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的中文：當馬來西亞人說華語

童言在新加坡生活了四年多，長期居住在歐洲的她，以為能重新回到講中文的環境。

但她錯了。她的丈夫是瑞典人，兩個小孩選擇在當地國際小學上課。每天，兩個小朋友在學校裏說英語，而在家裏，父親特意只對他們說瑞典語，童言則對孩子講普通話和粵語。

「中文畢竟是我們的根，有必要學，學了也能了解中文的美。」

童言發現，在新加坡說華語的機會也不多。除了，日常會話以英文為主外，童言覺得這邊的華人，講華語很生硬，像是脫節了：「他們不說』水開了』，只說『水燒了』；收銀員不說『找錢』『給你錢』，說『還你錢』。中文應用得不太好，老年人才看中文報紙，年輕人在網上用社交媒體，內容也以英文為主。」

對於學校的華文課，童言很不滿意：「教材是學校自己編寫的，選用的課文、整體語法都很糟糕，缺乏邏輯，有時標點符號都弄錯了。」

她提到小學四年級一篇題為《藏戲》的課文，主人公唐東傑布在山東找了7位姑娘組成西藏第一個藏戲班，他們通過表演藏戲籌集捐款，最後實現自己的初心：給雅魯藏布江修橋。但歷史上記載，藏戲姑娘來自西藏南部的山南市瓊結縣，卻被教材誤寫成了山東。

從事寫作的童言，對文字很敏感。

「文中寫道：』他心想有橋就好，很多人笑他異想天開。』但他心裏想的事，別人怎麽會知道呢？」 「一些課文直接從英文翻譯成中文，但翻譯得很別扭，就像你在美術館看到的當代藝術品介紹一樣。為什麽要找來山東的姑娘組成藏戲班子？」

還有一次，學校布置了討論課，題目是「不同家庭的遷徙」。童言對題目中的「遷徙」一詞提出異議：「我和老師們爭論，這個詞用得不對，但他們說這樣用沒問題。『遷徙』，一般指動物的大規模移動或人類因為戰亂、天氣改變了居住地。而在新加坡，家庭更多是出於移民和工作調動的原因而流動。我小時候從來沒聽過『家庭的遷徙』的說法，用『搬遷』更合適。」

童言擔心，這樣的華文教育很難讓孩子體會到語言的美，最後淪為「生存語文」，很難用華語討論更復雜的問題：「我的小孩用英文寫很多東西，但漢語表達遠遠不足。學校裏的華語教學只在意認識新詞匯，非常刻板。」

經過好幾次磋商，童言和學校最後達成妥協：作業還是繼續做，但課文就不背了。童言特意在中國的音頻App上找了一些「朗朗上口、很有韻律感」的兒歌給小朋友聽：「我想讓他們體會到，什麽是好的中文。」

在新加坡另一頭，馬來西亞的華語社群又是另一種面貌。

1.「字的筆畫還要數？英文單詞就不需要。」

2019年，馬來西亞華人吳小紅來到北京大學讀博士，研究印度宗教文化。

「我希望以一種他者的身份，來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在伊斯蘭文化來到馬來西亞之前，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也曾在這裏生根發芽。」

「Ng Siaw Hung」，這是吳小紅的馬來語名字，它由客家話發音和馬來語發音習慣轉譯而來。

不同的華人社群有不同的拼法，比如「吳」字，粵語和客家話都是「Ng」，但音調有別，而在閩南語中則讀作「Gou」的第五聲。

吳小紅出生在馬來西亞沙撈越州（Sarawak）的首府古晉市，這裏也是電影導演蔡明亮的故鄉。古晉分為南城和北城，華人主要聚居在南城。吳小紅在家裏說一口客家話，但要是在社區裏碰到其他華人，她會改講馬來華語，後者的發音比較接近普通話。吳小紅稱：「只會說華語，你也能在當地生活下去。」

與大多數馬來西亞華人一樣，吳小紅有過在新加坡工作的經歷。她當了幾年華文老師，從補習班到大學的對外華語，她的學生包括不同族裔的中小學生、留學生等。

吳小紅明顯感覺到新加坡的華人小朋友對此興趣並不高，整體氛圍不如馬來西亞：「他們學習華語有一種學習外語的心態。

「在新加坡，華人和華人之間一般講英語，不少人家裏也說英語。小朋友只在課堂上接觸華語，課堂下卻沒有機會說。」

早在1819年，檳城就開辦了馬來西亞最早的華文私塾——五福學院，隨著華僑人口增多，更多華文私塾陸續在馬來半島上出現。

1919年，「五四」運動在中國本土爆發，馬來西亞的華人私塾也跟著在華語教學上作出調整，從用閩粵方言授課轉為用中國北方官話。到了上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又陸續推行簡體字和漢語拼音教育。

吳小紅對小學階段的語文課並沒有很深的印象，她覺得，學習華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從小就處在說華語的環境中，去華文小學上學，老師也用華文去教其他科目。

吳小紅還記得，課本上有「床前明月光」，學習方法一樣是背誦和默寫。「一年級的時候，我們從數筆畫開始，一些小朋友好生氣：字的筆畫還要數？英文單詞就不需要。」

馬來西亞推行三語教育：馬來語、英語，以及不同族群自身的母語。1961年，馬來西亞頒布新教育法令，要求將過去的英校、華校、泰米爾學校改製為「國民型華文中學」（簡稱「華中」）。華中將華文列為必考、必修科目，區別於將之列為選考、選修科目的「國民中學」。

一個華裔學生上完中學五年級（相當於中國的高二）後，需參加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考試，通過考核後再讀兩年「中六」（也稱大學預科班），通過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文憑（STPM）考試後則可進入大學繼續研習。

在這兩門考試中，華文均為選考科目，但近些年來放棄選修華文課的學生越來越多，這與華文考試相對更難、國民中學忽視華文課教育直接相關。

2.艱難的華文學校

為什麽放棄考試選華語？

一個例子是：如果想獲得馬來西亞政府的獎學金，學生需要在SPM中取得全科「A+」（90—100分）的好成績，但在現實中，華文考試成績以低A+率著稱。近幾十年來，馬來西亞推行了不同的教育政策，客觀上削弱了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基礎。

上世紀60年代，華中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到70年代則逐步改為馬來語。現在，馬來西亞有70多所華中，主要用馬來語、英語教學。自馬來西亞教育改製至今，仍有61所中學堅持用華語教學，獨立辦校。這61所「獨立中學」（簡稱「獨中」）遊離在官方教育體系之外，聯合舉辦類似高考的「統考」。

大多數獨中畢業生會參加統考，借此前往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的高校讀書。但直到今天，盡管統考成績被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的大學認可，但馬來西亞教育部門並不承認其合法性。

公立中學對華文選修課的重視程度也不一致，想學好華語，除了要求學生自覺外，往往具有偶然性。吳小紅稱：「馬來西亞一些中學的校長對中文不太重視，有華文老師就開這門課，沒有的話就不管。」

吳小紅上過三年的華文獨立中學，後轉入國民中學，兩邊華文課的進度完全不同。「13歲的時候讀的華文初中，那時開始學文言文，包括周敦頤的《愛蓮說》；也有朱自清的《背影》等白話文文章。但15歲換到國民中學，同學才開始學習同等難度的東西，兩者相差很遠。」

根據吳小紅的觀察，馬來西亞華人掌握的華語水平並不一樣，有的人只會說，有的人看得懂字但不會寫，有的人只能用拼音敲：「我聽朋友和學生說，有些華人住在馬來人的聚居地，從小就只講馬來語。還有些華人，家人過去是英殖民地的職員，從小傾向英語教育，講英語。」

「會不會說華語、說得怎麽樣，不僅和你的家庭結構相關，也和你所在的社區、選擇的學校教育有很大的關系。但很多華人都有一種使命感，他們就覺得一定要學好華語。」

3.不同的華文表達

在廣州長大的童言，很懷念中學時期的兩位語文老師。他們鼓勵學生們多看書，讓童言喜歡上了閱讀，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一個是高三時候的語文老師，盡管學業很緊張，但他還是帶我們讀新詩，我才知道了海子、北島、顧城，了解到一個白衣飄飄的年代。另一個語文老師，他在講《鴻門宴》時突然放下書本，為我們演示了拔劍的動作。念文言文是很枯燥的，老師活躍一下氣氛，會讓我們覺得很好笑。古文離我們很遠，而語文老師是個很好的橋梁。」

對童言來說，語文課就像打開一扇大門的鑰匙，讓我們能了解更寬廣的中文世界。

對於吳小紅來說，講華語時總會不自覺地蹦出些地方詞匯，這些用語多受馬來語和閩南方言的影響。

比如講到茶時會念「teh」，黃瓜則讀作「tibun」，至於路邊常見的生蠔面線的「蠔」則念作「oua」。在此之外，馬來西亞在日常的華文使用上，也受到了中國海峽兩岸用語的影響。

吳小紅認為，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整體上仿效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式，但在具體實踐中，也有其獨特的創造：「馬來西亞能吸收更多不同的華文表達。」

她解釋道：「這邊的華文報紙，標題習慣用繁體字，但內文會用簡體字，街頭老店的招牌也多是繁體字。在臺灣旅行時，看見街上的招牌、基隆馬路上的摩托車，落後的、臟臟的，讓人有一種沒有出國的熟悉感。臺灣的行文和說話風格有一種跳躍感，很啰嗦，但有一種人情味。」

接觸多種語言，會不會每一門語言都沒學好？吳小紅有這樣的困惑，她記得小學時學校常舉辦三語演講比賽，但優秀的人並不多。「能同時掌握好幾門語言的人不占多數，學習兩門語言有時候也會互相幹擾，思維很不一樣。很多廣告不也說，要用英語思維來思考和學習嗎？」

童言並不太擔心這個問題，盡管她的孩子要同時學會英語、瑞典語和漢語。她說老師也有反饋，稱孩子的學習速度並不比別人慢：

「一年級時，有人可以寫一句話，但哥哥連一個單詞都不會。但過了段時間，就跟上來了。學幾種語言，總有一個強些，一個弱些。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俄羅斯小朋友，學了五六種語言，都說得很流暢。只要小朋友愛學，就沒問題。」

童言常常會告訴孩子，不要覺得全世界都說英語，世界上有很多種不同的語言，要對不同文化保持興趣。

「無論是漢語、英語，還是法語，都帶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文化。我們給小朋友一個種子，把種子放在那裏，看他有沒有興趣、怎麽利用。不只是漢語，每一種語言都有很多俚語和奇怪的表達，這是文化特有的東西，像能說話的古董，可以打開不同的大門。」

盡管，她的兩個小孩，已經好幾年沒有回過中國了。

本文寫於2020，發表在《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