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求更多的新聞自由，並非要回到過去」：雞精式回顧澳門百年新聞自由史

作者：廖志輝（澳門學16號作者）

今天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澳門有新聞自由嗎？

澳門特首賀一誠最近宴請本地中文傳媒，清楚提到「特區政府承諾將一如以往，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保障新聞自由，」。

澳門有否新聞自由是個持續辨證的問題。但部份人認為這是個偽命題，因為就算在最自由的國度，如美國，媒體也因受政府部份稅收和郵費補貼，很難說有百分百自由。這種媒體資助政策在澳門亦存在。

且威權研究一般認為，在市場較細的地方，因為本地媒體缺乏競爭力，官方更能利用這類補助控制媒體。如果接受此論點，那麼隨著媒體補助額因澳門經濟上升而不斷增加，澳門的新聞自由必定「衰過以前」。

但事實真是如此？

不要忘記，在由殖民時期到回歸後的數百年歷史中，澳門分別經歷葡國獨裁與民主化、回歸過渡時期、以及現在的「一國兩制」。且又因擁有中文和葡文兩套官方語言，呈現不同的新聞傳媒系統。

再細想，就會知道故事並非如此簡單。澳門百年的新聞自由史，要比想像中曲折複雜。

兩位葡國學者Nelson Ribeiro 與José Simões，去年便出版關於澳門新聞自由的研究文章，利用官方檔案、數據與針對本地傳媒記者的訪談內容，嘗試精準（雞精式）還原與探討澳門傳媒和當權者的百年互動史，相當值得參考。

殖民時期：新聞是政治的延伸

回到澳葡殖民時期，研究者開宗名義認為澳門新聞難以擁有專業自主，僅是「政治行動的延伸物」。因為記者們面對的，是20世紀初葡國獨裁者Salazar的審查力量。

隨著Salazar在1926年開展本質上為國族與威權主義的「新國家體制(New State）」，新憲法也在1933年出台，明訂所有關於社會和政治議題的出版物，無論報紙或傳單，必須先受政府指派的委員會審查批准，以防出現顛覆性的公共輿論。

今天我們不清楚這個「緊箍咒」落在數千里外的澳門傳媒上，能發揮多少力度，但研究者認為，整體來說葡語傳媒要較中文傳媒承受更大壓力。除了因為語言親近性方便官方審查葡語媒體外，也因1966年親中共左派發動「一二三事件／暴動」後，中文媒體獲得更大自主權有關。

研究者甚至認為，此時期的葡國審查不存在於中文媒體，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1974年葡國發生民主化，本就受壓的澳門葡語媒體亦蠢蠢欲動。兩個與不同政黨連結的媒體陣營形成，一個是和葡國社會主義黨關係密切的Centro Democrático de Macau(CDM)，創立了Democracia em Marcha(Democracy in Motion)雜誌和Tribuna de Macau週報；另一個是與葡國天主教民主黨親近的Associaciação para a Defesa dos Interesses de Macau(ADIM)，亦分別創立週刊Confluência和日報Jornal de Macau。

然而吊詭的是，即使澳門的「邊陲」性質在獨裁時代較能逃離獨裁者的「緊箍咒」，這種性質在民主化後卻同樣不利改革，不少舊體制遺緒仍在殖民地殘留。

例如在民主化的同年，一個有權批准媒體補助的委員會在澳門同步成立；因政治原因將記者逐出澳門的事，到1983年仍有發生（當年五位澳門公立電視台(TDM)記者被逐）；受政府聘用的寫手在本地媒體仍存在；而葡語媒體市場，即使已如雨後春旬般萌芽，規模仍相當小，一般報社只有2－5人。

然後一切在90年代中國和葡國進入談判回歸最後直路時，急速變化。

過渡時期：衝突、謀殺、補助制度

90年代澳門進入回歸倒數，新聞出版環境同時受議會民主化與新時代的不確定因素影響。

一方面，議會更積極支持新聞自由。1990年的7/90/M號〈出版法〉，保障了澳門出版自由與記者獲取資訊的權利；其中更曾討論成立一個以保證媒體獨立性、多元性和處理傳媒與民間糾紛的「出版委員會」，只是因無法在委員指派辦法上達成共識而胎死腹中。

此外，媒體補助也進一步制度化。1987年起每間報社、電台、電視台都能獲1.2萬澳門幣（USD1500）的出版資助。後來立法會在1991年對資助政策設定門檻，只有自付營運至少三年的媒體才有資格申請。

以上政策，讓澳門新聞業進入百花爭鳴時代。上面提到兩大葡語媒體陣營的報紙，因面對回歸挑戰合併為《澳門論壇日報》(Jornal Tribuna de Macau)；新勢力也加入戰團，自由派媒體Futuro de Macau 和 《句號報》(Ponto Final) 分別在90年代初創立；另外還有屬天主教會的Clarim週報和《今日澳門》(Hoje Macau)。

中文和英語媒體不遑多讓。整個90年代華語報紙就有16份，外加由香港進入澳門的英語媒體《南華早報》與Hong Kong Standard。媒體市場相當擠擁。

考量到當時澳門人口只有約45萬，且葡語常用人口更只有1.9%（1996年人口普查），據研究者統計，澳門的人均擁有媒體數量，達到全球前列之位。

但這樣的數字不值得高興。

很大程度上，澳門市場規模無法消化與支撐所有新聞媒體，大部份媒體不靠銷量為生，而靠背後金主和政府補助支持。這些金主也不認為辦報有利可圖，而是，用學者們的話來說，一種「投資」，為那些媒體背後的本地商人與政治家，爭奪與擴大回歸前後的社會話語權。

這樣的新聞業難說是良性發展，新聞工作者和澳門總督的關係更是糟糕。越接近回歸，末代澳督對輿論的控制力越弱，加上權力真空期的群魔亂舞，葡媒越敢報導關於殖民地管治不力的負面新聞，甚至將這些內容轉發到葡國本土，澳督對此束手無策。

對於「不聽話」的媒體，如上面提到的Futuro de Macau 和 《句號報》，結果可能是無法獲得政府補助；官方與記者在法庭的攻防戰時有發生；而更極端例子，則是1999年發生在《今日澳門》編輯的謀殺不遂事件，該報在事後登報說到：

「在澳門，當記者寫關於...有權有勢的律師、黑幫、毒品交易、軍方交易、管治者或涉貪商人、政客打手時，都有很高可能性將自身置於危險之中…」

如此，90年代近十年的回歸過渡時期，澳門新聞業與官方關係，至少在葡語媒體上，是呈現越維穩越不穩的狀態。

那麼回歸後澳門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既受《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果真到來了嗎？

特區政府：新聞自由？

研究者認為，變與不變在同時發生。

不變的部份，因為澳門法律大抵繼承殖民時期，上面提到在1990年於立法會通過，保障記者資訊權的〈出版法〉，在特區時代仍然存在。

而殖民政府對媒體的出版補助亦被新政府承繼，資助額當然隨經濟發展增長，資助門檻也適當地由原來的至少三年自付營運期，升至五年，且如今只接受兩個官方語言，即中文和葡語的出版物申請。

但不變的，仍然是小市場下媒體對補助的高度依賴。大部份新聞媒體仍只能靠官方補助與官方廣告生存。至少在葡語媒體，發行量每次仍只有一千到數千左右。

當然，澳人治澳時代仍為傳媒業打開了一定空間，如《今日澳門》和《句號報》等具批判性的葡文報章仍然存在，中文媒體也有《論盡媒體》和《愛瞞日報》（後者已在2021年停運）。

然而，傳媒專業性仍是憂心問題。其中一位有著超十年資歷的受訪記者坦言：

「當編輯室可以聘請來自葡國、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澳洲等地的記者，每間的專業性仍然低，且在編輯和老闆定下的編輯線上很少有話語權」

此外還有那些由國外新聞自由觀察機構發表，無法細說的年度報告...

如果從記者有否被頻繁起訴甚至被恐嚇的層面看，回歸後的澳門新聞業，確實要比回歸前更自由。

某程度的新聞自由沒有出現在80至90年代，殖民地民主化後的澳門，反而是一個被西方普遍視為愛積極「控制」輿論的國家治下時代，看來有點古怪。研究者卻認為合理，回歸後澳門官方對媒體的治理與中國對輿論的管控策略大致相同，因為中國政府為了解地方民情與渲洩社會不滿，也會刻意保有一定的批判聲音，從這個角度看，澳門的媒體判批聲音對執政者來說，可能也發揮一樣作用。

結論與反思

筆者也曾是澳門的傳媒從業員，如果要用相對短暫的工作經歷與近年澳門表達空間的實際狀況，評論本篇研究結論，確實是有所保留。但本篇研究者仍然提出至少兩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一，關於已行之有年的媒體補助制度，外行人可能認為是不利傳媒獨立性。但對新聞從業者來說，要在如此細小的市場保有多元聲音（特別是外語媒體），補助制度似乎有其必要。

是必要之舉還是必要之惡，留待大家思考。

第二，回到澳門有否新聞自由的問題。在作出批判前，最好先了解過去，才不至於得出過於淺薄的結論。

而如果想為澳門爭取更多新聞自由，研究者在原文中最後一段話值得作結：

當訴求更多的出版自由，並不表示要回到過去的現實，或說是被回歸所斷；相反，這需要塑造一個新的媒體與國家關係，打破過去長期依賴政府的傳統。

＃文章篇數：9️⃣1️⃣

✅【在帝國邊陲講故事】的故事｜✅ 文章目錄｜✅ 臉書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