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女誘罪》— 小姐與下女的性與力量

最近上映朴贊郁導演重新剪輯的《下女誘罪》加長版，意想不到地電影原來已經是八年前的作品了。再到戲院重看時，筆者有想起是枝裕和的《怪物》。同樣是分成三部叙事；同樣在第一部帶出懸念，第二部翻轉，再到最後總局。可是，如果說 《怪物》 — 對性／別小眾最溫柔的提醒 ［可參照此筆者過去文章］，《下女誘罪》則是粗暴的、剛烈的，透過各種觀感的衝撃（包括電影最常被討論的性愛場面）傳達導演想觸及的訊息。以下就讓我借此機會跟大家從性／別角度出發，大談這部電影當中的權力交替，以及最引起爭議的性愛場景罷。

《下女誘罪》這部電影是從小說改篇，並將設定放在30年代日治時代下的朝鮮。故事圍繞着四個角色，分三部曲進行。在日本大宅中，住着坐擁龐大遺產的秀子小姐（金珉禧 飾），以及操縱秀子朗讀性愛書籍的姨丈（趙震雄 飾）。另一邊則是騙子集團的勢力，分別是謀取小姐財產而扮演伯爵的農民兒子（河正宇 飾），以及被伯爵派遣到小姐身邊作「下女」以促成婚事的扒手（金泰梨 飾）。

男性們無孔不入的權力

在導演安排的敘事中，我們不難察覺當中的二元性別權力關係（power dynamics）。福柯（Foucault）的理論框架提到，這些權力互動不僅塑造男與女之間的性別角色，更如蜘蛛網般滲透在日想各種的互動之中，進一步規訓女性的身體及思想。

電影中不少篇幅，都在描繪秀子小姐朗讀性愛書籍的表演。那是一場場活生生的男性凝視場境。當一眾男性角色坐在觀眾席上，姨丈則是以監察者的角色出場。一方面，他有話語權去控制秀子小姐的表演內容；另一方面，他亦監視着秀子小姐每場的表現，形成權力循環。這些男性被容許有各自幻想，卻無視正在朗讀書本的秀子小姐作為一個人的存在；在他們的心目中，朗讀者可以是任何（女）人。

同時，男性在電影之中即使未見其身影，亦見他們的權力滲透在每個（女）人的生活之中。尤記得秀子小姐不斷強調：「逃走的話姨丈會找到我的」。而在姨丈的大宅之中，事實上他並不常出現在書齋以外的空間，但每個人都能窺視出當中不明文的規矩：必須便用日語、下女不能使用正門進出、各種起居飲食的規定等。這些看似習以為常的「常規」，仔細一想，其實背後牽涉着制定規矩的人希望塑造出一批如何馴服的人。

以壓迫女性為己任的女性們

而當中最令筆者感到不適的是，主動為權力一方服務的人總是女性。同為女性，這些人明明亦因着自己的社會身份及位置備受壓迫，卻甘願為權力服務，加倍控制與自己處身同樣社會處境的人。

最初接應下女的另一位下女佐佐木就是最佳例子。在秀子小姐表演的時候，她就是負責各種的機關，讓秀子要配合姨丈的要求，以身體重現書中的性愛體位；她又負責在秀子練習的時候，將唯一出口的閘門拉下，不讓她離開。對待下女，佐佐木更一開始便奪走她的韓文姓名，又每每代替姨丈成為監視下女及秀子二人的角色。

其他的女性，例如被伯爵拜託監視兩位女主角的旅館女性，甚至是強逼仍然年幼的秀子學習朗讀書本的姨母，其實都成為了權力的幫凶，將權力的魔爪伸入生活各項細節之中。

下剋上 — 奮力對抗權力的兩位女主角

在這樣的權力運作反襯下，或許才顯得秀子及下女二人後來重奪自由的彌足珍貴。自由也者，不只是最後她們二人成功搭上列車才算是，而是包括在權力之中，如何保有自我去反抗權力的過程。正如福柯的理論有提到，權力關係是由互動交織而成，當中的權力關係是可以互換的；受壓迫的一方除了馴服，總能夠有空間去反抗，因此壓迫人的一方，就需要更精密的操作才能保持權力上位，否則就被排除。

正如在電影之中，一眾「以逸待勞」的男性以為自己掌控一切，卻完全漠視女性本身的資源及力量，最後連權力都化為泡影了。從一開始，秀子小姐的房間其實就是權力未能伸延的空間。她在裏面有窺看外面的小孔，擁有獲取資訊的權力。再到後來遇見伯爵，後者以為秀子小姐能夠任他擺佈，以雙方合作各取所需，卻被在房間之中的女性同盟反過來利用。被蒙在鼓裏的伯爵更妄想自己有足夠魅力可以吸引對方，甚至想在沒有知情同意下奪去秀子的身體，最後卻被自己的「結婚禮物」迷暈。最諷刺的是，兩位男性角色到電影終局一起在地下室之中，二人看着已被破壞的性愛讀物，姨丈卻仍然沉醉在過往的權力之中，以男性凝視的方式，繼續追問伯爵秀子在性愛上的表現。這當中描述的權力轉換過程，或許就是令這部電影被人歌頌的原因。

重新發揮男性凝視的性愛場景？

即使如此，筆者仍對電影有不太喜歡的部分，那就是常常被人討論的女女性愛場景了。事實上，不少電影都會以性愛表達角色之間的關係推動，從而帶動劇情發展。先不論當中的真實性或篇幅（筆者在此就想到另一部以此為人垢病的電影《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在此部電影之中，早期在秀子及下女互相試探及確認關係時，我會認為那些性愛是必須的。可是，到最後一幕二人登上列車之後的結尾，實在令筆者看得十分不自在。

那跪坐列車中椅子上的性愛，秀子小姐與下女嘗試複製曾經朗讀過的性愛書籍場景。筆者當下有感，導演企圖將電影院的觀眾都變成書齋嘅聽眾，並強逼我們以男性凝視的方式去看兩位女主角了。尤其加上那完美對稱的畫面結構，以長鏡頭去捕足兩位女角的表情及反應，實在令我十分難受。正當故事在訴說女性重奪其能動性，脫離男性權力的控制之時，電影終結竟然邀請觀眾重回老舊論述，更諻論這場性愛對劇情的必要性。

筆者明白，即使兩位女主角成功逃離大宅，亦不代表他們往後免於權力控制。但至少電影讓觀眾知道，掙脫壓迫是有可能的，至少作為女性的我，都不大希望再重看最後這幕了。

**初稿曾刊在獨立媒體，本文為再編輯後的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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