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凝：「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政治經濟學

近來，「將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似乎成為了城中關鍵詞，無論是香港作聯快將成立的「香港文學館」，還是香港傳奇車聯盟，都標榜自己的工作能夠促進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其實，早在1997年，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便強調要維持香港文化的國際性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況且，自英殖管治時代以來，把香港形容為「中外文化薈萃」之都，也不過是老生常談。

 不過，近來「將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之所以大熱起來，自然跟《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將香港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有關。前特首林鄭月娥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便開宗明義地提到﹕「《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政府會把握香港中外文化薈萃的獨特創意氛圍，打造香港作為亞洲文化及創意之都的品牌」。但把香港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到底又意味着甚麼?要明白箇中底蘊，大概要回到歷史，看看香港是如何成為「中外文化薈萃」之都。

 「中外文化薈萃」之都是如何煉成的

香港學者谷淑美曾在〈香港的後殖民文化趨勢〉一文中指出，自1980年代初期開始，由於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無論在文化、政治與學術領域，都冒起了一股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自覺追求。在芸芸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論述中，「香港乃政治穏定的成功經濟奇蹟」成為了主流神話，其中尤其強調香港「由小漁村變成現代大都會」的想像。在這套強調香港的經濟奇蹟的主流論述中，也包括了法治、自由市場、有效的行政等後來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香港核心價值。

 九七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基本上沿用及擴充了港英晚殖民時期的經濟奇蹟論述，以證成自身的認受性以及團結香港人。有趣的是，在這套論述中，種種促使了香港經濟奇蹟的核心價值均被視為香港所固有，其間港英殖民政府所曾扮演的角色與貢獻，則被輕輕略過。與此同時，在全球化加速、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的年代，特區政府也很自然的把香港定位為「全球城市」，為香港在國家與區域(例如亞洲)的層面上訂立特獨的策略性位置。此外，特區政府也援引中國文化的元素(例如誠信、重視家庭、敬老、願意自我改進、對社群有所承擔、重協商多於抗爭等中國傳統價值)，一則指出香港這個「全球城市」的經濟奇蹟，乃建基於其「中西文化薈萃」的大都會個性，二則透過文化確保香港社會在政治上的穩定性，三則加強香港與內地的關聯。

大灣區時代的舊酒新瓶

如此說來，當我們翻閱現任特首李家超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發現「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被撥歸「不斷增強發展動能」的經濟政策綱領之下，也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畢竟，自1980年代以來，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大都會個性一直都被視為有利增強香港發展動能的主要動力之一。但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舊酒畢竟碰上了《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新瓶，除了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外，《十四五規劃綱要》也強調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我們知道，「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早在2015年已出現在國家文件《一帶一路》中，直至2019年才由國務院正式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所謂大灣區，是指由圍繞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伶仃洋組成的城市群，其中包括廣東省九個相鄰城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江門、惠州和肇慶，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由今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以及近日文體旅局向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有關推動文化交流的討論文件，我們會發現特區政府不無矛盾地，希望透過文化交流推動香港與大灣區的經濟融合，或透過(文化)經濟的交流推動香港與大灣區的文化融合，但與此同時，又希望透過香港與海外文化單位的持續文化交流，保住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大都會個性。我們知道，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獨特性正正建基在它跟內地其他城市的明顯差異。既要跟大灣區作文化與經濟融合，同時又要保住自身的獨特性，大概是特區政府所不得不面對的頭號挑戰。

此外，相對於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大都會個性，作為跨城市的文化網絡，大灣區又具有怎樣的文化獨特性? 換言之，大灣區的區域文化品牌到底是甚麼?

（信報，論壇版，文化論政欄，2023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