，是我第一次出国，上个月，我一边搪塞过为疫情担心的亲戚，一边独自推着行李来到人山人海的虹桥机场，按流程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国航班机，我出国的理由是留学，目的是逃离中国，希望再也不回去。

我记得，当时我在飞机上的座位并不靠窗，为了俯瞰一下从未谋面的太平洋，不可避免地和邻座的华裔老人对了视，他突然来了兴趣地向我靠过来，礼貌地询问我此行的目的，我只好说是留学，他顺势问我是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是不是读博士，我愣了一下，只能抱歉地说不是，他满足地抬了抬眉头，把目光移回前方，借着这个契机把家族里的龙子龙孙的世纪娓娓道来：谁正在攻读全奖博士，谁拿了哪个北欧国家的绿卡，我朝向他培养基般沾染老人斑的脸，目光却一直盯着机窗外淡蓝色的大海，海面上粼粼的波光仿佛像一群洁白的候鸟，老人聒噪不休的话也消融在想象中的鸟鸣声里。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大海，如果我那颗被应试教育磨平的好奇心真的还存在的话，我很好奇大海。

我从未有机会前往海滨。最靠近大海的一次便是为了登机来上海的那天，我也是第一次来上海，我经历的太少，整个世界又太大，对我来说几乎都是新的。我想起自己去了午后的外滩，找了个大理石凳坐下，江对岸高耸的摩天大厦一字排布开，却比中央电视台上看见的要平凡许多。我看着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们反复调整角度，对着外婆家擦不干净的酱油瓶般的东方明珠拍下一张张大同小异的照片。那天下午风很大，行人中，除了万年不变的短发国男，头发大都被吹散了，靠着栏杆自拍直播的网红播客们也紧紧地抓住臀高的扶手，失去了往日镜头前的自信，孩子牵着的气球一簇而上，转眼就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我在这一片祥和而胜利的景色中越发困倦，外滩的雄壮并没有让我沸腾，长夏的凉风也没让我清醒，反而像某种激发动物冬眠的生物信号，无边的睡意如同地铁中柔和的报站声，包裹了我疲软的脑垂。我又开始想起一些东西，想起父亲，想起一个南方小城的冬夜，母亲和我围坐在取暖器旁，一个算账，一个做题，父亲则在他的书房里和艾泽拉斯的战友们浴血拼杀。无论他的血有多热，电脑主机的风扇转的有多快，等到吃饭时，你总能看见他指关节上深色的冻疮，他似乎在游戏里忘了冷和热，母亲早已习惯，并不会多说一句。

我记得出国前的那一夜，母亲出差未归，父亲躺在海蓝色沙发上有些沮丧，不知到底是因为晚餐的醉意，还是想到之后就要分别的不忍，他主动找我聊起天，回顾自己匆匆走过的大半人生，似乎想要为自己对自己的失望找到一个合理宣泄的借口。职高学历的他毕业后被分配进了国有印刷厂，和同样在国企上班的母亲早早结了婚，接着生下了我。幸福来的快去的也快，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下岗潮马不停蹄地波及到了南方的我们，他们双双下岗，两个人开始像无头苍蝇般四处找工作，父亲开始重头学习钳工，母亲开始学习会计，积蓄以可见的速度见底，三个连房子都没有的人寄宿在外公家里，晴天霹雳般的挫折连同女方家长的鄙夷联合压垮了父亲的精神，很快，还在工厂试用期的他就在车床上碾去了自己的小指，成了一个书面意义上的残疾人，于是他离开了工厂，并用老板赔付的补偿在小城的一角买了房和电脑，每天沉迷网络游戏，他不光成了一个身体上的残疾人，心理似乎也永远的残疾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其他正式的工作，每天在家做游戏代练，一转眼，居然过去十几年了。

父亲陷在掉了皮的沙发上，望着橙黄色的天花板，别扭地问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成了这样？或许是今晚国企老同事的聚会刺激到了他，浑浑噩噩过了半辈子突然发现，当年一齐下岗的兄弟们，陆陆续续有了各自的工作和事业，有的买了轿车，有的付了新房的首付，早早地帮自己的儿女给共和国的房地产泡沫接上了盘，而他却仍然一无所有。十几年过去了，下岗潮像一场梦，和所有过去的悲剧一样被人淡忘，四十多岁的老同事们早已走出了当年的人生危机，而他却永远地残疾了，仿佛曾经失去的是象征男性的性器，于是逆来顺受地承继了家庭妇女的职责，每天扫地，做饭，打游戏。饭桌上的老同事们一开始对他还饶有敬意，酒过三巡，那些大腹便便的中年男性们早就摸清了他的底，顶着红彤彤的醉脸，开起充满着钱权性暗示的玩笑，把父亲用保鲜膜护起来的尊严彻底碾碎在假皮鞋根和腈纶地毯的缝隙里。

或许是因为你想的太少，我对他说，你没有去思考游戏行业的发展变化，什么游戏会火，什么游戏会衰落，你总是当一个跟着风向走的劳动力，哪边钱多去哪边刷，既没有扩大产能，开设自己的工作室，也没有提前布局，在价格还未形成的时期就冒险下注。他抱歉地笑了笑，说：或许是的，然后释然般地叹了口气，接着，他开始聊我，他说他并不后悔这一切，因为他培养了我这样一个孩子，他相信我。

他开始和我回忆起了我的人生，这单调乏味的做题人生，在他看来却恍若网络小说的退婚流主角，他说我小时候长得很矮，母亲拉着他带我一起去找了医生，医生看了看他们两口子的身高，再看了看我，讽刺说你们二位看看自己的身高，怎么还会指望自己孩子能长得很高。于是他不服气，给我买了各种中药补品，现在看来是起作用了。我只能装作不笑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破他这可悲而天真的因果论，如果他当年把买补品的钱拿来买肉蛋奶，或许我现在就不再是中国女性口中的“二等残废”了。他接着说，当年伯父给了他一个外调做公务员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希望没有人照顾我，紧接着，他又说要感谢王老师，我问哪个王老师，初中的王老师还是高中的王老师，他说都要感谢，要不是两个王老师告诉他我的成绩下降了，说不定我就救不回来了，年纪轻轻成了一个小混混，更别说继续读书，甚至如今这样能出国了。他说，母亲当年逼着他去给老师送礼，让老师多关照关照我，现在看这个礼送的是值得的。

你们还送礼了？这是和他聊天这么久，第一次聊到让我惊讶的事情。

是的，你外公让你妈送礼，你妈让我去，我最后还是请老师吃了一顿，给他提了盒龙井，相当于我忙半个月的工资了。

是的，也只有外公干得出来，他是当地的城规局的老干部，老党员，一直精通这一套送礼的文化。外公有两儿一女，依着他的庇荫，两个舅舅早已在县城规局里飞黄腾达，买了两三套房，家具也都是新添置的，而我的母亲仍在她和朋友开办的清洁公司里奔波，没有政府的关系，十几年来，只能依靠着口碑和几个老客户的支持勉强糊口，才不至于解散。母亲和外公的关系不好，据说是曾经叛逆的代价。当年国企下岗后，外公让母亲听他的安排进机关单位，母亲一心只想自己闯荡，如今也只能自讨苦吃。

如果不送礼，我会怎么样？我开始想这个问题，父亲和母亲都不会做题，母亲所谓的教育无非就是限制我玩电脑的时间，把我关在书房里，仿佛我是一个做布朗运动的随机粒子，关的时间久了总会漫步到学习的状态，可我不是，我在封闭的书房里展开取之不尽的草稿纸，画漫画，写小说，稳定地浪费着每一寸光阴。如果两个让我讨厌的王老师不给他们通风报信，我的成绩会一落千丈吗？在这场象征着未来命运的做题大赛里，千百万人参加的高考被分得很细，从300分到700分，能划出上百个档次，高三的最后冲刺期间，总分提高十分带来的喜悦能让每一个做题家脱胎换骨。但如果我们往回溯到更早，任何一瞬间似乎就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比如在某一刻讨厌了某一学科的老师，比如在不正确的时间点看了一本漫画，沉迷了一款游戏，比如爱上了某一个人，你的命运或许就迁移到了另一条路，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让中国家长们忧心不已。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应该去过哪一种生活，但他们知道不应该去过哪一种生活，后者的比例往往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毕竟他们也知道，大部分中国人过着一种不值得过的生活。

然而，班级式的教育往往让我产生一种幻觉，觉得所有的同学都是我的一种可能性，我也可以是他们。我看着我的一位小学朋友，他年轻时比我勇敢，从敲诈勒索的混混手下救我脱险；他比我包容，玩大富翁时即使看见要输的我作弊也并不介意；他更比我诚实，稳重，待人得体大方。他和我成绩一开始差不多，后来却不知道为何，悄悄偏离了方向，越走越远。我去了远方的985，他留在省内的三本读中文系。当我听说他毕业后一直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一度非常高兴，仿佛一位朋友在帮助我完成我未竟的梦想。我们再见面时，话题里除了二次元和虚拟偶像，便满是对未来的迷茫，我知道在国内996没有未来，你只是公司可以汰换的生产燃料，要么拼光六个钱包趁早加入泡沫房价的时间炸弹游戏，要么像用漏勺打水般想尽一切办法在告老还乡之前保养好手里这些时刻都会贬值的人民币，他也知道纯文学死路一条，他曾几次尝试面试游戏编剧又接连失败，公务员的枯燥乏味的生活又让他年轻的心充满绝望，于是寄希望于能靠着网文拼出一番天地。我从未看不起商业文学，甚至一直梦想着自己未来也能成为成功的商业作家，只是不知道他究竟在写着怎样的网络小说，服务于怎样的一群读者。接着，他问道：什么时候打台湾啊？

为什么要打台湾？这问题有点出乎意料，虽然我对失望早有防备，但绝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开端的。

因为要拿下台积电，这样才能赢。他严肃地说。

是否有一种可能，我是说，是否有一种可能，所有人都是你，时间回到幼儿园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孩子们步入贴着快褪色的卡通涂鸦的教室，第一次成了学生，认识了老师，和同学成了朋友，从那时开始，我们便成为了彼此的可能性，孩子们讨厌老师，讨厌说话不算话的老师，讨厌欺软怕硬的老师，讨厌阳奉阴违的老师，讨厌势利眼的老师，凡是被孩子们一齐讨厌的老师，几乎没有不恶心的。然而家长们仍然疯了般给老师送礼，事后还倍感欣慰，所有的孩子从此开始被扭曲，勇敢的变成懦弱的，诚实的变成虚伪的，善良的变成残忍的，热心的变成冷酷的，他们慢慢长大，只关心成绩和分数，成为了令你感到绝望的模样，你像讨厌自己一样讨厌他们，他们渐渐失去所有的梦想，加入形形色色的企业，谩骂着目中无人的领导，猜忌着笑里藏刀的同僚，一无所有的人变得狡诈贪婪，既得利益者变得傲慢狂妄，然而无论对自己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他们都把所有的信心寄托在了这个国家无形的利维坦身上，等待着这匹巨兽用鲜血铸就的长城为他们围建一个地上的天国。

盐碱地里能生长出耐盐的果子，患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容易在大饥荒中活下来。如果环境稍稍发生了变化，所有人都可以是你，你也可能会变成所有人。我在恐惧和悲伤包裹的深夜里，仍然会反复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去痛恨这个国家，因为他把所有好的东西都毁灭了，把你变成了躺在职高宿舍里一边外放抖音，一边和同学约王者荣耀联机的冲浪蛆，把你变成了反复地阅读中国赢麻了的自干五，把你变成了在网上和汉奸精日公知们上演别样的举报大战的小粉红，把你变成了精通送礼和察言观色的精明人。所有的你都可以是你，你是所有可能性中的一个点。

已经喝醉的父亲开始咒骂娘家外公外婆，这场短暂的走马灯让他再次回忆起了失业后遭受的各种偏见，寄人篱下还要饱受鄙夷的耻辱，而我则渐渐地感到困顿，双眼失焦，悲剧再一次像夏日午后的海浪般一股又一股的袭来，父亲的悲剧，母亲的悲剧，朋友的悲剧和我的悲剧，我曾今无法容忍的分裂，脑海里，各种生命的细枝末节开始缓慢地生长，我像一只蛛母站在记忆之网的中心，感受着这来自四面八方的震动。人总是要给自己的失望寻找理由，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个能运转的生命，但我警惕着这种框架，当框架为了解释自己而存在时，也便成了可以违背人性的自我说服的工具。我便在这样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里折磨着自己，像一场永无止尽的下坠，在黑暗的电梯井里看见反复消逝的灯光，却什么也抓不住。

父亲睡了过去，仿佛失去了灵魂，很难想象他曾经这么会讲故事，讲那些他从网络游戏里面偷来的故事，魔兽世界夜色镇里的复仇，斗战神的白骨夫人，他还会给我展示一些海报，这些妖魔鬼怪的形象便长久地充斥着我童年的梦。如今，这些会议都消融在他渐起的呼隆声里，这最后的男性特征在这个别离的深夜无奈而奋力地证明着什么，千千万万个一模一样的故事，在平原上发生了千千万万次，你作为我的父亲，仍希望我记住你的这一次。

当我重新在外滩醒来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大胆，密集的人流里稍有不注意，或许自己的钱夹就被江西老乡摸去当晚饭了。上海如此陌生，让人失去所有的通感，梳着贵妇头，带着金首饰的上海阿妈，按照公众号学来的潮流穿搭配色的倩男靓女，每当吴语轻启时我便意识到彼此的生活毫不相关，他们有着他们的爷爷奶奶，讲着另一种语调轻佻的本地方言，他们有他们的爷爷奶奶，抗日战争期间就用过香奈儿和万宝路，他们的父亲母亲，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下海潮里狠下心来捞了一笔，顺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凭空坐拥了千万的财富，几乎他们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移民欧美的亲朋好友，你分不清是拿的血卡还是凭着实力。他们的仇恨也和我不一样，或许，我是指或许，或许有些上海人，他们的资本家外公在1953年的“五反”中，从上海国际饭店顶楼一跃而下，或许有些上海人，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仇恨的锁链是如此清晰地指向执政党。如今也化作黄浦江的碎浪，消失在洋溢着喜悦的欢呼中。

老人已经睡了，我才发现此刻云层已经笼罩了舷窗，机舱里稍稍暗了下来，我不知道刚刚的自己是否到位地配合了他的演讲，但我还是感到一丝自责，自责自己不够勇敢，像朋友怒斥王老师的不公正那样勇敢，自责自己不够诚实，像同学等待被剐蹭的轿车司机那样诚实，我仍然在各种粉红温中间压抑着自己的怒火，如果那些孩子没有长大，我多希望成为他们，我希望重新变得勇敢，正直，善良。

是啊，中国机会多，可我的父亲没有把握住，我的母亲也没有把握住，把握住的人是我走后门的舅舅们，也是给老师送礼的我。我看着机舱里的黑头发黄皮肤，不可避免地和他们四目相对，他们中有的困惑，有的担忧，有的厌倦，有的警惕，他们把握住了怎样的机会，才同我们大家在机舱里相逢，他们失去了怎样的机会，才仍然在经济舱里忍受这仓促的哭声。一个女孩在哭，不知道是失恋了还是家人遭了不幸，眼泪顺着下颚打湿了她红色的围巾，这少先队员般的红，仿佛侵入我的生活的党。

我上一次哭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了，但我总是能记起哭的最真诚的一次，那是2018年的7月10日，刘晓波去世后，中国政府放行了刘霞，她的航班当晚抵达了柏林。当时寝室已经熄灯，室友还开着神船在巫师三里面收集狼派套装，我登上梯子看见这个消息，便控制不住自己地哭了起来，我究竟知道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是出生在东三省的国有企业工人的子女，享受着继承自满洲国的一等一的工人群体生活，我没有地主阶级的太爷爷太奶奶，我的祖先也是在刑场上看热闹的一份子，我的爷爷奶奶在三年自然灾害里侥幸活了下来，我并不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我的父母不是能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不理解摇滚乐和诗歌，康德和黑格尔，自由和民主，他们从没有登上过天安门广场，只是反复为了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十几年如一日的打转，我没有需要上访的事情，没有被党监禁和迫害的亲人。那么我为什么要哭？一架与你无关的航班到达，一个与你无缘的国度，一个与你不相识的女人，脱离了你未曾进入的苦海，而你却像她的孩子，有了牵连血脉的情绪。我恍然大悟，原来我的父亲并不是我精神上的父亲，我希望有一个正直，诚实，不屈的父亲，一个善良，不离不弃的母亲，不惜为此憎恨一个党派，与一个国家作对。我希望能拥有爱人的力量，也希望因此被爱，所以我共情着一个又一个别人的悲剧，只是因为他们好共情，他们指向人类共通的某些穿越历史的诉求。但我却没有办法写下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从未遭受过这样的苦难，我只能写我自己的故事，卑微的故事，琐碎的故事，复杂的故事，一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故事，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讲出来的故事，我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做题家，不真诚的做题家，往上没有经历过更好的生活，往下却没有遭受更坏的生活。我却想和历史算一笔账，算一笔漫长而复杂的帐，这笔帐包含着人生所有的秘密，包含着一切可能的开始和良定的结局。

公园的大爷大妈们结束了一天的晨练，结伴而归，路上对着共产党骂个不停，我突然很羡慕他们，羡慕他们能毫无顾虑地说话，我想起余英时的话：“不是你反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反你。”，随着你不断长大，当你发现有些话不能说的时候，便是他反你的时候了，二十一世纪仿佛像一部阉割的历史，周星驰，北岛，韩寒，这些波及到每个小镇的影视明星文化巨头，也都一一主动地跪倒在了利维坦的脚趾前，他们曾经看起来如赤子一般，如今却也沉默不语，或许，他们一直都是如此被圈养着，被允许说着允许说的话，直到他们忘却了自己曾经想说的，一种麻醉后的阉割。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魔力，他总能把美好的变得腐烂，时间是否也站在魔鬼的这一边。我想起浮士德，他们究竟在哪一刻时，面对怎样不舍的瞬间，终于恳求梅菲斯特停下这一切？

我感觉疲惫，东风却又让人清醒，我三下五除二吃完早餐，提上书包，骑上淘来的二手自行车，匆匆地奔向学校，留下空荡荡地广场，和一地无人清扫的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