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安妮·艾諾《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談論非短篇作品時，我總是猶疑著以何種策略去解讀為好。至今為止，我試過概括式的，如同書常有的序言，或網路上常見的書評形式，但我也於近年來愈來愈遠離這種談論的方式，因為我發現，此種方式既無法為讀者帶來什麼（即便那唯一的讀者僅是我自己），也無法深挖文本。於是，從《太古和其他的時間》以及《百年孤寂》中，我嘗試了另一種評論方式，試圖不斷重返舊地，每次重返我都只書寫某一部分，給未來的自己留有餘地。

舊有概括式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文本的過度簡化，致使評論分析成為牛奶表面薄薄的一層，那更像讀前推薦，以商業考量或流量來說，既無須要求讀者讀過文本，也不考驗讀者耐心。而讀後評是比較少見的，多出現在單獨成冊的書本中，從楊照近年來一系列解讀名家作品的書目，到深入拆解並拓寬詮釋的《多重面向——詹明信重讀班雅明》，或更具有個人特色混雜文體的如童偉格的《童話故事》，莫不屬於這一類。我認為好作品值得重讀，自然也就值得更深入的分析，這也是為何，概括式的書評在我的閱歷中已經失效。

然而以我目前的狀態，是絕對無法駕馭上述提到成冊的讀後分析。因應此種狀況，「重返舊地」便是個折衷方案，既給自己留有餘地，又可自由切換角度，甚至推翻過去的結論。

上述這些對網路讀者不近人情的言論，寫了三大段依然未進入主題，其實便是我受到安妮·艾諾影響的證明。讀過安妮·艾諾作品的讀者，自然對此種寫作式的自我剖析非常熟悉，尤其若以括號前後包圍，便更像是不斷打斷文本的畫外之音。如果不是諾獎，我也無法認識這樣一個作家，一個必將影響我極深的作家。

安妮·艾諾看待寫作與真實的關係，可從另一本作品《一個女人》中讀到更為直接的論述：「我的書寫須帶有文學性，因為要探尋的是我媽媽的真實面貌，而這只能藉由文字來描摹。（也就是說，這樣的真實面貌不是藉由相片、我的回憶、親戚追溯的往事所能勾勒的。）」這段話，如不激進地將意思推進到「寫作即真實」，至少也得承認「寫作孕育真實。」真實並非一種有待發掘之物，如同理型，反倒是一種需被建構起來的東西。這也會讓我想起《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裡的一段話，「現在你不妨想像一下，如你所說，在這一切下面，沒有任何上帝。任何人都不管任何事，整個世界是一團大混亂。或者，還要更糟，是一部機器，是一部壞了的除草機，它只是由於自身的動量而運轉⋯⋯」太古中伊凡對伊齊多爾說的這段話，使伊齊多爾感到絕望，這一片混亂無藥可治，而安妮艾諾，卻指出真實需要寫作來勾勒，或許這種真實，本就不存在。

當然，拿《一個女人》中的寫作觀點來套用《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是很危險的，安妮在單篇作品中便已數次改變寫作的策略與思考，並直接在後續文本呈現出這種改變會帶來的效果。如果拿《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與《一個女人》/《位置》做比較，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安妮把寫作的思考部分都包圍在括號之內，我無法斷定括號與單獨成段兩種方式哪一種讓文本更為抽離出戲，有時候我覺得兩種方式實際差異不大，甚至括號相比過往單獨分段更少了打斷感，這也就跟讀書會時主講人的想法有所不同，她似乎認為，《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作為一篇以「我」為主角的作品，括號的打斷感更強。

《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寫一九六〇年代一法國女人（即安妮自身）意外懷孕後尋求非法墮胎的途徑，內心紛繁掙扎，物理世界裡與遇到重重阻礙，最終如何擺脫肚子裡的孩子的故事。

我知道自己正處在危險期，可是我不認為「這種事會發生」，就在我的肚子裡。做愛的時候，高潮的時候，我不覺得自己的身體和男人的身體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

18頁的這段便以指出男性與女性之間天然的不公，女性身體被創造之初便分派了更繁重的任務，而這些微妙的差異也就造就了今天種種複雜的紛爭，更別提月經的存在彷彿就是女性每月來自身體的反擊，以疼痛告訴她們一切安好，這實在算不上是什麼天賜，更像是懲罰。

孩子的出生無法讓「我」安然接受，強烈的抗拒使我寫下了這樣的話。

思索我的處境時，我從來不用指涉性的字眼，也不說「我要生孩子」，不用「懷孕」，更不用「大肚子」。這個字眼和「奇形怪狀」沒有兩樣。這些用辭，代表著接受未來，不會來臨的未來。我決定讓它消失的這個東西，不需要給它一個稱謂。在記事本裡，我寫著「這個東西」或「那個東西」，只用過一次「懷孕」。

安妮艾諾作為一名作家，對詞語進行了解析，生孩子、懷孕、大肚子，都暗示著某種未來，彷彿此刻懷孕之身是一個過程，過程總是不重要的，或過程總是被犧牲的，為了達到目的，一切中間的都可被忽略。一種歷史線性觀。但墮胎使這個過程被瓦解了，人們必須得去面對與定義這個東西，這個東西？這就是它的最終形態了，一個東西。

我感覺寫下的文字牽引著我，讓我在不知不覺中為這些往事定義。我的不幸生活已悄然開始，這段敘述所表達的，便是這樣的意思。我強迫自己別快馬加鞭，別一口氣略過記憶裡的一大段日子。我試著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讓記憶裡的光陰緩慢前進，遲緩如夢，比如：探索、紀錄各樣細節，使用未完成過去式，分析事實。

在書寫這段歷史的過程中，安妮面臨著種種困境，寫作上她必須找到一個視角與方式把敘事完成，又能追上記憶狡猾的詭計與散落一地的影像，同時，她也必須按捺住奔向終點的渴望，略過記憶是危險的，也是不負責任的，略過記憶只會悖離寫作初衷。讀者必須注意到，這是安妮艾諾一些作品裡最為迷人又痛苦的特質，她會在寫作中不斷思考，根據思考改變方向，她當然也會直接告訴你為什麼，但那不一定如文字所呈現的簡單事實。安妮艾諾的作品要求讀者成為一名寫作者，她需要讀者以寫作的角度去看待這些敘事，她在自己不斷踩煞車的思考中，其實也就把讀者閱讀的視線扯住了，她已經把你拉得死死的，她要你看，這些關乎如何書寫的困惑。如果讀者當真能停下腳步，多多少少一定能感受到這種困惑，即文本時間在這裡完全停止，後面是一片空白，我們幾乎像是附身般與作者同在。

安妮在本篇中寫到一個夢，彷彿讓她身臨其境回到那個時刻，那段逝去的時光。

昨晚，我夢見自己回到一九六三年，正在尋尋覓覓墮胎的方式。醒來時，我心想，這個夢帶給我的沮喪和無力感，和從前沒有兩樣。我手裡寫的這本書，像是孤注一擲。回憶著夢境中的點點滴滴，讓我以為自己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我藉由書寫一直希冀尋回的東西——就像在享受高潮快感時，靈光乍閃的片刻，有種「啊，這就是極樂至福」的感覺。這麼一來，我沒有必要再寫下去。

不過此刻，剛睡醒時的感受已經蕩然無存。我所做的夢，不啻證明了書寫的必要。這下子，更得繼續寫下去。

夢中得到滿足的她，夢醒後感受到空虛，更以證明寫作的必要。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其實暗含了記憶、寫作與真實之間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她當然只能寫下她記得的一些事情，並編織這些材料成為作品。然而，所謂的記得到底是什麼？如果夢中的身臨其境使她產生「尋回」的錯覺，那至少展現了記憶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有多大。在本篇的寫作中，為了尋回種種記憶，安妮採用最多的策略便是翻找記事本和日記，然而這些記事本與日記上總只留下隻言片語，如「沒來。」、「一齣好戲，精彩絕倫。要是我的肚子裡沒這個東西就好了。」、「我懷孕了。真慘。」等等。作者藉由這些如同FB心情貼文般的短句，將記憶解壓縮，其中當然不乏各種虛構，比如所看的戲劇（有人提出裡頭提到的戲劇與墮胎有驚人吻合）或是人物的樣貌（96頁，「好幾年以來，安錫的聖母廣場上，一家裁縫店的男人，一直被我當成在P-R女士家廚房見到、可能是她丈夫的男人」）。這是如同海綿般充滿了細小虛構縫隙的記憶，也就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而在78頁，作品寫道：

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文字，似乎只為了最後要描述一九六四年一月，發生在巴黎十七區的一切。就像十五歲那年的我，不過是為了一、兩個未來的願景而活著：為了到遠方旅行，為了做愛。我還不曉得會用哪些字眼。我還不曉得自己會寫下什麼。我想延緩自己動筆的時刻，繼續維持等待的狀態。也許，我懼怕書寫會讓所有景象崩解消逝，就像性慾在高潮後馬上蕩然無存。

在班雅明《說故事的人》裡提到海曼的一段話（我老是使用這段論述，為了讓這些話刻進我的生命裡，同時也說明了它們在我貧乏經驗裡的普適性）：「一個死於三十五歲的人，無論從他一生中的哪一面向來看，都是一個死於三十五歲的人。」這段話指出死亡在作品中的重要性，尤其在班雅明那個年代，傳統長篇小說在他看來，死亡是揭示本質的必要之舉。在《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裡，我們當然可以認為胚胎的死亡作為一種揭示，去為作品中的每一個片段染色，在讀每一個段落時，我們都必將共時地體驗著胚胎的死亡。我們早就知道那個胚胎會死去！而且，就像上面講的，我們與作者同在一個空間裡煩惱著書寫如何進行，我們「懼怕書寫會讓所有景象崩解消逝」。讀者在此處再次體會到那種不安，懷疑這篇作品到底要把我們帶往救贖還是地獄？那是我們所能承受的景象嗎？

然而，在寫到「我」二次墮胎後，作者的態度又再次改變了，他在事實中以不論述的方式完全鋪展敘述，這種力量，正是以書寫場景的方式超越了語言所能表達的，只要讀讀以下這一段，便能體會到此種複雜。

日記本裡，一月十九日那頁寫著：「有點痛。我在想，需要多久時間，胚胎才會死去，被排出體外。有人用喇叭吹奏著〈馬賽進行曲〉，樓上有人在笑。生命就是如此，所有的一切。」

在這段話裡，我們既可以說敘述者當時是冷酷無情的，她完全不理會肚子裡的生命，另一方面，我卻讀到了一種狂喜，一種言語所不及的事實感悟，一種「生命就是如此，所有的一切」。當我們書寫時，我們試圖用文字編織的「確認」，在這種事實中是否還有效？生命事實的模糊性，或許是無法捕捉的。這或許也就對照了《位置》中的那一段話：

這並不是要向讀者指明它是雙關語，享受和作者同謀的樂趣，不管它想要傳達的是什麼，是懷舊的心情，是有意感動讀者，或是帶一點揶揄的味道，我都拒絕這麼做。我引用那些字、那些句子，單純只是因為它述說了我爸爸所處那個世界的畛域與色調，而我也生活在那個世界中。我們從來不會把一個字當成是另外一個字，拐彎抹角。

或是本書109頁的這一段：

當你沒法子用其他的語彙去描述，某個畫面就確切代表了一切經過，沒有別的可能性，不啻證明，我確實經驗的過程，正是如此。

在安妮·艾諾的寫作中，另一個很有趣的特色即是她在主題揭示上的誠實，與絕大多數愛藏東西的寫作者不同，安妮艾諾對於所處理的主題，是能非常直接就發表議論的。正如波赫士《小徑分岔的花園》（另一篇我非常想分析的小說）裡提到，一個謎面不能出現的字是謎底，這是如今嚴肅寫作的準則，幾乎成了另一種必須被審視的老套。在安妮艾諾的這本作品中，她毫不避諱講到法律與階級，並發出了論述。在下面的這個場景裡，「我」的私下墮胎造成大出血被送進了醫院，醫生對絮絮叨叨的「我」不耐煩，喊出了「我可不是你的水電工」。在此，「我」事後寫道：

「我可不是你的水電工！」這句話，就跟所有標示這個事件的話語一樣，不過是非常平常的句子，是人們不經大腦就脫口而出的那種話。可這一句話，一直在我體內熊熊燃燒。不論是一再重複，或是社會政治評論，都無法減弱它的強度！這是「大出我意料」的一句話。一瞬間，我以為自己看到一身白袍、戴著塑膠手套的男人，一邊對我大吼「我可不是你的水電工！」，一邊把我痛打一頓。也許，他是看了當年大受歡迎的費南德·雷諾所畫的某幅漫畫，讓他脫口而出這句話。這樣的一句話，再次劃分了我眼中的世界，區分出醫生和工人、醫生和墮胎的女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

「我可不是你的水電工」這句話，第一次讀到會令人費解，但只要把句子拉長，就會很好懂，即「我是醫生，不是你的水電工」。醫生的話暗含了醫生與水電工的不同，在當代醫療體系中，一個典型現象即人與身體的疏離，你的身體不是你的身體，是醫學的身體，具體表現則是，你說自己生什麼病，遠沒有醫生說你生什麼病有說服力。只有外在於你身體的醫生，才能定義你的健康與否。在醫學場合，醫生是權威，而在水電工的場合，水電工當然也是權威，但很多時候態度就不太一樣，你總可以跟水電工說哪裏有問題，也能提出更多意見。在零雨的《女兒》一詩中，她也羅列出大量的病症名稱與醫療器具，展現了這種疏離的效力。階級一直是安妮·艾諾非常在意的問題，這種階級意識裡的真實到底是什麼，它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這也是為何，在搶救手術結束後，為何醫生的態度變得困窘不安，因為他發現「我」是大學生，並非隨便一個懷孕墮胎的窮女孩。「我」與他在同一個階層。

在《位置》/《一個女人》裡安妮·艾諾質疑了中產階級所教授給她（也是她後來躋身的階級）的知識語言的效力，在本篇中她也沒有放過。在小說開頭，她提到自己學生時期寫的一篇「超現實主義文學裡的女人」的論文，說自己玩弄概念很有一套，這些知識語言對她來說駕輕就熟。在這些作品裡，男人作家將女人形容為「男人與宇宙間的潤滑劑」，潤滑劑既是一種物化也是一種神化，總之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就是沒有正視過女性的真實。女性的真實是什麼？有一部分，如這本書裡提到的，「我」私下墮胎時拖著死嬰與臍帶奔走的身體性，也有對孩子並非總是充滿無敵母性的心靈。這些所流傳下來的知識的語言，所指涉的女性是不真實的，是沒有效力的。當她擅於玩弄時，她玩弄的不過是一套語言遊戲，這也是為何走過這一遭墮胎後，她發現自己再也無法駕馭這些語言，她看到了這些語言裡的千瘡百孔。連同這些語言背後的價值觀，也是安妮持續書寫懷疑的對象，如同下面這一段：

另一天下午，我走進馬內大道附近的一間教堂，聖帕提西教堂，我向教士吿解，為墮胎一事懺悔。我馬上就意識到自己做了錯事。我自以為身處光明，問心無愧，可對他來說，我是有罪之身。走出教堂的時候，我明白，自己不會再信教。

這也是為何我在讀到下面這段時，總覺得對於安妮來說，她逐漸偏離了那個象徵的世界，往無意義的世界靠攏了一些（那個她曾經脫離的階級）：

我會到盧昂。那是個冷冽、陽光普照的二月天。我返回的世界，似乎不再是同一個世界。行人的臉、汽車、大學餐廳桌上的托盤，我眼中的一切似乎都蘊涵著象徵意義。但因為多得無可勝數，我只攫取了其中一樣。一邊是蘊涵太多意義的某些人、某些事物；另一邊，則是毫無意義的語句和字彙。我的神智無比清明，日夜如一，那是語言無法描述的狀態。我睡得很淺，我肯定自己一直是醒著的。白白小小的人兒飄浮在我眼前，就像朱勒·凡爾納的作品裡，被丟到外太空的狗骨頭，跟著太空人飄來盪去。

我想我必須停下手不再寫了，這篇已經寫了兩個小時，略感厭煩。在最後，我想指出這篇小說在如今讀來依然是挑釁的，「我」在墮胎後的結局，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讀者與作者都懼怕奔向的那個結局，實則透過書寫後確立的真實裡，是陽光燦爛的花園。「我」並未受墮胎之苦，認為這是人生中最正確的決定，也並未輾轉不安，甚至意識到自己比其他母親懂得更多，因為自己的孩子既出生又死去了，這是難得的經驗，也是為何作品提到，「我殺掉的是體內的母親。」敘事者在書寫中發現，自己不僅殺了自己的孩子，實際上也殺死了自己，但這是一件好事，她認識了更深層生命的面貌，得到了重生。

我從不覺得自己犯了罪。我唯一譴責自己的部分，是我竟然讓這種事發生，卻不曾回顧這段經歷，就像一份被白白糟蹋的禮物。藉著這本書，我消除了這僅有的罪惡感。我所經歷的一切，包含了社會與心理的起因，但是其中有個理由，我再確定不過：正是發生了這種事，我才能有所頓悟。我的人生，也許只有唯一一個真正的目標：將我的身體、感覺、想法轉化為文字，也就是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融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