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0120-光荣回归

我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20．光荣回归

虽说英国有崇尚自由的传统，但哈耶克认为，英国人中也同样存在极权主义者。他的《通往奴役之路》第十三章选择的标题就是“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他摘选了1937年2月24日《泰晤士报》《家庭前线》中的一句话作为本章的题语：“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这个题语用在这里，显然哈耶克在提示，在英国这种有深厚自由主义土壤的国家随时也有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危险。

本章哈耶克要说的是英国当年的情况，显然是采用与上一章相似的叙述方法，罗列一些有影响力的英国思想家或政治人物的文章和话语，揭示出一段时间以来，英国存在着一股正在逐渐演化的思潮。这股思潮某种程度上重复着德国走过的路，正朝着极权统治奔去。

哈耶克首先明确指出当时英国的情形：“极权主义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极为深重，它非但没有增加人们对这种制度可能有一天会在英国出现的担心，反而使人们更加确信，它不可能在我们这里产生，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他特别提醒道：“目前民主国家的情况并不是与现在的德国，而是与二三十年以前的德国越来越相似，有许多征兆说明它们正在向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经济观点变得越来越相同，并且他们共同反对向来成为大部分英国政治的共同基础的自由主义……”

哈耶克在本章中列举了多个英国政治人物的的一系列言论和书籍，其中包括政治家、外交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卡尔教授（E. H. Carr）、C.H.沃丁顿博士（C.H.Waddington)、下院议员理查德·艾克兰爵士（Sir Richard Acland）、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以及法国哲学家朱利恩·本达(Julien Benda) 等等，用以说明，英国舆论在当时已经显露出有重走德国道路的倾向。

在哈耶克引用的法国哲学家朱利恩·本达话中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应当注意的是，历史服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活动。”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这与我们已经领教过的事情基本相似：专制统治者最喜欢说的就是他的意志代表了科学的规律，而科学的规律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多么荒谬的逻辑关系。

说实在，发生在几十年前英国的事情，大家都兴趣不大，只要知道即使是最保守的英国，当年也风行过社会主义思潮，这就够了，具体情形如何，也确实懒得深入了解。我用最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后，就没有兴趣细看下去了。

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尚且有走向极权的危险，更何况有着专制传统的国家，更是随时随地会走回到彻底的专制体制，进一步回归极权。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在上世纪初清朝覆灭之前，有着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其政体为专制政体。从晚清时期起，社会精英就已经认识到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主义。例如，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认定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主义，为了摆脱一代代循环往复的专制传统，他鼓吹在中国学习西方部分国家的模式，建立新的“立宪政体”。

查看有关资料可知，自秦以来的历代，就一直有对君主专制政治的记述，甚至有批评，其中包括汉的司马迁，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宋元时期的朱熹、邓牧，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与唐甄等等。到清末，已有多位先贤如严复、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在引入西方思想过程中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与专制统治脱不了关系，因而站出来批评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政治，并大声疾呼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可知，中国古代自秦以来历代都是君主专制政治早已是人们的共识。

有着两千多年的专制史的中国，在帝制结束之后，民主体制并未生根，专制政治也并未彻底根除，专制有所松动的时间在整个近代历史中，只不过是短期的现象，或许有五四运动前后的北洋统治时期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的一段时间。从开启改革开放算起，仅过了三几十年，到今天，似乎又要大幅度回归光荣传统了。

由于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强势影响，人们都认为，专制政治本身不是那么正面、那么光彩，虽是传统却不好直接说是光荣的传统。自清末以来，对中国传统政体的认识一直是“专制说”占居主流位置，只是在20世纪上半叶曾有过小小逆流，例如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结果受到激烈的批评。但近年来，又有人开始老话重提，反对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定性为专制，再次掀起了论争。

近年来中国国内掀起了“国学”热，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乃至批评，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的强烈要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就是这种要求的具体体现。

侯旭东在文章中说近代人们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论断“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这一结论，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不过是18世纪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盲目接受。总之，是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对中国的“偏见”。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实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出许多学者教授纷纷发表文章，或表支持，或作修改，或言商榷，总之是热闹起来。

在随后的论争中，有学者发表文章，例如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钱茂伟的《用“集权”比“专制”更好》，认为将“专制”改称为“集权”为好，意图绕过“专制”这个污名。但也有学者直截了当认为中国古代的皇权统治是充分合理的，完全是正面的。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方朝晖也发文充分肯定君主制包括君主专制，赞扬君主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认为君主制是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生产发展的唯一有效制度，甚至质疑民主制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君主制比民主制更具普世性和优越性，并认为，“尊王”就可能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忠君”则有可能为苍生谋福祉，为社稷谋太平。此说直接对价值观进行了颠覆，招来许多评论。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制以及皇权，少不了要牵涉到儒家文化。与反中国专制历史说相呼应，提升儒家文化形象的文章也相继出炉，所谓“孔子之后的中国就是儒家的中国，中国历史就是儒家支配的历史”，甚至号称“儒家就是宪政主义的”。儒家以贤能政治制约君主制，通过对皇子和皇帝的正常制度化教育，使君主自律。看样子，由此完全可以认定，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最为进步的文化。

支持重新定义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合理的和进步的制度那些学者们，正义凛然地宣称，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专制说”，目的是为了反对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殖民”；中国人在对自己历史的描述中用“专制政体”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年政治时，就等于在替西方人宣传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

在这一轮论争中，为中国帝制专制历史洗白的文章不仅引起学术界的混战，也把原本清清楚楚的中国专制历史的一潭水完全搅浑。实际上，学术的事情普通人看不明白，更插不上嘴，就留着给他们那一帮历史教授们慢慢玩去。但看这些年中国影视剧中大量的帝王将相占据了舞台的大半，而且其中不乏辛勤为民的好皇帝，污点方面最多不过是在宫廷里搞些权力斗争、玩些情色游戏，是个别贪官污吏，令得百姓生活困苦、受灾受难，好在有清明的皇帝在，才不至于赤地千里。

除了学术界的严肃讨论和影视界的大众娱乐性传播外，在舆论界，由于官方的强力限制，难得进行敏感性话题的讨论。近年在微博圈引起关注的，只有偶然出现的与时事相关的热点，例如任大炮关于媒体姓党的牢骚和他与共青团中央关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斗嘴，及最近导致任大炮消失的某些传闻。我们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一种社会氛围的回归，“光荣地”回归到了几十年前。是否会回到百多年前义和团的时代呢？也未必不可能。回看中国历史，就是在一个大圈圈里打转，虽然近百年来走出过圈子，但再转回去还是轻车熟路的。

哈耶克当年有足够资讯也有足够的理论资历去评说英国的事情，还包括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是一样都没有，只是随便小议一下。关于本章的标题所言之“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我相信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有崇尚专制和极权的人，他们甚至认为不如此社会就不能发展进步。

人们会说，看整个人类历史，实际上其主轴就是以专制独裁为主，而人类社会也极易回到专制，反而是走向民主极其艰难，因为这是人性使然。哈耶克本书第十章讲述了“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就是人有强烈的权力欲望，且往往是那些不择手段的最坏者当政。知道这一点，什么回归专制之类事情就都不足为奇了。至于我们自己，作为普通人，哪个制度更有优越性一直不都是听学者们在那儿论道的吗？最近关于独裁专制主义有可能重新席卷全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了，我们也只能默默听着，看着，或者有一天，也会欣喜地加入到热烈欢呼“吾皇万岁”的行列里。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谁都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