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女性会梦到三有卫生巾吗？

扶贫女性会梦到三有卫生巾吗？

文：李雾荷

在“重税卫生巾”这个话题下，我们的各路网评自动机器给我们贡献了最大的卓越想象力——无税卫生巾象征着对人民利益的摧毁，有税卫生巾象征着人民利益的最大胜利；我们是否有必要从这个微妙的明喻关系中引申出另一个类比呢——无税房产象征着对人民利益的毁坏，而有税房产才是对人民的财产权的最大尊重！

自然，这个类比是不权等的，我们可以希望一位国家的首席执政官在最公开的场合说出——“房子不是拿来投机的，而是拿来使用的”，而我们不可以希望这样同一位执政官告诉我们——“卫生巾不是拿来投机的，而是拿来使用的”。这里的这个隐蔽的差值或许公开了某种最淫秽的东西：最房产的就是最普遍的，最姨妈巾的就是最隐晦的、最特殊的——这种淫秽的性差不正是构成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最内核的表征的东西吗？ 有人会说，难道久为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旗手的欧洲文明会顾虑月事的隐晦吗？难道发达的现代性不是已经取消了这一性差的淫秽？我们只需这么回答：可说性本身就是不可度量的语言的暴力深渊的尺度。当我们放弃用晦涩的明喻乃至手势、眼神来说明那一不可描述、不可公开的事情，用公开的行为、走出衣柜的展现和可说的语言来说明那应该被尽量言谈、应该被大声表彰、应当被普遍崇敬的透明、纯正、无垢的事项，我们其实只不过在暗暗地藏下一个颠扑不破的隐喻的内核罢了——卫生巾、棉条、月经杯表征了最解放性的女性快感，通过对它们的拥抱，我们获得了最大的女性解放的快感，通过它们的在场，女性性存在本身不再有阴影，通过对月经技术和月经技术品的可说的共享，女性拥有了十二个月份（见《护垫侠》）。 我并不是要说，这种光明、透明和污垢的性存在的技术性平等化本身是一项不应该追求的事项，相反，我们应该争取这一光明的过度。问题在于，这种光明的可谈论性、可说性是否构成了进步主义的遮蔽，这种透明的眼光是否造成了某些不透明的高墙，遮蔽了那些不该看见，也不应该看见的深渊？换言之，在我们对自主的身体快感权益获得掌控的时候，我们是否忽视了那些允许我们获取快感、支撑我们进步的暴力的基础？——这些暴力基础中最显白，却又最不能为我们所见到的，就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建筑起了进步和快感的原初可能性。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习得对不平等熟视无睹的能力，必须习得看到眼前的不平等，忘记抽象的不平等的道德幻觉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进步，才能够为看得见的具体的人争取进步。但恰恰相反，我们的道德能力要求我们只有在把具体的人抽象出几个属性方面的时候，才能对其言说，而这一具体的抽象必然要求对这个混沌的具体的其他方面加以忽视。（那么，她是女性？她有什么特征？那么，她是人？她有什么特征？那么，她是杂多？那么，存不存在她不是人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她什么也不是，她什么份也没有，她是个非人……）道德的进步要求废止这个深渊，要求用最原初的奠基暴力给这个存在以最固定的规定性，否则，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成为道德的对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肯定神学——下定义，是暴力中的暴力，试想一下一个动物学人说，女性就是有某种机能的生物，一个经济学人说，女性就是有某种理性的经济人，一个政治学人说，女性就是一个会在投票中有某些惯例性倾向的另类……而一个自由主义者说，女性就是，[这些定义]我们全都是；那么，问题也就变成，女性可以不是什么，女性有不成为体体面面的正正规规的社会可见者的自由吗？）光明的过度要求的是相反的东西——关于女性，我们不可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期待一个神秘主义的答案（我能够直观乃至体验那个奥秘！），因为混沌者没有答案。这也就是妊娠疼痛体验和月经疼痛体验毫无作用的一个原因。 姑且将这个暴力的无限倒退的深渊打住在此，让我们以忽视更基础的不平等为可能性的条件，回到扶贫女性的贫困性这一层面。针对网评自动机器不知从何处剽窃来的踩资本撑国嘉的烂梗，我们且不论增值税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奇妙的无关联，也不论税收是否有可能专项转移到某种福利主义事业，更不会讨论每年的中央财政支出中军费、机关费用和民事费用的百分比差别；我们且论述，扶贫女性真的能在扶贫的“市场改进”之环中看到非仿真姨妈巾吗？

我们的路径是寻找文本内部的黑暗：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康扶贫2018年工作要点及任务分工的通知》中，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的扶贫要求将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聚焦在“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优先为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提供慢性病防控和健康管理”。在这一陈述中，话语本身产生了数个不能简单消解的矛盾。

首先，语项的模糊造成了“重点人群”本身的模棱两可，这主要表现在“妇女”这一语项上。在法律条文中，妇女作为法律主体的定义在大多数地方缺位，唯有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强奸罪中得到了界定——不满十四岁的为幼女，而十四岁以上则归属于妇女的范畴——假如我们采取这一解释，那么重点人群的意涵就会变得非常奇怪：事实上，重点人群可以直截了当地被描述为幼年男性、老年男性和全部女性。因而，女性的身体在医疗陈述的视角里是终身脆弱、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正是因为这种终身脆弱的缺陷，使得女性天然地成为了医疗扶贫的重点人口。事实上，不仅仅在医疗领域，在《民政部关于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民政领域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中，农村妇女也被纳入了与儿童、老人同列的特别关爱对象。

与之相对，在词典中，妇女一项的解释为成年女子的通称（现代汉语词典，2013：407），假如我们采用这一解释，则女性人口不属于重点对象的就仅有青春期的一部分，这里再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青春期的女性是不需要被列入公共服务的重点优待对象的？青春期的女性有什么区别于其他年龄的女性的特征吗？在此，儿童、老年人和妇女三个语项之间的并立给予了我们以提示：儿童期的女性是参照儿童的一般而被视为重点人群的，老年期的女性则是参照老人的一般而成为重点人群的，成年期的女性则是参照妇女的一般而成为重点人群的，那么，青春期女性不进入这个重点人群的原因也就在于青春期女性同这三个领域的断裂——既不具有儿童共有的脆弱特征，也不具有老人共有的脆弱特征，同时也不具有成年女性的脆弱特征。在儿童的共同脆弱为男女共有，老年的脆弱为男女共有的情况下，这反向意味着成年女性有一种特有的脆弱的发作。

无论何者解释，都能让我们得出女性的健康权作为一项公共权利被纳入了医疗公共服务的重点要求之中的结论。但是这一纳入、这一重视是如何产生合理性的呢？首要理由自然在于慢性病防控、健康管理的紧迫性和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但这不足以说明女性成为重点人群的全部原因。

其次，理由在于女性健康管理的迫切性，但是这一知识在文件誊写的过程中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隐去了。如果说首要理由更多地是以人口学和优生学的陈述来支撑的，那么其次的理由则更多需要在医学陈述中寻找依据，即女性为什么是特别需要健康管理的——这一特别需要并不同于儿童和老人的特别需要。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医学和技术化的科学因果使得管理措施成为了必要：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宫颈癌和乳腺癌死亡率、艾滋病和性病感染率、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心理健康、避孕节育、体育锻炼；在妇女健康发展的八条目标中，有五条直接与性健康问题相关，在其策略措施中，最为论述的也是关于生育和性病、性器官疾病的控制措施。与青少年相关的内容在《中国妇女报》中得到了一定的陈述，但作者方才指出妇女保健更关注育龄妇女，而未适应其他年龄期的女性需求，即紧接着提到：“青少年女性不安全性行为比例上升，非意愿妊娠与人工流产使青少年妇女面临较大的健康风险。”换言之，因为医学陈述而获得合理性的女性健康管理的需要来自这三个方面：生殖健康、性健康、性器官健康。我们看到，在优生学和人口学基础之上建立的因医学陈述而获得自身合理性的关于女性健康的特殊规则，来自女性独有的脆弱又性别化的器官气质。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要建立专门以女性为对象的陈述，必须以性别气质的陈述链条为基础，但是这仍未说明女性成为重点人群的全部原因。

再此的理由在于女性独有的性别气质的重要性，或者说，使女性的脆弱可以推论出女性需要健康管理的过程，也就是纯粹来自于其性别理念本身的形式因。前述《中国妇女报》的文章提到，对生殖健康的片面关注，是同妇女是福利客体、是工具性要素的被动姿态相关联的，而新条件下的妇女健康则要向妇女是权利主体和身体的掌控者的主动姿态相关联，该文在此暴露了其理念的构造——如果说过去的女性健康管理是由他人来窥视其生殖的健康，现在的女性健康管理则是由自己来窥视自己的性与生殖健康。这一性和生殖健康需要管理的概念，也登录于性科学的陈述中（李学德，2015），更登录于性教育的读本之中，使人的身体的管理学同性器官的管理学密不可分，该理念也就提示我们，无论如何，女性的脆弱特质的深层，是女性的性与生殖的重量。我们发现，性科学和性教育的阐述，一再地强调科学的性器官关系和性交关系对于人的生活管理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并同时复制了两性的异性恋模式（桂文玲，2015：103）。女性的性与生殖的重量，在法律体系中唯一对“妇女”和“幼女”概念加以实证定义的地方，也可以得以确认——涉及性和生殖的地方，才是最需要法律对“妇女”概念加以辨识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不能构建模糊的约定形象，而只能寻求最可实证的本质。此二陈述提示了我们女性气质之所以自成因果的缘由——正是因为性和生殖是内在意义，所以要看护，正是因为性和生殖是内在意义，所以要得到法律的审理——因此，在医学话语所谓的女性容易“不健康”的内部，女性的性与生殖的内核支撑了女性健康管理陈述的大厦。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健康和生殖形成如此巧妙的对仗呢？我们要回到先前提到的健康管理和提高人口素质的不言自明的重要性这一矛盾。假如我们注意到优生学和马尔萨斯经济学，以及古希腊的家政学和经济学的密不可分性，我们是否能类比地得出健康管理、人口素质和经济学语言的某种同构性？事实上，健康管理和人口素质的话题正是人力资本话语中的陈述的一部分（舒尔茨，2002：20），其中，卫生保健活动被提示既有量变意涵也有质变意涵——在不发达的地区，卫生保健的改善会造成生产性的人力资本的质变，但是在发达地区，卫生保健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生产性的收益之间的边际递减的关系则会凸显。我们不能说人力资本和经济学话语构成了人口素质和健康管理陈述的来源或者起因，相反，我们所能注意的在于两种陈述之间的可类比关系。 在卫计委办公厅的这一通知中，卫生保健的改善、健康扶贫的实现被预想为从两个方向发生作用：一方面是公共卫生服务的改进和可获得，另一方面是人口自身的健康意识的提高（然而，性健康意识/知识和对性的认识，完全是两个概念）。

正如生命政治理论业已指出的，公共服务对卫生保健的关注构成了治理国家从“领土国家”向“人口国家”的转变，权力和统治的技术关注着人的身体，并以对人的生物学生命和动物性愉悦的作用重构了权力行使的地平，国家对个体的自然生命的照顾看管技术被整合到了国家和核心；另一方面，诸种自我主体化的技术将个体对自我进行管理和审查的程序同诸种外在的客观权力结合了起来（阿甘本，2016：8）。然而使得生命的治理能够同时成为自我和公共的审查和管护对象的过程正是生命的容器化，只有在身体成为可以灌注和投入的容器、成为可以掌握的客体后，公共服务和个人管理的家政学才有了可说性，事实上，人力资本话语中的确有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之间的联系（张凤林，2010：180-181），这提示我们，在健康扶贫的问题上，生命政治陈述的语言与人力资本理论存在着一定的类同。

然而，看似针对个人的人力资本话语，在扶贫文本中却看似面临着两类语用的互相抵触。在性健康的层面，女性被指派为自己的健康的窥探者、自己的生殖性的守护者；但是在财产权的层面，女性被指派为“妇女”，被指派为从属于家庭的家内劳动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的文本提到——

“坚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活力……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扬自强自立精神，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光荣脱贫。……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奔小康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其光荣脱贫。加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市场意识培育，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竞争的自觉意识和能力，推动扶贫开发模式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这一系列意识、精神，如果不能被安置在现代化的个体身上，则难以成为贫困者的行动准则；但是，对现代化的个体的培养在过程中又不是纯粹个体化的，因为开发扶贫乃至一系列社会保障和补贴性质的非开发的公共服务，都以贫困者的家庭为基本单位。个体的技术帮扶，实际上帮扶的是作为全家致富的指望的劳动力，技术的培训、职业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都要以家庭为单位展开。事实上，在将妇女家庭化，将其同老人、儿童同等作为重点困难人群看待的情况下，这一扶贫的个体化必然是性别化的，比如：“要加强对贫困家庭妇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服务”——这一开发策略的个体化在将家庭妇女带入现代化和自由劳动力化的同时，并没有取消她作为家庭妇女的基本前提，也没有免除她的家务劳动的“基本义务”，而且因为家庭妇女这一负担，其所能选择或者说被选择的职业也必然是较为微薄的、居家的、缺少发展空间的，更不用说我们尚未将贫困地区可能有的“男女尊卑”带来的文化和技术上的累计差距纳入考量。

只要我们回想起撒切尔“先生”的名忠告，这两个语用的互相抵触就不再成立——没有社会，只有个人……以及家庭。换言之，难道人力资本的个人指向和家庭的去个人指向不是互相构成，互为补充的吗？就算不听撒切尔的“女性主义”，玛莎·努斯鲍姆也曾如此温和地告诉我们：“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女人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必定面临一种悲剧性冲突冲突。但现在，通过追问为什么职业结构不应该加以调整以反映家庭生活的事实，通过追问为什么男人不应该分担照顾小孩的家庭责任，我们已经对这个自以为是的结论提出了质疑。”是吗？什么是自以为是呢？努斯鲍姆隐秘的努斯即——职业可以调整，但是你还是要有家庭；家庭可以调整，但是你还是要去工作。 我们要说，努斯鲍姆为我们破除了这个假两难，而带来了一个真两难——为什么我要有家庭？为什么我要有职业？为什么我要在职业和家庭中做协调？真正的两难并不是在两者中选择任何一个，真正的两难是认识到选择的两端无非是同一双压迫的手的左右两只。 我们回过来理解对首席执政官的发言的两种希望。一方面，看得见的手挥舞着——工作吧，你将得到至福！另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挖掘着——展出吧，你将知道女性的命运！问题并不在于国嘉-上帝张扬新教徒的必定有福的宿命，而堕弃莉莉丝的快感的命运，问题只在于国嘉的淫秽的爱好——如果没有无快感的家庭，那么就没有有福的选民；如果没有快感的抑制，那么就没有快感的极大丰富；如果没有非人-女人，那么就没有动物-人民。我们得而再此品味网评机器那淫秽的宣称和无尽的恐惧——如果没有非人-女人，那么我们就看不清广大人民群众在哪里了——因此，要看清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们以这样一句话为本文的总结：光明的过度并不是光明的遍及，并不是对女性的快感的发掘，也并不是对女性的命运的照亮；光明的过度并不是暴力的进步，而是进步的暴力；并不是救济与体面，家庭与事业，启蒙与赋权，正当与可见的渐进式律法，而是在纯粹的黑夜中震碎什么的不可能发声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