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的回憶】洋墓亭十兄弟

擺脫了煉膠車間那昏暗渾濁的環境和同事後，硫化車間給我的感覺簡直是得到新生般。車間的廠房寬敞明亮透氣。一道排著比汽車輪胎大一圈的「煮胎」大鐵鍋，鐵鍋上下兩半均分。將裝了內膽貼好生膠皮的舊輪胎裝入其中，鎖上用大鐵棍擰緊的四個固定大螺絲，打開鍋爐房管道放過來的熱蒸汽就大功告成了。接著，舊輪胎要在大鍋煮3個小時才打開。這3小時，我們操作工們便閑下來，可以隨心所欲地串門聊天。這與我之前幹的煉膠工真是天壤之別。記得當時是三班倒，也就是24小時輪流。上三班最辛苦，淩晨四點多因為熬不住，有時從工廠鎖著的鐵門爬出，偷著回家睡一會兒再來。但由於我生性膽小怕事，印象中這種事比較少幹。

我們班組一共四個人，兩男兩女。班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的，叫什麽給忘了。另外一個是五十歲左右（也許沒那麽老）。但由於她是一個標準的沒什麽文化的勞動婦女，所以比較顯老。她曾經從事的職業是目前幾乎已經絕種的工作，就是箍桶。將各種將要散掉的木桶用竹篾或鐵線重新給箍起來。同事們沒叫她的名字，直接叫她「箍桶嫂」。這個稱謂稍有一丟丟輕蔑的成分，因為箍桶這個職業有些被人看不起。

雖然班長是女的，但是主要的活兒還是由我們兩個男的承擔。這裏我想重點寫寫我在硫化班組的同事漢輝。他是一個一米八高的大漢，略有些駝背，走路一蹦一蹦的，雄赳赳氣昂昂。他是後來我們十個好兄弟中我第一個認識的。他的最大特點就是特愛在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中搶重活幹。硫化輪胎工序中最重的活是將經硫化後的內胎拉出。必須先用一根撬棍插進輪胎中，將粘在裏面的內胎撬起，穿過後，抓住撬棍的另一頭，利用杠桿原理，手腳並用才能完成。這過程十分費力，但他總是義不容辭頂上去。他的臂力大到能單手將卡住輪胎內環的鐵環抓起來扔上工作臺。而通常一般的人必須雙手捧起，緩慢吃力地端到工作臺上。他摞輪胎能摞到創紀錄的11個。而我在最強壯的年紀也只能摞到9個。我好像極少遇到像漢輝這樣，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在幹活中搶著幹重活的人。實際上當時一組四人中他既沒有比別人多掙工錢，也沒有什麽工作積極圖個表揚升遷的企圖心，純粹是性格所致。可就這麽一個大好人，後來卻自殺了。上世紀的90年代，當時的福州，沒人聽說過抑郁癥這個病。後來知道了已經太晚，有多少人都是得抑郁癥自殺的。（包括我堂妹陳美娜。她從永安的小地方來福州打拼，在一個雜誌做供稿、編寫工作。應該說還是蠻成功優秀的。最後應該也是也是因為抑郁而自殺的。）

漢輝在我離開橡膠廠後也調離了橡膠廠，進了無線電廠。他對搗鼓無線電感興趣，還是蠻內行的。後來無線電廠也散了，原本靠他的手藝開個修補鋪也是不錯的營生，但那時開始，他就好像患上了抑郁癥了，成天懷疑自己身上有病，一碰到熟人就開始說他的嚴重病情。

記得一次碰到他，他馬上和我說起病情，說他的病嚴重到血抽出來弄得像墨一樣不能流動了。我因為已經聽說了他的情形（大家都說他精神出了毛病），就也不覺得驚訝，只當他說胡話罷了。後來他說他要自殺，嘗試了幾種方法都沒成功。但最後一次，他的家人實在被他折騰得沒辦法，那天晚上故意避開，讓他一個人在家。他用一條繩子將自己吊在樓梯口，結束了自己三十多歲的生命。

當時，十個好兄弟中的少傑，剛從西德打工回來。他和漢輝的關系最鐵，原來打算隔天去找漢輝聊的。沒想到當晚接到的通知卻是過去將上吊的漢輝放下來。因為他的父母妹妹們一來害怕，二來可能也沒有那麽大的力氣。送漢輝最後一程，也是我們廠裏的兄弟們去的。依蔡開著他們公司的工具車拉的。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剛走的那幾年，超山領頭還去看過他母親，給她湊些錢。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事就斷了。據說越是不自私。熱情助人的人，越容易得抑郁癥。造化弄人吧！實際上當時我們都認為他是得了神經病，應該送到神經病院去。但他自己不承認，那麽大的塊頭，也沒人敢強製他去。就這麽給耽誤了，可惜啊！

說完了漢輝，再回頭說硫化車間吧！雖然硫化車間已經比先前的煉膠車間好了許多，但也還是有一些不如意。除開前面提到的三班倒很辛苦之外，夏天在車間裏的操作也是一個不小的考驗。硫化車胎的容器像煮東西的大鐵鍋，在車間裏一字排開，鍋爐開足馬力放出蒸汽，通過管道對它們進行加熱蒸煮。夏天最熱的時候，我估計車間裏的溫度最少有五六十度。在那麽高的溫度下，在裏面操作（裝卸輪胎），還必須穿上厚厚的衣服。因為如果不小心碰到大鍋爐，裸露的皮膚會被燙掉一層皮。一場操作下來，往往身上的衣服濕得擰得出水來。這當然是有些艱苦。

不知道是廠長覺得還應該向他兒子的學校示好，還是別的。我在硫化車間幹了不到半年，就又把我調到了翻胎車間，所從事的工種可以說是整個工廠最輕松的工種之一。「切割」就是把已經刨磨掉表面的輪胎上找出由砂石、鐵器造成的創口，將嵌入其中的雜物清理掉，再用力將這些創口切成一個帶有一定角度的創口，以便進行填充。這是一個略有技術的活兒。我的師傅，人稱「矮妹」，其實她長得並不矮，不知為何會有這個稱號。她當時懷孕了，所以需要一個人能頂上這個崗位。於是廠長就把這個機會給了我。「矮妹」師傅是個淳樸老實的大好人。一開始我擔心她會因為害怕我占了她的崗位，讓她分娩回來後沒了位置而對我不好。但後來發現我的擔心是多余的。她的性格是不願意多說話，讓傳授起技術來是很認真的。前些日子，橡膠廠的老職工們聚會，我最想見的人還是「矮妹」師傅，可惜臨時有事去不了，沒碰上她。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她的真名真姓，只是當年她的神情還留在我的印象中。但願這些年來她過得幸福快樂。

學切割這道工程，首先要學的便是磨刀。汽車輪胎是由尼龍的子午線加橡膠粘合而成，非常結實牢固。要想在上面挖出窟窿來，刀的鋒利程度是關鍵。所以，磨刀的技術便顯得特別重要。上班的第一件事便是抓著一大把刀片到砂輪機上磨。磨的時候要掌握好火候力度，磨得時間太長，刀便被燒焦，失去硬度。所以必須適時將刀放入水裏冷卻。刀的兩面必須磨得均衡，鋒利恰到好處。程度不夠則太鈍，過了則卷了刀刃，必須重來。還必須時刻關註砂輪的磨損程度。砂輪過度磨損，凹槽太深，則有可能裂開，飛出傷人。必須及時關機換掉。

我在切割的崗位上一直幹到離開工廠。到我離開時我已經完全掌握了磨刀技術，磨出來的每一把刀幾乎可以用來刮胡子。切割工序每天的工時很短，幾乎用不了兩小時，又不用上夜班，是我在橡膠廠最愜意的日子。沒活幹的時候便四處逛蕩聊天。我們幾個上夜班的同事兄弟還要到了一小隔間的休息屋，沒事的時候還可以在裏面打牌消遣，好不快活！記得當時不知哪一個去食堂偷了個碗作為盛尿之用，被廠裏的書記發現後痛斥，並在全廠大會上予以披露，說我們用食堂的點心碗小便，盛尿後再將碗放回食堂，幾乎引起全廠的公憤。但事實上我們並沒那麽做，那碗僅僅是固定的放在那裏方便而已。

在橡膠廠兩年多的時間，是我步入社會參加工作的第一次嘗試。辛酸苦辣鹹，回想起來猶如在眼前。其中結識的十個兄弟，至今還在往來，是人生的一大財富。對廠的各種人員逸事，真還值得好好回憶一番。

福州朝陽橡膠廠位於煙臺山麓，原先是在福州去世的洋人的墳場所在，俗稱「洋墓亭」。記得小時候經過此地曾見過當年洋墓亭的場景。一扇頗有外國風味的鐵門關著，透過鐵門，裏面錯落有致地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洋人墓。不知什麽時候，裏面的墓被除掉、填平，蓋起了廠房。記得在工廠上班時，門衛室邊上和煉膠車間的路旁還殘留著一兩個造型精致的洋人墓。但大家似乎全對它們視而不見，沒當一回事。這些魂斷異鄉的洋人們，整天聽著機器的轟鳴聲，聞著加工橡膠發出的有毒臭味，真是淒慘。

再說回橡膠廠，它的前身是一個街道小工場。工人基本上是一些沒有什麽知識技能，或是病殘，半失去勞動能力的社會底層。雖然我的出身並非高貴，但學校的環境和我在書本上所學到的和橡膠廠的環境和人還是有巨大的反差。

橡膠廠的書記姓郭，叫依炳，來自福州郊區著名的大鄉鎮郭宅，當地民風比較彪悍。福州有句俗話說的是，「沒二下子敢去郭宅？」但郭依炳書記卻是個祥和的老頭。上臺說的普通話基本上是福州話夾雜一兩句很不標準的普通話。記得當時偉大領袖寫了二首詩詞，這在當時是個了不起的大事。全社會各行各業都要盡情大肆誦讀，中央樂團合唱團將其譜曲，登臺演出。奇的是，其中一首叫「水調歌頭」什麽來著，有一句叫「不須放屁」。毛主席開創了史無前例的放屁入詩。廣大中國人民卻必須大聲歌唱和朗誦「不須放屁」。現在看來有些好笑，但在當時卻是一本正經的政治任務。我們的郭依炳書記，在臺上用他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大聲讀出「不須放屁」時，我忍不住抿嘴笑了。既不敬重偉大領袖，也不敬重郭依炳書記。

但我們的郭書記本質上還是個忠厚之人，在我考上藝校離開工廠時，他沒有絲毫刁難我的舉動。當時我還不知道我的檔案中記錄了我的外公被「鎮壓」，我的大舅被判刑的事例。車間主任華明是和我同期進廠的，我們的關系不錯。事後將我檔案中的這些爛事偷偷告訴了我，讓我多註意。當時我剛從中學畢業，一般不會有什麽檔案記錄。這些材料無疑是福州九中的那些和爸爸有過隙的人惡意添加的。這些人把和我爸爸的過節用這種當時置人於死地的辦法報復於我，可見人心之險惡。所謂的為人師表的知識分子，在我的心中早就糞土不如！好在我們廠的郭書記並沒有因此刁難我。要知道，當年政審不過關的，根本進不了大中專院校。再後來，我當了公司的辦公室主任，負責管理公司員工的檔案，曾有過看看自己檔案的念頭，但不知為什麽一直沒有動手。直至退休，我也沒有看過我的檔案！

寫寫我在橡膠廠結交下的朋友吧！前面提到過的1975年政府突然決定將在家無業的「照顧對象」招工。由於這些「照顧對象」是沒有經過上山下鄉的留城人員，按當時的規定只能被招進一些集體所有製的區辦工廠、服務行業。當時能被招進工廠的還算幸運。有些人被招進澡堂、賣菜攤的更是叫苦連天。和我一批進廠的基本上都是當時學校剛畢業的年輕人，比起廠子裏的那些老工人更具活力，腦子也更靈活。由於背景生活相似，很快，性格相近的一批人就走到了一起，成了當時所謂的「肝膽兄弟」。幾十年的光陰過去了，我們這撥人還是在一起混。看來是要到日子的盡頭才能分開了。

這裏回憶幾個有趣的鏡頭，好朋友賢健是我們當中最早成家的。他妻子是從小在他家和他一起長大的，有些「童養媳」的意思。記得當時我們大夥兒給他的紅包是每人20元，這在當時絕對是頂級。雖然他畢業於福州的名校——福建師大附中（可當時是劃片進的），但文化程度卻不怎樣。記得當時有一影片描述的是文革的傷痕，在社會上影響不小。片名為《生活的顫音》，他不認識其中的「顫」字，念做生活的「抖音」，引發我們大夥兒的譏笑。但現如今，「抖音」盛行，可惜當時沒有申請專利，否則也許發一筆。

好朋友徐超山，是個熱心公共事務的人，直至現在組織活動，安排聚會，都是由此人牽頭。有一段時間靠著他姐夫及哥哥在醫院當頭頭的關系，辦起了醫藥公司，著實發了一筆小財。但他整天花天酒地，不務正業，很快公司倒了，錢也花光了。如今落得和老婆一起在錢塘小學邊上開一個賣文具的小店鋪維持生計。他的兒子頭腦不大靈光，為他添了一男一女，品種齊全的孫輩。雖然生活拮據，但他始終樂觀應對，煙酒打牌毫不遜色，一張巧嘴段子不斷。記得當時他和廠裏的一個搬運工吵架，該搬運工是個幹體力活的狠人，大冬天的也只需穿個背心在廠裏四處行走。只是一只腳略有殘疾，走路一瘸一拐。只聽他惡狠狠地對徐超山吼道，「信不信我一腳踢死你！」超山笑瞇瞇地問他，「你想用哪只腳踢我？用瘸的那一只，沒力踢過來，我不怕，能接住。用好的那一只踢的話，你自己先摔了。」說得我們這些圍觀看熱鬧的哄堂大笑。當然，當著我們幾個兄弟的面，那個搬運工也根本不敢動手，悻悻離去。

我們兄弟朋友中，在恢復高考後考試離開橡膠廠的除了我，還有阮實。他福州大學畢業之後，幾經輾轉，適時進入了最火的時期的電力系統。目前是我們幾個當中經濟實力最雄厚的。他老婆是保險公司的財務總監，比較強勢，找女婿的要求比較高。以至於到現在，女兒還沒找到如意郎君。現在，他房子多套、車子多輛，但總是有點缺憾。人生正是如此，沒有十全十美的。

說一個我們看來最落魄的，叫翁進錟。他比我大幾歲。文革的時候已經念初中了。或許是受了文革前的學校教育的影響，有些和後來的一撥青年略有不同的酸溜溜的文青味兒。但他又沒有能力在後來恢復高考後考進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一直在橡膠廠燒鍋爐的崗位幹到廠子倒閉。雖然他的鍋爐工手藝幫他在廠子倒閉後找到了在其他地方燒鍋爐的工作，但由於家庭條件不好，經濟條件差，再加上有著和社會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性格，一直到年齡很大了，才找了個山區縣城鄉下的女子做老婆。過不多久老婆就跟別人跑了。幾年後，他又找了個福州郊區的婦女搭伴過日子。沒幾年，這個婦女又得了尿毒癥。他辛苦照料了幾年後，那女的也撒手人寰，離開而去，丟下他一個人孤零零。

前不久，他自己又患上了糖尿病、帕金森病，一時生活幾乎不能自理。現如今一個人住在公租房裏，他弟弟過來照顧、接濟，頗為艱難。他是個熱心腸的好人。記得當年老爸的手上長了個腫塊，說是用一種長在山上的草藥敷在上面能消腫。他當時住在煙臺山山坡旁的天安寺附近，二話不說上山找草藥。不止一次送給老爸敷用。朋友的爸媽過世，他總是第一個提出由他來守夜。超山開店忙不過來的時候，他也總是義務幫忙，不收一分報酬。但好人有好報的說法似乎不靈， 做了好人但沒多少好報。不但沒得到好報，連我們這些朋友也經常覺得他迂腐而加以嘲弄。世態炎涼，好在他自己沒什麽感覺。孔乙己加阿Q的心態，讓他整天比較興奮，對生活充滿熱愛欣喜。性格決定命運，也決定著每個人對生活的態度。

實際上，那個時代的人並不覺得生活有多少艱難不易，相反，匱乏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並沒有影響我們享受生活的心情。想當年，我結婚的時候，大家來幫忙（當年基本上都是由朋友來家裏幫著張羅酒席）。由於家裏沒有衛生間，廁所又要走很遠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