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第二部 当下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  王阳明 1518年            （注1）

第七章 遗忘的极限

1990年初，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蜷坐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里，看着他的祖国陷入暴力和惩罚。前一年六月，当局在天安门广场粉碎了学生主导的示威，杀死几百名学生和市民，更多的人被迫流亡。方励之逃进了大使馆，正在等待是否允许他离开的谈判结果。他和全家在大使馆住了十三个月，他们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曾是大使馆的小诊所，最后他移居亚利桑那州。

在深深的失望下，方励之写了《中国失忆症》（注1），解释为何悲剧一再上演。他写道，共产党对历史的控制如此周密，绝大多数人民不知道他们身处在无限循环的暴力之下。他们只能了解自己亲历的事件。如果他们见证了文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对十年前的大饥荒一无所知。而1989年广场上的年轻人，对1970年代的民主墙运动也毫不知情，更别提文革和大饥荒。每一代年轻人都对过去无知，让他们更容易被党的灌输和洗脑影响。

“每过十年，这种将真实历史从中国社会记忆中完全抹掉的事就再次发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忘记历史”政策的目的。为了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不断的失忆中，这个政策要求凡是不符合共产党利益的历史信息，不能在任何演讲、任何书籍、任何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媒介中表达出来。”

方励之写作的时代，党对信息的控制是如此彻底，只有最有权势的群体，在十亿人口中的几百人，有机会了解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创伤。党有选择性的发布了文革的一点信息，但范围有限。其他比如大饥荒或五十年代早期杀害几百万地主的土改运动，都是禁忌。大多数人只了解自己亲历的事件----这就是党计划中的结果。

方励之的短文放在今天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强大、更有技术的国家，加上全力漂白历史的领导人，党对历史的控制前所未见的有效。党编造的故事被大众内化为真相，中国的失忆症看起来无药可医。

事实并非如此。方励之对1990年代初的中国描画准确，但之后的数年中，新趋势出现打破了政府对历史叙事的垄断。党对历史越来越严的控制，反过来佐证了叛乱者的威力。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他们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们提供了集体记忆。

在他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德国的埃及学者简-埃斯曼确认了两种记忆形式。一种是“文化记忆”，那些神圣的文字和信念将社会凝聚起来。这些记忆不一定是真实的，也不会有人期待这些记忆是完全准确的。但人们的确共享着这些神话和故事，从而互相确认了彼此的联结。在过去的岁月里，埃及人曾相信法老们是类似黄金一般的存在物。希腊人相信雅典女神是守护者，所以把城郭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大洪水和方舟拯救了人类。中国人相信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些文化记忆（注2）帮我们解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人类从何而来，也把人类团结在一起。这些记忆由专人书写----抄写员，神职人员，法庭指定的历史学家----并世代相传。

另一种记忆被称为“口述”，也就是人们或家族一起经历的记忆。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三代人之间，也就是有直接的目击者，或者是父母祖父母亲眼所见，然后口耳相传。这两种类型的记忆通常并不冲突：文化记忆承担了文明创造的故事，口述记忆（注3）是个人负责记录的当下。

共产党却试图混淆这两者，用神话来解释最近的过去。这和人们的口述记忆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与人们了解到的真相发生了冲突，要么是他们的个人亲历，要么是幸存者的口述实录。之前，对党来说这么干问题不大，党所做的是创建隔离区。虽然好几百万人都知道党使用暴力在天安门清场，但党通过对教科书和媒体的控制让这些人群被隔离开。结果就是大多数人都相信了政府关于这些事件的叙事。随着灾难的目击证人年老去世，他们的记忆也随之而去，只剩下政府编的故事继续流传。这导致了方励之描述的失忆症。

有两件事变得不一样了。其一，即便有人死去，个体的记忆现在被保存下来传达给新一代人，即便无法借助大众传媒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二，这些被孤立的人群现在产生了联结。这让更多人认识到他们并不孤单，有许多人和自己一样，发现了官方叙事和亲身经历的断裂。这就是中国批评家崔卫平在本书第四章末尾那些话的意思，当她发现《星火》杂志的存在，她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个转折点的来到是因为数字技术。这并不完全归功于互联网，虽然一开始人人都这么认为。那时，网站被认为是无法被控制的，这种魔术般的力量会躲过审查，把真相传遍全球。但很快，独裁国家就通过审查或各种防火墙软硬件，掌握了控制网络内容的手段。

数字技术让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享他们的经历。《星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杂志刚发行就被当局查封了，所有的拷贝都被收走。文革结束后部分幸存的当事人被允许查阅个人档案，他们看到了警察复印的杂志和各种材料的影印件。这些文件就保留在这个当事人的小圈子里，成为了私人物品。

这些小群体，在记忆研究中被称为“运载群体”，如果有机会在媒体上发布内容，也许可以马上在中国造成影响。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这么做，但感谢数字技术，他们的这些知识仍然会逐渐传播。以《星火》为例，他们可以把杂志扫描成pdf格式的文件并发邮件给其他人。慢慢的的雪球越滚越大，最后确实广为人知。原来的私人记忆变成了集体记忆----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但人数相当可观，其中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也有影响力。

另一位记忆研究的理论家阿雷达-艾斯曼(Aleida Assmann)，把类似情形称为“存放”记忆和“运行”记忆的区别。（注4）数字技术让存放的记忆可以对抗时间的侵蚀或审查者的筛选。但它们只会在被广泛传播后才运行起来。艾斯曼把这比作一个博物馆把馆藏展品放入展厅。政府的档案、受害者群体的抢救工作让《星火》的记忆存活了下来，但一直是存放的记忆，公众无法读取。数字技术让它们运行起来，让千百万甚至更多人从影片、书籍和文章中了解到真相。

这些技术转变让更多普通中国人能看穿政府对历史的自说自话涂脂抹粉。政府宣传员们可以用自定义版本的故事来覆盖各种媒介（注5），拖住真相的传播。各种复杂的审查形式也意味着大多数人不得不吞下政府版本的解释。但现在有足够数量的人群可以看到过去的另一种表述，尽管压制越来越严苛，然而各种质疑还是持续且广泛的被散播。

中国地下历史学家的兴起意义重大，因为它发生在被严密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并对共产党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它还是全球某种趋势的一部分。事实上，如果我们反观自己所在国家----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可以看到我们身处一个记忆爆发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书籍、电影、展览和艺术作品，都试图透过过去来解释当下。更多的情形下，这里所提及的过去是被目击者重新叙述的历史。

在西方国家，这个趋势的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大众文学，廉价出版物，新兴的电影工业，通过炮击休克的概念，帮助千万人理解战争的创伤。即便人们不能亲历前线的战斗，他们也和真正的士兵一样，感受了他们这一代人遭受的战斗创伤。这种身份和创伤的融合成为整个世界的常态。过去几十年，通过分享这些创伤，不光几代人或某个人群，而是多个国家都被重新定义：如集中营大屠杀于以色列，南京大屠杀于中国，种族灭绝于亚美尼亚。

有一部分回忆发生在实际的战场上、博物馆、小说、诗歌、信件里。然而现在这样的回忆还发生在“记忆剧场”，这是学者杰-温特（Jay Winter）的说法，也就是虚拟世界比如电影、电视、战争罪行的影像资料。更多时候，口述历史尤其重要，许多人都认为口述史比学术重建的历史更可信。

记忆，是一个让人紧张的词语。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就知道，当我们老去记忆也随之而去。这样一种可塑性对于“集体记忆”这个概念尤其明显。有时，它被用来指类比于一个民族集体心灵中对苦难的永恒记忆。最早这个概念是1920年代由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后来这个词语有了更准确和富有意义的内涵：当人们形成群体记忆，他们会在几百万人的脑海里形成记忆，但每个个体都对过往有自己的焦点和阐释。当这些人去世后，集体会消散记忆也随之褪色。这个集体不一定是社会上所有人或多数人；小群体也可以有各自的集体记忆。

这个词语也可以套用在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们这里。通过数字技术，他们形成了集体记忆，而这个松散的、成员经常变动的群体试图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回到阿雷达-艾斯曼的类比，这些记忆正在离开存放的保险库或博物馆的储藏箱，即便大多中国人还是没法参观这个展览。这个过程发生在几十年间，十分缓慢。有一种理解中国从沉默走向宣告的方式，就是检视过去五十年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王小波。（注7）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作家们一直和毛泽东时代造成的创伤纠缠搏斗。在帝国时代，大部分作家都是御用文人，他们对党忠诚，也许会奉旨批评，但从未想过颠覆这个体系。虽然他们被毛泽东迫害至深，因为提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意见就被强迫田间劳作或铲粪积肥。这个时代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讲述像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几乎所有作品都一样顾影自怜、枯燥乏味：主人公遭受了冤屈，但从未反思自己曾效力的体系杀害了百万千万的无辜者。

不过在1992年，一位叫王小波的不知名的作者出了一本古怪的小说，对这些伤痕文学进行戏谑模仿。它讲述了一个狂欢且荒诞的故事，一对年轻的情人在文革中被流放到中缅边境地区，在那里展开一场婚外恋。他们被干部们逮住，被迫没完没了写检讨，还被像牲口一样拉到各地巡回展览，表演他们的罪恶行为。他们逃进了山里，回来后遭到更多惩罚，终于有一天他们被释放了，他们毫无悔改也有些茫然。

小说因为有很多性描写所以一下子就火了，性在书中无处不在，有趣诙谐。除开性，小说最让人吃惊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描摹。在王小波的书中，他们和迫害控制他们的党棍们一样可憎。男主人公忽悠情人跟他上床，故意跟当地人打架，工作时磨洋工，和摧残折磨他的人一样刁钻奸猾。书名也增添了诡异的味道，叫做《黄金时代》，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样的日子怎么可能是任何人或者任何国家的美好岁月呢。

作者自己也一样让人困惑。他生活居住在北京但从来没有加入作协。他的小说甚至都没有在大陆首发。《黄金时代》在台湾先出版，一炮打响后才在大陆发行。王小波随后井喷一般写了大量的小说和短文。他在大学生阶层特别受欢迎，他们崇拜他的愤世嫉俗、讽刺挖苦、滑稽幽默----当然还有性。

王小波受到妻子李银河很深的影响，她是中国最知名的性学专家。她对中国的男同和女同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写作，近年还为跨性别群体和双性恋群体发言。

两人在1979年认识，次年结婚，把自己对文革的认识和经验都写入了各自的作品。李银河是新一代社会学家，受到的学术训练曾经在毛泽东时代被禁止，他们夫妻一起前往匹兹堡大学，李银河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他们一起回到中国，合著了一本奠基型的研究著作《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后来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而王小波则在人大和北大开课教历史和社会学。

1989年学生运动发生了，王小波是女性主义学者和纪录片制片人艾晓明的朋友，就是之前书中提到拍摄夹边沟劳改营的人。他们对示威游行保持了沉默态度。他们文革的伤疤还没好，对无组织的学生运动持保留态度。谁在背后领导？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和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对大规模，通常是无序的运动保持警惕。

保持沉默成为他最著名的文章《沉默的大多数》的标题（注8）。王小波描绘了毛泽东时代沉默的人们，他们被无处不在的领袖封住了口：只剩下领袖的思想、领袖的创意，还有白天黑夜都会到来的领袖语录。这会留下伤疤，王小波说道：我再也无法信任那些曾经高谈阔论的人。“寻找自己声音的努力，对于个体是一种探求，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象征。

因此中国的男同群体吸引了王小波的注意。弱势群体都是沉默的。他们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社会甚至会否认他们的存在。王小波有了一个顿悟：大多数中国社会群体都是失语的----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性倾向的人群，包括学生、农民、移民、矿工，还有那些住在即将拆迁的旧房中的人们，诸如此类。这不仅仅是少数特殊爱好者群体，而是大规模中国社会的现状。

后来我突然就懂了：我属于历史上最弱势的那个群体，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会为了任何原因保持沉默，有些人是不知道说啥，或没机会说话，还有人是要藏起什么，再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觉得，甭管啥理由，就是对说话这事没胃口。我就是最后一种人，作为他们的一员，我有责任说出我的所见所闻。

研究王小波最知名的学者，住在巴黎的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维格(Sebastian Veg)，相信王小波为1989年天安门屠杀震惊，也质疑过自己没有支持抗议者的立场。王小波最终意识到，这些和他同样高贵的抗议者们，代表着一种更古老的行为方式，而他已经放弃了这种方式。抗议者们把自己视为古典知识分子，试图影响这个国家，当发现自己被忽视的时候选择了愤怒和抗议。王小波看待社会的视角不同。核心问题是社会已经分裂成不同利益群体，力量微小根本无法对抗国家暴力。这就是为何中国是沉默的。最后，他发现了自己必须要写的文字。

1991年，王小波完成了《黄金时代》，这本书他从1972年云南返京起就开始着笔。不知道该如何出版发行，他把复印件发给他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许教授又转给了台湾著名的中文报纸《联合报》，它们一直赞助举办一个年度文学奖项。王小波赢得了联合报文学奖，因而进入了他自己称为的”喋喋不休的疯人院“----言语的世界。

《黄金时代》的成功让王小波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的名声只持续了五年，因为他在1997年死于心脏病，年仅44岁。在这几年他成为互联网最早的那批拥趸，并为中文媒体奉献了大量的作品。直接或间接的，他影响了一代人（注10），比如他的朋友艾晓明。还有诸如作家阎连科和廖亦武，都开始讲述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故事，比如监狱的囚犯或毛时代的受害者。中国最成功的电影人之一贾樟柯，经常提到王小波作为一个作家给他的灵感和激励，去讲述个人的故事，而不是那种国家最喜爱的集体叙事。

王小波自己也受到众多思想家的影响。作为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偷偷阅读了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并把他的个体自由的思想完全内化了。在匹兹堡大学他还读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他对个体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理论。除了影响王小波的思想，福柯对理解王小波在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也很有帮助。福柯阐述了知识分子如何从高谈阔论普世真理----自由、道德、存在----转而专注于各自拥有专门知识的特定领域。运用各自的专业特长，他们有效介入了公共讨论，经常代言弱势群体，比如穷困人群、移民和艾滋病人群。

这样的趋势在西方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只可能发生在数字革命之后。它让思想家们可以拍摄影片或出版图书，并摆脱政府控制的影视机构和出版社。199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地下历史学家们制作了突破性的历史杂志，纪录片电影，大量文章。几乎跟福柯所描绘的一样，他们用自己的知识特长改变了这些领域的状况。通过揭开被忽略和遗忘的历史，他们也创建了其他人可以获取的新信息。

并非巧合的是，在这些”草根知识分子“（注11）里面，女性的声音更为常见，例如诗人林昭，制片人艾晓明或作家江雪；还有少数群体的声音，例如被关押的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土赫提。她们的声音往往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儒教传统知识圈之外，也被排除在以大男子气概主导的中国小说家圈子之外。

  王小波在自己的文章中承认，自己的个人经历是另一个促使他站出来说话的重要原因。（注9）他并不是要继承儒家传统，显示自己忧国忧民的优越感，而是另一个自私的理由。”我最希望的是不断提升自我，这是可鄙和自私的，但是真实的。“

他把自己的动机告诉其他草根知识分子。 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杨继绳曾目睹自己的养父在大饥荒年代被饿死，所以决心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记录历史。视频博主老虎庙自己卧底在铁路上当奴工，之后写了记录文章。艾晓明则发现被压迫的女性。江雪了解到自己祖父的死因。还有其他人房产被没收，或者因为政府对新冠疫情的不恰当处置而蒙受痛苦。所有这些人都因为个人经历而挺身而出。这看起来可能有些狭隘肤浅，当王小波却认为，正是这样才能改变社会：通过这些试图理解并描述自己生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