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判權威？從澳門「疫政」看批判思考之重要性？｜投稿 #09

作者：安子 Master Andrew

2020年12月，政府發表的《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中關於教育的部分以「審辨思維」取代「批判思維」，因而引起爭議。毫無哲學以及人文科學背景的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竟然回應指此改動是希望青年「不要為批評而批評」。

後來《論盡媒體》登了一篇長文分享部分教育工作者對歐陽瑜言論的回應，卻未有人從哲學角度討論「批判」之本意，從而推斷澳門政府反對「批判」的背後原因。

然而，近日澳門社會裡「病毒共存派」對於「清零派」的批判，已展示了批判思考的功能，同時也暴露了「批判」對澳門政府所帶來的「不便」。

2022年6月下旬至7月，澳門經歷史無前例的「疫政」措施：正當世界各地已陸續基於科學考慮，對Covid-19實施「與病毒共存」政策，重啟經濟活動、恢復國際交流時，澳門政府竟然倒行逆施，因為重症率與死亡率極低的變種病毒傳入，而實施嚴格的「靜止狀態」，隔日做全民核酸檢測；在當時的禁足令下，出外做運動、吸煙甚至放狗都成為刑事罪行，最後在7月22日將菲籍人士列為「重點人群」，強制他們接受每日檢測，引起社會出現強烈的批判聲音，迫使政府於24日取消此涉嫌種族歧視的措施。

可是，同一時間，無論疫政措施如何荒謬，網上總有一批熱心市民留言支持（包括在《澳門學16號》專頁留言），或在群組轉發「防疫訊息」，即使他們無力反駁共存派的批判言論。此事例正好反映了批判思考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根據特定的價值立場，以理性質疑一切權威。而缺乏批判能力的人，就自然失去以理性質疑權威的能力。

「批判」之概念史

批判譯自英文critical，本出自希臘文κριτικός（kritikos），解作判斷、審判及分辨事物的理智能力與手段，最早可以追溯至蘇格拉底的「蘇格拉底式的提問」，不斷以提問方不質疑一切既有信念。

進入近代西方哲學，笛卡兒將批判進一步擴展成方法懷疑：懷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最終發現唯有自我的存在不可被懷疑（我思故我在）。但笛卡兒的描述並不準確，因為他在進行懷疑時，已假設了方法懷疑所採用的理性思考方式可信。直到康德於1781年寫下《純粹理性批判》，才明確對理性作出批判，發現理性的限制。因此康德亦被視為批判理論的遠祖。

另一批判理論的始祖是馬克思，但馬克思所言之「批判」多數是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批判」，似乎跟傳統哲學不太相像，令人懷疑哲學與批判理論的差異。若撇除馬克思，從蘇格拉底到康德，似乎批判等同理性質疑權威。但批判又是為何而質疑呢？這就不得不提哈伯瑪斯（Habermas）。

進入當代哲學，法蘭克福學派的哈伯瑪斯提出三分法，將理論分成（實踐）哲學、批判及科學三大類。 科學是實證性（positive）的，可以判斷真假。哲學卻是進行「規範性」（normative）或目的性（teleological）的論斷，提出人「應該怎樣做」。而批判理論即介乎兩者中間。

如勞思光所解釋：「批判理論兼具了目的性和可以假的這兩種性質⋯⋯它是有一些純粹科學的論斷，也有一些實際哲學上的目的。」（註1） 例如馬克思主義要求推翻資本主義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具有「目的性」；但其對社會經濟歷史演變的分析，又具有「實證性」。因此批判並非單純的理性質疑權威，而是基於規範性目的（例如是道德價值）質疑權威，不會「為反對而反對」。

中國哲學本無「批判」一詞，墨家的「辨」卻已隱含西方批判之意義。墨子曰：

「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三表法」可被視為墨家的批判理論，其規範性目的在於判斷是非利害，因此「辯」是道德實踐的手段。

當代的批判思考教育由Edward Maynard Glaser於1941年提出，他定義批判思考為：「1. 傾向以審慎的態度思慮議題和解決難題。2. 對理性探索與邏輯推理的方法有所認識。3. 有技巧地應用上述的方法。」（註2）其對批判思考的定義仍停留在「質疑權威」的傳統定義，側重於邏輯思考，並未包括哈伯瑪斯對「目的性規範」的說法。

然而，在大學通識教育的實際操作上，批判思考與道德教育依然是雙軌並行的：大學一年級學生除了要學習邏輯以外，還要學習道德價值，以做到真正的批判。類似課程設計在英制及美國制大學皆非常普遍（如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只是作為「澳門唯一公立綜合型大學」的澳門大學的通識課程有點怪異，只有GESB1002「道德價值的基礎」（Foundations of Moral Values）是一年級必修科，PHIL1002卻不是通識科而是哲學選修科（2021-22下學期還沒有開這科！）。這也某程度上反映了澳門官方對於批判思考的態度。

以批判思考質疑澳門疫政的實例

由於現時批判思考成為多數大學的通識必修科，修讀者多數不是主修哲學者，故其內容比起邏輯概論簡單，例如自然演繹法的內容較少，其重心往往側重於非形式邏輯謬誤（informal fallacy）。非形式邏輯謬誤是指一個推論符合論證形式，卻犯了形式以外的錯誤（通常是由於內容錯誤）因而形成謬論；由於非形式邏輯謬誤容易應用，因此成為常見的批判思考工具；是次社會反對澳門疫政強檢所有菲籍的種族歧視政策，正是以批判思考揭露非形式邏輯謬誤的實例。

2022年7月22日將菲籍人士列為「重點人群」，強制他們接受每日檢測。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聲稱措施理由是「菲律賓人在眾多群組中的感染人數最多，佔約1800確診數字中的10%」、「菲籍社群較多群聚」以及「菲籍社群的感染率高達24%」，絕不涉歧視，甚至連菲律賓領事也調轉槍頭支持澳門政府的荒謬措施。

對此新聞，我本先在教會群組調侃一翻，說大家「要順服掌權者」啊，沒想到引發多名「清零派」成員（包括一名教師）發爛，罵我「破壞團結」，又說菲籍人士感染率很高，政策無問題云云。後來我又發現，原來這種無知的聲音在網上並非少數。於是我決定不再「曲線諷刺」，而是「直線斥責」，在7月23日寫了一篇中英對照文章〈澳門政府種族歧視檢測計劃涉及的基本比率謬誤〉（Base Rate Fallacy Committed by the Racist NAT measures of the Macao Government） ，指出在菲律賓籍與華人人口基數極端不同的前提下，比較雙方的感染率根本毫無意義，直斥政府及清零派的說法犯了基本比率謬誤，文章得到菲籍朋友們在群組中轉發。同時，澳門律師 Paulo Carochas 亦直斥澳門政府的措施為種族歧視。結果，7月24日，政府終於取消此歧視性措施。

在此批判思考於公眾輿論的應用例子上，我們不難發現一點：批判思考的運用，既有實證性的一面，亦有規範性的一面。反對者既是道德上斷定「種族歧視」為惡，同時在邏輯上指出政府理據荒謬絕倫。如果單純是出於邏輯思考，人們只須把政府羅奕龍的謬論當成茶餘飯後的笑話，甚至還為政府砌詞狡辯以展示自己的詭辯術。

反之，欠缺邏輯能力的人，若仍有道德意識，一見有反道德之事（如種族歧視），即使不知如何邏輯地表述看法，仍會表達自己的道德批判。在這事例裡，批判並非單純的概念遊戲，而是帶有價值判斷的人以理性質疑權威。

於是，我們就不難推斷為何政府近年不喜歡「批判思考」，要以「審辨思維」取而代之了。若我們假設政府官員不是無德無才，我們就有理由懷疑，政府是否恐懼社會太多人基於規範性價值以理性質疑權威，因而損害統治威信。

民主政府並非建基於權威，故然無須恐懼批判思考。但《利維坦》式的威權政府卻建基於權威而立，因而恐懼批判思考。若然人民無批判思考，則無論一個政府作出如何荒謬的主張（例如聲稱食皇帝的屎能醫百病，殺死病人以防止傳染之類），人民也不會質疑措施是否合理、是否道德，這樣一來，則政府可以作出無理或缺德的暴政，而毫無阻力。

在「反疫政」的實例中，我們除了看見反對政府者如何展現批判思考，亦驚覺支持政府者完全欠缺批判思考，面對最荒謬的政策依然會極力支持，甚至砌詞狡辯，即使他們也是深受疫政所害的平民百姓。

要解釋這種支持者的心態，可以參考拙文〈澳門的平庸惡民：澳門，就是與別不同！〉，這裡不再覆述；但根據上述討論，我們不難發現，這群欠缺批判思考的支持者並不一定欠缺邏輯能力，更可能欠缺道德意識。

無邏輯而有道德者，仍有善惡判斷之能力。但有邏輯而無道德者，即使知道是非，仍會作紂為虐，盲目服從權威。如果這種人佔一地社會之多數，那麼建議你認真思考移民。

註解

註1：勞思光，《文化哲學講演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頁41。

註2： Edward M. Glaser, An Experi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41. 漢譯引用自〈批判思考〉，《維基百科》，2022年5月29日。2022年7月 27日截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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