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風雅有一種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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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中國古人幾乎從來沒在矯揉造作和野蠻習氣之間找到折中平衡。這種折中平衡就是天性坦率。即使以性靈著稱的公安三袁也不能免俗。袁宏道自嘲：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

這種伸縮自如的做法，說起來是自嘲，其實是受到中國人贊賞的。

黨進是個粗人，有一次他被宋太祖調去守邊疆，但臨行前非要來辭行。宋太祖知道他不會講話，本想推脫，但黨進執意要來。來就來吧，黨進跪在朝堂上，半天說出一句：臣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引得哄堂大笑。

想必這句話，黨進背了一晚上吧，但是沒有附庸成風雅，反而弄巧成拙，遺人笑柄。

至於陶谷，因為納了黨進府上一名家妓，還頗窮酸地顯擺取雪烹茶的風雅，以爲黨進家沒有這個吧？結果家妓說：彼粗人，安知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

一下就刺中陶谷的窮酸和迂腐。

粗人學風雅貽笑大方，文人學風雅就不矯揉造作了？文人學風雅一套一套的。那種架勢很像現在人說的意識形態：他用附庸風雅來表明自己對禮教的臣服和從禮教中獲取的造詣。

不論是風花雪月，還是民間疾苦，要附庸風雅都有章法和套路可循。即使抨擊時政，也有擊鼓罵曹可以效仿。總之中國古人所認識的歷史，是摻雜道德說教和文人信仰的。他隨時都能找出可以效仿的先賢。一旦效仿起來，就覺得自己文雅起來了。

比如圯上納履的故事，看起來像是歷史，又像文人編造的故事，但本身有道德說教的意味。而中國古代歷史大都是這樣傳播起來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歷史在中國古代既是政治教科書，又是意識形態機器，還是文人附庸風雅的寶庫。也就是說，歷史無關乎事實，關係到的是禮教和情懷。這首先是對客觀精神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