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上海的世界主義與「脂粉市場」——從1930年代上海電影說起

因為疫情無法回到學校，在上海住了幾個月，我決定好好看看這城市。在小鎮家中與父母相處了三個月的我，甫來到上海，就發現這可能是整個中國，最能讓我「接受」的城市。

因為即使是在殖民者離開上海近百年後的今天，上海仍然留存著一些主要建基於消費的世界主義氣質。我身體經驗到的「安全感」，也讓我意識到，我在台港等地所過的那一種，與世界「邊界感」很弱的都市生活，建構了我的某些部分。而上海，可以在大隔離時代的無可奈何中，稍微喚醒我的這些部分，讓我感到連結。

這更讓我好奇，在共產主義中國主導上海的一切之前，這座城市曾經是怎樣的一個世界都市？而其中的女子，如何生活？剛好有一門課關於20世紀初的城市史，我就在期末報告中寫了上海。不過本文涉及的消費場所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路，且主要為港資，包括永安與先施。我個人更喜歡逛的是上海的日資百貨，例如靜安寺的久光百貨，也有兩本研究日資百貨在上海發展的書很好看，只可惜史料不足以寫一篇新的論文。另一個很有趣的題目是咖啡館，但有人寫過了，寫得很好，我就無從下筆了。全文如下。

大城市應該永遠有世界大同之心，上海自然不會例外……他們會看到最新款式的勞斯萊斯駛過南京路，停在堪輿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大道上的百貨公司媲美的商店門前！遊客一上埠，就會發現他們家鄉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貨大樓裡都有廣告有銷售。獵裝和BVD內衣陳列在一起，HOUBIGANT香水下面，FLORSHEIM鞋又緊緊地吸引著顧客的視線。上海百貨公司裡的這種世界格局足以在中外商店前誇口它是「環球供貨商」……誰能說在把「大上海」建得「更大」時，百貨大樓沒有出它的一份力？

——歐大衛（David Au）1，1934

比起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距離，在某種意義上，1930年代的上海，離世界的距離要更近。殖民氣質與世界主義，使得這個因為英法美等各國租界的存在而華洋交雜的城市，並不像同時代的任何其他中國城市，甚至也不像其時已是英國殖民地的南方海港香港。上海早在1856年就有西式馬路，1865年就有煤氣路燈，1883年就有自來水，1908年就有路面電車。¹今日繁華的香港，在1930年代的電影、小說，尤其是上海作家張愛玲筆下，只是作為上海的他者而存在，而在那種世界主義的都市現代風格上，卻遠遠及不上上海²。

這種世界主義的都市現代風格，體現在消費主義興起的20世紀初，以「摩登」為關鍵字。摩登一詞，本就是一個西化的名詞兼形容詞，由英文“modern”翻譯而來，原指「現代的」，後又引申出「時髦」的含義，雖然意義總有些曖昧不明，但在當時的上海多用來形容一切跟得上現代化步伐的、西化的，與舊時不同的人、事、物。摩登的人例如摩登女子，也是本文將透過電影《脂粉市場》、《都市風光》、《神女》、《新女性》展現和分析的幾種新女性形象。她們多是百貨公司及其附屬娛樂場所的常客，即女性消費者，也有百貨公司的女店員。摩登的事則例如去百貨商店購物，去遊樂場、舞廳、電影院、咖啡館消閒，去公園散步。1934年一位摩登女子的春裝包括皮鞋、絲襪、內衣褲、手套、大衣、皮包、護膚品（面友、胭脂、可的牌粉）與化妝品等，共需花費52.5元。³ 摩登的物則例如百貨商店陳列的各式西洋商品，乃至於歐式外形的建築、道路與車輛。

在1930年代以前，上海百貨公司設在屋頂花園的遊樂場曾是這些摩登生活方式中最受歡迎的一項，但隨著電影行業尤其是國產電影的興起，與逛百貨公司並列的消閒方式逐漸變成了看電影。上海最早的電影院成立於1908年，開設者是一位西班牙人，影院有250個座位。到1930年代，上海已有近36家電影院，其中大光明戲院和大上海戲院的座位數都超過1500個。⁴ 而早在1927年，上海的電影院就在播映有聲電影，只比好萊塢晚了一年。⁵剛進入30年代，上海聯華公司、明星公司就發起了國產電影運動，國產片產量大增，光是1932年1934年間，聯華就出品了25部電影，明星則出品了19部。如李歐梵所說，「一個可觀的中國影壇直到30年代才真正建立起來」。⁶這10年中出品的上海電影，不少都由當時炙手可熱的女明星主演，例如胡蝶、阮玲玉、周璇、黎莉莉等。本文涉及的電影，包括明星公司在1933年出品的《脂粉市場》，由夏衍編劇，胡蝶飾演一名百貨公司女店員。聯華影業分別在1934年和1935年出品了阮玲玉主演的《神女》和《新女性》，阮玲玉分別飾演一位妓女和一位憂鬱的女作家。最後是導演袁牧之的處女作，1935年由張新珠主演的《都市風光》，描繪了一位被消費主義衝昏頭腦、愛慕虛榮的摩登女性。從這些電影中，我們嘗試尋找近百年前那個「世界的上海」的一些蹤跡，也看到不同階層、性格的女性在被消費主義形塑的摩登都市中呈現出的差異樣貌。

一、四大百貨與上海消費主義興起

是南京路塑造了百貨公司，還是百貨公司塑造了南京路？至今被稱為「大馬路」的南京路，本是黃浦江西側一條狹窄的泥濘道路，西方殖民者開闢其為跑馬場與洋行集中之地，同時，華人小商鋪也從未缺席。然而，真正令南京路成為「世界上最有趣的街道之一」⁷的，還是20世紀初華商在南京路西側建立的四大百貨：先施、永安、新新、大新。

上海的商業土壤豐厚，首先因為人口集中。1930年，上海每平方公里的人口達到了43570人，到1935年已經增加到500032人。⁸上海市區的人口自1855年到1937年，足足增長了20倍。⁹ 要成為商業城市，除了人口密集之外還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在19世紀末的上海，英美法三國都建立了自己的租界，包括法租界與合併後的英美公共租界，這為上海帶來大量的西洋資本，包括英商百貨公司福利、惠羅，以及和記洋行等等。不過，這些百貨公司和洋行主要集中在南京路的東段，與1910年代中後期進入上海的華商百貨先施、永安分駐南京路的東西兩端，有所區隔。

最早進入上海的華商百貨公司是1917年開辦的先施，地址在南京路690號。創辦人馬應彪是澳洲回流的廣東商人，創始資本額達到700萬元。一年後，同樣自澳洲回流的廣東商人郭樂在正對面的南京路635號創立了200萬元投資額的永安百貨。¹⁰兩間百貨公司在此後數十年中一直在大樓高度與各種促銷活動和廣告中針鋒相對，是彼此最大的商業競爭對手。而兩間百貨公司也都始創於香港，其後才在上海開設分店。1926年，由先施公司團隊中分離出來的劉錫基在南京路720號創辦了新新百貨。又過10年，同樣出自先施的蔡乃誠在南京路830號創辦了大新公司。¹¹至此，上海南京路的四大公司全部建成。1926年的《商業雜誌》記載，在百貨公司中開業買到的商品可粗略分為33種，包括綢緞、煙草、皮草、鐘錶、眼鏡、西裝、化妝品、金銀首飾、電器、玻璃餐具、照相機、藥品等等。¹²

四大百貨的建立，讓百貨公司成為南京路的象徵，而南京路又是上海商業活動與都市繁華的象徵。除了販賣種類繁多的商品外，四大百貨還分別經營旅館、餐廳、遊樂場、理髮所、跳舞場、跑冰場、攝影室、咖啡館等娛樂場所，也成為都市消閒的重要場所。¹³而除了四大百貨之外，上海類似的大小百貨公司也是層出不窮，開辦百貨公司一時成為風潮，不論規模均命名為「百貨公司」也是招徠顧客的最佳手段。

四大百貨開業當天，都報稱有10萬美元的營業額¹⁴，可見上海居民對百貨公司購物之狂熱。華商百貨的目標顧客與洋商不同，以華人上流有閒階級和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為主，包括從全國各地遷移來上海的富商和達官貴人，以及一些收入較可觀的職員和自由職業者。盧漢超將這些人分為買辦商人與文化精英兩類，統稱為社會精英，是區別於普通小市民的階層。買辦商人有的為英美洋行工作，有的則自己經商，成為有實力的華人資本家。文化精英則包括西醫、主管經歷、會計師、工程師等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等華人」，還包括作家、演員、畫家、音樂家、電影明星等。¹⁵ 依日本學者岩間一弘所言，近代中國的消費主義自明末開始發達，而上海因為早在1840年代就設有租界，居民與西洋物質文明直接的接觸，而感到驚奇與羨慕。及至1930年代，逛百貨公司已經成為一種摩登生活方式的象徵，百貨公司成了「中產階級的養成所」。這其中，受過中等水準以上教育的職業女性、家庭主婦和上流有閒階級女性，成了百貨公司與上述其他消閒場所的主要消費者之一。¹⁶

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提供了消費場所，客群則是買辦商人、達官貴人與文化精英，上流有閒階級和中產階級共享百貨公司的消費空間，引領著1930年代上海的消費主義風潮。然而，雖然華商百貨是由華人資本所創設，但不論在建築外觀、商場空間設計與商品的選擇和宣傳上，都仍然非常洋化。華洋交雜的商業文化，使得上海南京路與世界上任何一條同時期的商業街都不同，猶如在華人聚居的土地上「發明」了一塊世界主義的商業「飛地」一般，有著獨特的殖民氣質。其中，「太太小姐」們的角色又格外引人注目。這一切都被收錄在1930年代的上海電影中，下面兩節將詳細論述。

二、在電影中看見都市上海的世界主義

雖然上海的外國租界裡絕大多數居民都是中國人¹⁷，但20世紀初的上海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組成的。一位傳教士曾在1909年形容，走在南京路上，就好像參加「世界各族大聚會」，你會遇到俄國人、德國人、日本軍官、中國官太太、美國商人、法國人、印度人、英國人、羅馬傳教士。¹⁸ 上海的世界主義特徵，使它與中國的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再相同。

這在1935年的電影《都市風光》中展露無疑。這部電影講述一家四口從鄉下要進入上海，在到達上海之前，車站出現了一部萬花筒機器，人人爭相觀看。萬花筒中的場景，正是上海的都市風光，一個充斥著西洋元素、光怪陸離的金錢城市。影片一開場，火車站售票員問：「去哪裡？」擁擠的人群中冒出無數一模一樣的回答：「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這顯示出都市上海對於周邊鄉村人口的巨大吸引力。

而萬花筒中的景象則更令人炫目，快節奏的蒙太奇畫面閃現出五光十色的上海都市景象，包括霓虹燈裝飾的大樓，來自英、美、荷蘭、印度等國的英文品牌廣告，各式各樣的都市消閒場所如商店、舞場、公園，滿街的西洋汽車，還有最後壓軸的特寫鏡頭：先施百貨高聳的西式塔樓和上面的巨大鐘錶。以下圖片皆取自《都市風光》電影畫面：

（電影中出現的先施百貨大樓）

（電影中出現的英文品牌）

（電影中商業街的霓虹燈）

1933年拍攝的《脂粉市場》則有更多百貨公司內部的細節畫面，以及百貨公司店員與顧客的互動。例如，片中百貨公司女店員稱呼男性上司與顧客和同事為「密斯特」，而公司門口就有電車。在百貨公司內，時髦的玻璃櫃檯分設四邊，中央是人氣最高的脂粉部，有新淨寬敞的樓梯和電梯供客人上下樓，販賣商品包括西洋玩具、紅酒、化妝品、香皂、西裝等等，品牌名都是英文。每當畫面切到脂粉部，就會響起百貨公司播放的背景音樂，英文女聲或男聲唱的輕快歌曲。門口是一道高高的自動門，聖誕節到了，百貨公司內外都有聖誕裝扮，外面還有一顆聖誕樹。儘管畫面已經盡顯豪華，但當年5月的一篇《申報》影評卻批評，電影對百貨公司內外的呈現都太過清淡，「連黃包車也只有一二輛，來往行人也寥若晨星，我以為既稱百貨公司，應設在像永安先施那麼樣熱鬧的場合」。¹⁹可見電影所展現的百貨公司佈景還遠遠及不上實際的盛況。用英文稱呼顧客和上司，品牌名也為英文，又播放英文歌曲，過西洋節日聖誕節，種種細節都顯示當時上海百貨公司的洋派作風。以下圖片取自《脂粉市場》：

對香港與上海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曾驚訝地發現兩座城市在百貨大樓建築風格上的驚人一致。而這種一致，是完全西化的建築風格，例如先施和永安競相興建的塔樓，也是上述兩部電影中都頻繁出現的意象，其實都是完全的巴黎美術學院派風格（Beaux Arts），和任何此前由華人興建的大樓都不一樣。此外，永安百貨大樓則擁有「意大利風格的圓柱和法式的屋頂」，而這與英國商人在香港興建的商廈渣甸坊幾乎一模一樣。²⁰

另一部1934年聯華影業的《神女》是阮玲玉的代表作之一，相較於前二者，這部影片中的百貨公司更具有都市上海的象徵意義。片中，阮玲玉飾演的單親媽媽為了生活而做了「神女」，即是妓女，每晚打扮後坐黃包車到南京路最繁華地段，站在街上招徠男客。影片一開始就強調她白天為慈祥母親，夜晚為妓的雙重生活，因此畫面總是不斷在白天和黑夜間流轉。一入夜，先施百貨和新新百貨的霓虹招牌就會出現，作為夜上海的標誌，也是她沉淪的開始。實際上，除了百貨大樓的霓虹招牌和偶爾出現的百貨公司外牆、玻璃櫥窗外，片中並沒有任何其他元素提醒人們她去的是南京路。可見百貨公司的影像不僅已成為南京路的象徵，也成為上海都市生活的不言而喻的象徵。這呼應了大衛·哈維所說的，都市的意象是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被販賣、被消費的。²¹

曾對上海和香港的都市化與殖民歷史做比較研究的學者阿巴斯曾指出，上海的世界主義在日軍入侵和共產黨的革命發生之前，在世界範圍內都有亮眼的表現。他認為上海可說是當時世界上最開放的城市，上海的都市化是一種「治外法權的都市化」（a cosmopolitanism of extraterritoriality），租界的存在和多國政治與資本的角力，使它在二戰結束前的幾十年間都不受傳統的中國官僚式管治。這種世界主義的殖民氣質使得上海成為改革家、冒險家，同時也是娼妓的天堂。而這種與世界的連結，也對應著上海與中國其他城市之間的斷裂。²²《脂粉市場》的編劇是左翼劇作家夏衍，全片對於百貨公司作為一個工作場所和消費場所的全面批判，也許正顯示了上海的這種「世界主義瀰漫」²³的城市性格。而這種性格為強調「中國性」、「民族性」的知識分子所不喜，這也為這種世界主義在此後的戰爭與革命期間迅速被沖散，埋下了伏筆。

三、女店員與摩登女子的「脂粉市場」

本文開篇曾列舉一位摩登女性在1934年的購物清單，不僅顯示出女性的消費能力，也提醒研究者注意，1930年代的上海中產階級女性對各種新鮮的西洋商品都有常態的需求，消費已成為當時女性的日常行為。而關於化妝品消費的高昂，論者多指這些助力消費者是過著「妓女式生活」的女子，例如姨太太、「神女」、校花、女職員、女店員、交際花等。但《申報》1934年的一篇評論文章就反駁，這些化妝品的真正消費者，其實是失意政客、小閒遺少等不能貢獻本國工業的男性，女性不應被責備。²⁴ 上述這些女性，在當時論者的筆下多被統稱為摩登女性，她們是「脂粉市場」的主要消費者。而與這個「脂粉市場」密切相關的，除了她們，還有數量龐大的百貨公司女店員。

四大百貨正式啟用女店員是在1930年代，永安百貨在1936年的女店員超過50人，約為全體職員的十分之一，新新百貨同時期的比例約為7%。²⁵從各司的招聘標準來看，女店員錄取的最主要要求是年輕美貌，顯示出以女性姿色來吸引異性顧客的銷售策略。電影《脂粉市場》就以此為主線，講述了胡蝶飾演的輟學女學生在百貨公司當女店員而遭受的屈辱。片中除了胡蝶扮演的翠芬之外，還有一個「反面例子」，即很會利用美色來招徠男顧客以及換取升遷的浪蕩女店員雪芳。雪芳每天的工作就是穿著貼身剪裁旗袍站在百貨公司正中最矚目的脂粉部櫃檯，被七八個穿西裝的男士包圍。有紈绔子弟氣質的男士會假意詢問商品價格，其實是為了與她調笑。而一輪眉來眼去之後，男士隨便一指，雪芳就賣出去兩瓶紅酒。雪芳曾嬌嗔問道這位男士買那麼多脂粉紅酒香煙要送給誰，他笑著說：「誰也不送，我是買著好玩的。」可見購物根本不是這些男性來百貨公司的主要目的。而圍觀者眾，目光都在雪芳的身上，可是買東西的只有那一兩個。雪芳曾跟上司抱怨，一位有錢人家的少爺在她櫃檯前約了她三次去喝下午茶，不過總體而言，雪芳是享受自己的角色的。如圖為女店員雪芳與男顧客調笑：

而胡蝶扮演的翠芬則不同，她因生活所迫才輟學入職，本在包裝部上班，不需面對客人，可是林監督見她漂亮，就把她調去脂粉部。果然，她上班第一天，男客人就圍著她的櫃檯轉，她什麼也沒說，就立刻賣出去兩塊香皂和一盒香粉。片中有多處全屏字幕提示劇情背景，其中15分51秒的一處字幕寫道：「有姿色有風韻的女店員，往往會被一班『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主顧包圍；至於公司的重要職員，更領會「利權不外溢」的意旨，不肯輕易放過。」而46分36秒時，又有一全屏字幕顯示：「陪經理少爺戲謔，是林監督胡調之外（註：林監督即翠芬的上司），特殊的職務。」

翠芬的不安不僅僅來自男客人和利用她來販賣商品的男上司，還來自她所不能接受的都市消閒生活，例如坐汽車、去舞場看表演，又在俱樂部吃飯等等摩登女性的生活方式。本片的編劇夏衍將百貨公司女店員視為一種危險、墮落的職業，透過劇情提出問題，是否做百貨公司女店員就一定要這樣生活呢？就一定要成為雪芳那樣的浪蕩女呢？而全片最後的走向已經回答了這兩個問題：是的。翠芬跑回家跟好友楊小姐哭訴：「女子職業，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朋友說：「你別傻了，什麼女子職業，男女平等，在現在的這種社會，根本就是騙人的話。戀愛呢，那更不用說了，那完全是建立在金錢上面的。」此處可見，編劇夏衍對百貨公司女店員這一職業的批判，延伸到了對消費主義的批判。乃至結尾，翠芬辭去女店員工作，做食品加工、電話接線員、縫紉女工，又繼續自學識字，成功賺到了200元，開了一間小雜貨鋪。

這就是電影想要建構和理解的「女性的正途」，相比之下，在百貨公司做女店員並非正道。影片最後回歸到女性對百貨公司這一黑暗的職業場所的批判，翠芬指著林監督的鼻子罵道：「我絕不去，除了受你們侮辱之外，女人就會沒有生路了！哼，瞧著吧，你們的末日快到了！」而與翠芬形成對比的雪芳，則被刻畫成另一個極端的浪蕩形象，繼續在百貨公司做女店員。她的服裝和首飾也跟翠芬形成對比，華麗、妖嬈、明艷，戴著大耳環，燙著時髦的頭髮，是一副摩登女性的樣子。

影片公映後，在各報刊有不同立場的影評文章。有的不同意其對女店員的描寫，認為和現實中所見並不相同。²⁶也有《星華》刊出的一則「笑話」，指永安公司的天韻樓遊戲場不放映《脂粉市場》，原因是片中描寫了百貨公司經歷引誘女職員。這則短短的諷刺笑話評論道：「只要心裡正，戲裏的演出怕什麼？」²⁷由此推想，社會對百貨公司女店員的評價不一，但如電影中所拍攝的女店員因姿色而吸引顧客現象，確實存在。當時婦女雜誌的許多文章也證實了這一點，這些文章多為反駁男性論者對女店員形象的批判。例如1934年的《玲瓏》上，就有女性作者為女店員朋友抱不平，指有許多男顧客是存心來胡鬧的，「那種人是不好對付的」，而受顧客的氣之餘，還要背負社會的罵名，令人不平。²⁸1936年的《玲瓏》文章《女子的出路》則告訴讀者，一個百貨公司女店員的月薪在20元左右，應付一家三口的開支是不夠的，還要做兼職，根本忙不過來，不會有時間去浪蕩。²⁹

這些文章多在建立一種為生計而奮鬥的窮苦勤奮女子形象，然而也有百貨公司女店員自己撰文，指出女性打扮自己並沒有什麼不對。在1933年的《玲瓏》雜誌上，百貨公司女店員施麗娜就發表自述文章《我引誘男子嗎？》，文中指自己每天工作10小時，根本沒有時間引誘男子，又指自己只是穿一身比較整齊美好的衣服而已，如果這樣都算引誘男子，那不如婦女都「用幕掩罩了」。³⁰比起《脂粉市場》和前述兩篇《玲瓏》文章描繪的勤苦女性形象，這種表態更接近摩登女性的一種自辯和自我認同，即女性有穿衣自由，有工作自由，而穿著美好地出現在公眾場合，並不是值得批判的。不過，當時電影對摩登女性的描繪大多沒有這麼正面，相反，幾部電影都塑造出了愛慕虛榮、比拼衣飾、交際無度、私生活混亂的摩登女性形象，即「太太小姐們」。

1935年的《都市風光》就有一位這樣的女主角。這位小姐愛面子極了，在畫報和商店中見到美麗的衣服首飾，就立即想要擁有，尤其是為參加舞會和聖誕派對而準備。她既想要昂貴的衣服和帽子，又不想顯示出自己付不起錢的困窘，就想方設法帶交際中的男士去逛商店，還假意弄丟了皮包，騙得對方來付賬。當她終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西洋皮草洋裝，坐在聖誕舞會的精緻西餐桌前抽著煙，喝著昂貴的西式飲料，她得到了極大的快樂。而1937年的《如此繁華》，由歐陽予倩導演，黎莉莉主演，群星雲集，眾多女演員扮演的太太小姐在主角家中集合，然後出發一起去消閒，每人都穿著剪裁合身下擺開衩的旗袍，燙著時髦的頭髮，互相誇讚衣服的美麗。當站起身要出發的時候，每個人都掏出小粉餅補粉，動作非常一致。而女主角為了跟朋友比拼鑽戒的大小，甚至不惜偷錢買新衣出去交際。以下圖片取自電影《如此繁華》，太太小姐們在集體補粉：

如前文所述，上流有閒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摩登女性是百貨公司的重要消費者群體。左拉形容百貨公司是「仕女天堂」，百貨公司吸引著婦女對物質文明和美的渴望，是婦女的新宗教。³¹而摩登女子的形象則和其消費者身份緊密地扣連在一起，一位摩登女性的生活方式包含了許多奢華的消費，包括去百貨公司購物、坐汽車、看電影、跳舞等等。連玲玲認為，「摩登女子」是完全由消費定義的女性典型。這種女子形象對商品和性都有強烈的慾望，超越了父權和國族的框架³²。作為消費文化踐行者的上海摩登女子，既是世界的，又是女性解放的，正回應了本文的兩大主題。

但電影對她們形象的描繪，幾乎全部指向百貨公司和消費主義對女性的引誘，她們被視為消費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如連玲玲所述，百貨公司的大門就像「魔鬼張著的巨口」，吞噬婦女，直到她們墮入地獄。³³這種消費主義營造的繁華陷阱，正回應了片名所指，是「如此」的一種繁華。回到之前提過的《脂粉市場》，影片結尾片段中，百貨公司的巨大自動門高出女主角翠芬一個頭還要多，隨著她猶猶豫豫的走近和後退，自動門開開關關，猶如一張血盆大口，或是黑暗的洞穴入口，充滿著對百貨公司的隱喻。如圖：

類似的隱喻還出現在阮玲玉的代表作《新女性》中，這部1935年的電影講述一位接受高等教育、才華橫溢的新女性，既是女作家，也是女子高中音樂老師。但她卻因為對現代都市消閒和新女性生活方式的迷戀與堅持，最終被逼向自殺的絕境。這位新女性排斥結婚，對於求婚的回應是，認為結婚是成為「永恆的奴隸罷了」。原本她與一位出版社編輯在戀愛，結果對方不認同她的生活方式，不肯陪她去跳舞場，兩人只好分手。其後，她與另一位財力較雄厚的男性一同去遊樂場看表演，表演內容卻使她感到悲哀的共鳴。表演中，一位白人女子身穿囚服，戴著手銬腳鐐絕望地躺在地上，看表演的她不禁覺得那就是自己。究竟結婚會使人成為奴隸，還是堅持摩登女子的生活方式會使人成為奴隸呢？影片提出的隱喻，指向了摩登女子、新女性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都市空間中洋派的消費所建構的。

作為百貨公司消費者的摩登女性是不被主流論者所喜的，而被塑造成影片中「反面教材」的浪蕩女店員雪芳，又在形象上與摩登女性部分地重疊。摩登女性和女店員的形象在這種同樣遭受質疑和批判、厭棄的語境下，在1930年代的上海電影中相遇了。在被定義為「脂粉市場」的百貨公司場景中，摩登女子和女店員雖然在社會經濟階層上屬於不同的群體，但卻因為性別的因素，得到類似的評判。電影是生活的鏡子，也是社會觀點的鏡子，雖然有時是哈哈鏡，不免誇大或片面解讀生活，或是摻雜製片公司與導演編劇的預設立場，但大體還是能夠反映當時社會對都市上海中的摩登女性有著怎樣的態度。

四、結論

1930年代的上海擁有非常多的電影傑作，而背後是發達的電影產業和消閒文化。諷刺的是，無論作為四大百貨的附屬產業還是獨立的戲院，電影院的觀眾中相信有不少正是《都市風光》、《如此繁華》所批判的愛慕虛榮的太太小姐，或是《脂粉市場》中的浪蕩女店員，以及《新女性》中的摩登女作家。不知這些女性消費者若觀看了電影，是否會像《玲瓏》雜誌那幾篇為女店員發聲的文章一樣，指出自己的生活並沒有如此不妥，又或是會主動地加入批判這些交際花、浪蕩女的行列，自陳為「只摩登而不浪蕩」的一群呢？

電影為我們再現了1930年代的繁華上海，包括許多珍貴的都市街景和消費場景畫面。電影也間接地傳遞出整體社會對女性消費者（摩登女子）和被消費的女性（女店員）的觀感和期待。跳出電影本身，這些電影的主演例如阮玲玉、胡蝶等女明星，也承受著大量對其奢華消費和私生活的批評，同時，又被觀眾和論者所消費著。她們和她們所主演的電影，電影中的角色，以及觀看電影的摩登女子觀眾們，都被消費著。

如文章開篇所講，上海是摩登的，不同於當時中國的任何一個其他城市。又如第二節所述，上海的華洋交雜，又令它的南京路，乃至於整個商業化都市空間，都不同於任何一個同時期的西方商業城市。上海是世界主義的，儘管這種世界主義可能是殖民主義的副產品，然而仍然為這座城市的居民，包括大量的華人女性營造出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空間，容許了摩登女子和女店員的存在。而商業化的電影產業，也為後世研究者留下了一窺當年景象的窗口。還有許多上海老電影資料難尋，例如《多情的女伶》、《電影女明星》、《女律師》、《上海小姐韓秀雯》、《上海一婦人》等等，相信是以新女性、摩登女子為主角，若能尋回，對豐富老上海電影研究定有很大幫助。

參考文獻

Abbas, A. (2000) Cosmopolitan De-scriptions: Shanghai and Hong Kong. Public Culture. 12 (3), 769–786.

C.E. Darwent, Shanghai（1904）: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Cochran, S. (1999)，Inventing Nanjing Road :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 East Asia Progr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Emile Zola（1961）, The Ladie’s Paradise, tran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Gascoyne-Cecil and Cecil(1912), Changing China,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

大衛.哈維(2010)著，國立編譯館主譯，王志弘,王玥民合譯，《資本的空間 : 批判地理學芻論》，台北：群學。

上海研究中心編（1991）：《上海七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上海摩登》，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岩間一弘 （2016）：《上海大眾的誕生與變貌：近代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動員和活動》，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連玲玲（2017）：《打造消費天堂 : 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煥庸（1987）：《中國人口·上海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許慧琦（2003）：《 「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 》，台北：政大。

盧漢超（2004）：《霓虹灯外 :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彭小妍（1997），<「新女性」與上海都市文化一一新感覺派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梅邨：<觀「脂粉市場」後幾點感想>，《申報》1933年5月18日第21586號第23版。

施莉娜 ：<我引誘男子嗎>，《玲瓏》，1933年 第3卷 第8期 ，頁342-343。

蘇莉： <一位女店員的自白>，《玲瓏》 ，1936年 ，頁83-87。

瓊：<一位女店員的生活>，《玲瓏》，1934年 第4卷 第12期 ，頁707-708。

歐大衛（David Au）：《上海百貨公司有其特殊創業史》，見 China Weekly Review 12，1934年11月17日，頁41。

<摩登時代>，《時代漫畫》，1934年2月。

<永安不演脂粉市場>，《星華》，1936年第1卷 第26期 ，頁22。

<論中國之百貨公司>，《商业杂志》，1927年第2卷 第11期，頁1-6页。

1^ 岩間一弘 （2016）：《上海大眾的誕生與變貌：近代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動員和活動》，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頁10。

2^ 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上海摩登》，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39。

3^ 《摩登時代》，《時代漫畫》，1934年2月。

4^ 彭小妍（1997），<「新女性」與上海都市文化一一新感覺派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頁330。

5^ 上海研究中心編（1991）：《上海七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360。

6^ 李歐梵，毛尖（2000）：《上海摩登》，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00。

7^ C.E. Darwen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p. 10.

8^ 胡煥庸：《中國人口·上海分冊》，第53頁，表2-11。

9^ 盧漢超（2004）：《霓虹灯外 :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3。

10^ 連玲玲整理自《申報》、《上海市環球貨品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冊》等，連玲玲（2017）：《打造消費天堂 : 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 同上

12^ 《論中國之百貨公司》，《商业杂志》，1927年第2卷 第11期，頁1-6页。

13^ 連玲玲（2017）：《打造消費天堂 : 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169。

14^ 同9

15^ 盧漢超（2004）：《霓虹灯外 :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43-46。

16^ 岩間一弘 （2016）：《上海大眾的誕生與變貌：近代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動員和活動》，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頁12。

17^ 盧漢超（2004）：《霓虹灯外 :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3。

18^ Gascoyne-Cecil and Cecil, Changing China,104-105.

19^ 梅邨：<觀「脂粉市場」後幾點感想>，《申報》1933年5月18日第21586號第23版。

20^ Chan, W. K. (1999). 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the four premier department stores on Nanjing Road, 1917-1937. In Book：Cochran, S. (1999). Inventing Nanjing Road :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 edited by Sherman Cochran.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1^ 大衛.哈維(2010)著 ; 國立編譯館主譯 ; 王志弘,王玥民合譯《資本的空間 : 批判地理學芻論》，台北：群學。

22^ Abbas, A. (2000) Cosmopolitan De-scriptions: Shanghai and Hong Kong. Public Culture. 12 (3), 769–786.

23^ 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上海摩登》，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27。

24^ 許慧琦（2003）：《 [娜拉]在中國 :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 》，政大歷史系，頁215。

25^ 連玲玲（2017）：《打造消費天堂 : 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367。

26^ 同20

27^ <永安不演脂粉市場>，《星華》，1936年第1卷 第26期 ，頁22。

28^ 瓊：<一位女店員的生活>，《玲瓏》，1934年 第4卷 第12期 ，頁707-708。

29^ 蘇莉： <一位女店員的自白>，《玲瓏》 ，1936年 ，頁83-87。

30^ 施莉娜 ：<我引誘男子嗎>，《玲瓏》，1933年 第3卷 第8期 ，頁342-343。

31^ Emile Zola（1961）, The Ladie’s Paradise, trans. by Brian Nelson: Theodore Dreiser, Sister Carri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32^ 連玲玲（2017）：《打造消費天堂 : 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342。

33^ 連玲玲（2017）：《打造消費天堂 : 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