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週年剛過，放一篇傘運舊文。

占中運動啟動至今歷時已有一月，學生們依然佔據在街頭抗爭，對於未來，更多的是迷茫，對話，這或許已經是唯一能解決的途徑。通過一個月的抗爭，工商界已經出現分化，就在上周，親建制的自由党首領田北俊公開要求特首梁振英下臺，而學聯與政府之間，也舉行了一次對話，雖然沒有成果，但已經是好的開始。對於運動的走向，誰也說不清楚，迷茫，悲觀，這樣的情緒一直在蔓延。從運動開始，甚至從今年的七一遊行開始，對於為什麼要占中這個疑問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於是，才有了這篇文章。文章寫成已經半月有餘，現在再看，仍然有不徹底的地方，比如港人的六四事件情節也是此次運動的遠因。每年六月四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都會有追思會，平反六四事件在香港也已經喊了多年，在香港的尖沙咀甚至還有六四紀念館。在這個逐步失去自由，失去人權的地方，抗爭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622全民公投與玉林荔枝狗肉節

第一次到香港是在6月28日，距離2014年的七一遊行還有兩天，在這之前的那段時間裡，廣西玉林正在過荔枝狗肉節，一時間廣大愛狗人士齊聚廣西玉林，為捍衛狗權與當地人爭論不休。而關於該不該吃狗肉，則成了那段時間國內輿論關注的焦點。在互聯網上有人嘲笑這個捍衛狗權的行動：“在一個沒有人權的國度，人們卻在為狗權而抗爭”。

當我跨過深圳河，來到香港之後，卻是完全不一樣的景象：在那裡，人們正熱衷於進行一次投票，以決定2017年特首選舉的方式。其間，在國內也偶爾有提到這次公投，無一例外均冠以“非法”，“港獨”之稱。《環球時報》數度撰文批評此次行動是要“讓香港獨立”，“是非法的，不被國家承認的公投”。

七一占中遊行與反占中遊行

香港的622公投，最終有超過71萬人參與。最終真普選聯盟方案的方案獲得通過，即不設提名委員會，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香港總人口約有700萬，擁有投票權的選民為500萬，如果一場公投有71萬人參與的話，那麼參與公投的人數已經超過了香港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已經算是一種民意的表達。而接著在7月1日進行的每年例行的遊行中，參與人數高達51萬。其主題亦無例外是關於2017年香港普選特首，關於香港的政治改革。泛民黨派提出了“真普選，無篩選”的口號。當然，這些資訊在國內不可能看到，國內媒體對此事也是隻字不提，這其中包括我所服務的那家新聞機構。對此，宣傳部做出了“最高指示”：對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要求不採訪，不報道，只允許轉載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通稿。

自2003年第一次七一大遊行以來，歷次七一遊行在國內均被“和諧”，此次遊行亦無例外。而在7月中旬的一次反占中遊行當中，內地媒體卻大肆報導，而內地互聯網上的消息則說，參與反占中遊行的多為內地在港中資機構的成員，甚至還有內地遊客，有人專門花錢雇傭遊客們參與遊行，價格是每人400港幣，這其中也不乏香港本地的黑社會成員。

被撕裂的香港社會

如果我從未踏足過香港這片土地，又或者我沒有從事新聞這個工作，可能我會認同國內媒體的言論，至少我會覺得他們所說應該沒錯：622公投以及後來的占中集會，是由國外敵對勢力陰謀策劃，由一小撮港獨分子參與的非法的公投和集會，廣大市民雖有參與，但也是被一小撮的港獨分子所利用。但我真實踏足這片土地之後，我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而官方媒體的陰謀論也很難站住腳。試問，如果真有國外敵對勢力，那他們又是誰？是哪個國家？一個還是多個？誰是金主？是政府機構，還是私營單位？受主又是誰？是個人，還是公司，抑或某個泛民政黨或者其他的政治組織？是怎樣支持的？如果是經濟上支持，那麼資金又用於何處？接受了多少資金？資金最終流向何處？對於這些問題，國內的官媒均無任何解答，也無任何回應。筆者所見的，是一個被撕裂的社會，是一個愈加兩極分化的社會，而有一種力量正在加劇這樣的分化。這種力量，能夠見到的是來自於媒體，確切的說，來自於《環球時報》及其在香港的小兄弟《大公報》、《文匯報》。而《環球時報》那種極左的民粹主義言論，更是激起了港人的反感，而在內地呢？“港獨”這個字眼近幾年開始流行起來，在內地媒體所看到的是港人對於內地遊客不文明行為的反感，“香港人優先”這個Facebook群組在內地一時間成為熱詞，這源於那位叫做“招顯聰”的“香港人”舉著殖民地時期的龍獅旗衝擊駐港部隊軍營，這也激起了內地人對香港的反感。正是由於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相互瞭解的片面性，加上媒體的炒作，疏遠了港人與內地人之間的感情。

我在七一遊行的隊伍中曾經問過香港的普通市民，可知道《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結果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南方都市報》，知道這份報紙是為民發聲，卻被中共打壓，他們甚至知道這份報紙的創辦人程益中——一位已經不容於中國大陸的媒體人。除此之外，便是那份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都已經惡名昭彰的《環球時報》。

如果說媒體的力量只是反應在紙面上的話，那麼10月3日在旺角所發生的事情，則更為直觀地顯示這個被撕裂的社會到了什麼程度。這一天，《蘋果日報》記者王家文寫下了這樣的話：

昨午3時15分，記者來到旺角道，幾名反占中人士分頭挑釁，包圍物資處，推撞學生，拉扯市民，發瘋般拆爛物資處鐵架，打爛木梯，繼而狂踩每箱瓶裝水，再扔向學生。

一名年輕人遇襲，隨手拿起水瓶往外扔，十多名反占中者隨即揮拳追打，再推倒他在地上，然後是十多雙腿不斷狂踢，對，是狂踢。踢向屈曲著身體的青年，無論手、腳還是頭顱，就像要踩死一隻螞蟻一樣。記者能做的，就是舉起相機把證據拍錄下來。

旺角道歷時起碼半小時的騷亂，沒有一個員警。

這些聲稱愛香港、要和諧的反占中人士，不斷怒叫“X你老母！”、“打死他！”，部份人揚言“不夠人我在多叫點人來！”、“敢帶黃絲帶，我回頭清你場”、“沒有員警看著你們死定了！”。

有人帶頭挑釁，也有人負責指揮，見有人出手打人，就拉著他交頭接耳，然後退向另一處，再沖！有別上“愛港之聲”襟章的男子，在員警面前揮拳毆打占中者，連員警也殃及，但沒警告、沒拘捕，甚至沒哼半句。

那員警在做什麼呢？下午約五時，在亞皆老街和彌敦道交界，聚集數百名反占中人士，威嚇說要清場，光復旺角，情況越來越失控，但現場僅得十多名警員作分隔。同一時間，占中人士築起人鏈守護主台，被辱駡、被拍打，都不作聲、不還擊。有人流淚，也有人昂首向天。

到下午六時，警方才增派人手到場，有警員說剛剛才到。其後一名警官卻在主台說，占中人士非法集會，再不離去就會作出拘捕。

那記者看見什麼呢？一名紋身漢拿起水瓶，喝了一口水，刻意向前吐向記者，站在前方的警員同樣被殃及，卻以笑臉相向。紋身漢隨手向人群投擲水瓶，便衣探員依然撓著雙手無動於衷。有記者被追打，鏡頭也被扭甩，記者身旁的女孩，忽然被人掌摑，現場員警或不理、或僅勸說，施襲者一臉囂張。

那反占中人士做了什麼呢？除了打人、打記者，投擲雜物外，當警方帶占中者到港鐵站，那段不足50米的路程，有哭紅了眼的少女，被圍觀婦人辱駡“回去做雞啦！”；有年老長者一拐一拐離開也不放過，“阿伯咒你快點死！”，向他投掟水樽和未飲過的檸檬茶，護送警員只說不要掟，“會扔到員警”；有血流披面的年輕人獲掌聲歡迎，“該死，死不了回去跳樓死”。

那記者看不見甚麼？記者看不見有鐵馬、有胡椒噴霧，更不要說催淚彈；記者看不見警方舉起攝錄機，到了晚上十時，也看不見警員舉起警告旗，驅散發了瘋發了狂的反占中人士。

旺角的騷亂持續了多日，我親見學生被打，那是一位穿著藍色衣服的40來歲的中年婦女，當著員警的面掐一名女學生的脖子，而員警卻熟視無睹。也親見反占中的黑社會分子被學生打在地上倒地不起，親見員警抓了挑起事端的反占中人士被在被學生追趕之後，逃入大廈被員警保護起來，之後再出來鬧事，最後員警在學生的輿論之下不得不將其帶走，但不過多久又偷偷地將其釋放。

旺角的狗血劇就這樣一再上演，整個地區已經處於無政府狀態，但卻似警方有意為之。警方不作為麼？不是。10月3日淩晨，維持秩序的員警面對學生，使用了警棍。隨後防暴員警出動，又見黑社會成員在一旁挑釁，以激起學生與警方的衝突。在眾多媒體記者在場記錄，以及學生代表的勸阻下，衝突最終未發生，但我卻聽見了旁邊三五個黑社會聚集在一起議論，他們的議題是怎樣愛國。

黑社會——愛國，這兩個詞語我怎麼都聯繫不到一起，但“愛國”，“祖國母親”，“掛國旗”，“中國人”這些詞語卻真真地出自於他們的口中，這一刻我終於明白，原來在統一戰線下，黑社會也是可以團結的物件。那麼，號稱“愛國”的黑社會成員又在做什麼呢？有妓女在街口一邊脫衣一邊大叫“學生非禮”，有黑社會成員綁上黃絲帶混入學生隊伍，借占中與敵對黑社會組織互相爭奪利益。這些在場的員警都看在眼裡，卻也置之不理。

高度壟斷的香港經濟結構與地產霸權

香港的社會被撕裂至此，除了來自媒體的“功勞”之外，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來，而香港的基尼係數一直維持在0.4以上，而0.4正是國際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遊行示威，抗議等街頭抗爭將不可避免。近年來，“地產霸權”這個詞在香港很是流行。而在地產霸權之下，是一個高度壟斷的經濟結構。

上世紀70年代，香港的經濟開始起飛，伴隨著香港經濟起飛的，是李嘉誠家族，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新鴻基地產的郭氏家族，以及船王包玉剛所創辦的九龍倉及其現任掌門人吳光正家族，還有中電集團創始人艾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家族。

這些家族為香港的經濟高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造成了今日香港經濟的高度壟斷，並且毫無例外的是，他們均依靠土地——這一香港最珍貴的天然資源致富。

自《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來，香港政府一直執行著高地價政策，造成了香港寸土寸金，地少人多的假像。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散佈在新界，香港島，以及各個離島上大大小小均未開發的荒地。按照《中英聯合聲明》的約定，香港政府每年的土地供應只限50公頃，使得香港的房價在1985年至1997年間如火箭般不斷飆升，由此也令這些地產財團無比興旺。而這些財團往往有香港政府做後盾，無論在回歸前還是回歸後，政府都是香港唯一的土地供應來源，政府可以通過出售土地或修訂合約補償低價獲得收入，在地產業也有既得利益。

筆者曾經在香港灣仔的地鐵口接到一份地產仲介的傳單，在位於香港島的灣仔區，一間300平方英尺（約30平方米）的老舊的二手房，其每平方英尺的價格約為13000元港幣，按照1平方米=10平方英尺的換算標準來算，那麼這間在灣仔的二手樓每平方米的價格高達13萬元港幣，即便折合成人民幣，也已經超過十萬元，遠高於國內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的房價。而在占中的集會隊伍中，筆者也聽到一些市民抱怨：即便是偏僻的諸如屯門，天水圍這樣的“下只角”的地方，新房的每平米均價也在20萬元港幣上下。

面對天價的房價，市民普遍負擔不起，而在回歸後，香港政府亦雄心勃勃，提出每年新增85000個住房單位，希望在2007年前，全香港的70%的家庭能夠自置居所。這項計畫在1997年時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在其施政報告中提出，簡稱“八萬五計畫”。而此時正值香港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八萬五計畫”的推出，直接導致香港的樓市一片慘澹，不少中產階級也因此而破產，從此香港多了一個階層——“負資產階層”。

在潘慧嫻所著的《地產霸權》一書中，就描述了一個中產階級破產的故事：

1997年底，金融風暴襲擊香港。此時李先生已經在一家中型的地產公司的專案部擔任高級建築師已經七年。他剛滿40歲，已婚，並育有兩個孩子，分別為10歲和12歲，均就讀於國際學校。李先生夫婦的月收入共計12萬港元，享有中產階級優越的生活，居於港島半山一個1500平方英尺（約150平方米）的住房，于90年代初買入，月供40000港元。週末他們會駕駛著新款寶馬前往郊區度假。李先生的太太是歐洲一家投行的投資分析員，他們沒有餘暇時間去做飯及料理家務，這些都交予菲傭打理。在1997年夏天，夫婦倆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使他們的生活驟然發生轉變。

當時香港的房價如脫韁野馬般急劇上升，李先生一位圈內的朋友通過快速轉手豪宅，在短短數月內已經賺取了數百萬港元。在這年夏天李先生夫婦花了2個週末的時間參觀龍頭地產商推薦銷售的一套示範豪宅，心想若能快速轉手獲利，用來買一輛賓士也不錯。於是夫婦倆看中了沙田馬場附近的豪宅。額外的按揭確實令他們每月的生活費用緊張，但他們認為，若能快速賣出這套豪宅，風險亦不大，況且他們的許多圈內的朋友都能從炒房中賺取塊錢，如果自己不參與炒房，很快就不及朋友們富裕，並且因為每年都有50公頃的限制，土地的供應永遠也無法滿足市民的住房需求，房價只會上升——至少，地產商和地產經紀都是這樣說的。

前景看起來多麼美好，最後李先生夫婦選擇了一個位於沙田的高層住房，標價850萬港元，他們傾盡所有銀行存款，合共260萬港元來支付30%的首期，然後將住房抵押，取得590萬港元的按揭貸款，每月須償還約5萬港元，此時已經是1997年8月。

然而，災難降臨。貨幣危機觸發股市暴跌，李先生夫婦首先損失了一小部分財富，在他們還沒來得及反應的時候，房價已經下跌了50%，此時他們才發現自己已經深陷困境，他們所購買的那套位於沙田的住房，此時的市價只有約420萬港元，即使有人願意以這個價格買入，他們仍然要拿出170萬港元贖回按揭，才可出售這套住房。而此時他們的銀行存款已經花光？如何有這筆錢？因此，他們只得繼續供款（算上原本自住的房產，他們每月要向銀行繳付9萬港元的按揭），期望樓市復蘇，他們削減開支，出售了寶馬。

可惜事與願違，市場復蘇遙遙無期。李先生工作的公司也瀕臨破產，1999年初，他慘遭解雇，不得不出售自己居住的半山住宅，在灣仔租住了一個小的出租屋，售樓所得的錢在償還銀行貸款和扣除基本開支之後所剩無幾。數月後，李太太的公司採取精簡截留的措施，她的薪水削減了10%，夫婦倆也因此拖欠沙田住房的供款。2001年，李太太也被解雇，夫婦倆被銀行宣佈破產。

李先生夫婦的故事不是個例，在過去的20年，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這也就是為什麼占中行動能得到中產階級的支援。即便是有人保住了工作，面對暴跌的房價和股價，面對時刻背著的負資產房貸按揭的包袱，仍然膽戰心驚。

中產階級在高地價政策下破產，而高地價政策也成為催生超級富豪家族的因素，這些家族所控制的大財團，擁有雄厚的財力和巨大的市場影響力。在地產業，這些大地產商憑藉其無可比擬的財力，排擠其他的經營商，並購如可供出售土地中最珍貴的地皮，在修訂契約的制度下，他們通過龐大的土地儲備和用作公共用途的土地，享有土地成本的比較優勢，進而在地產業形成壟斷。而在上世紀90年代，地產商採取土地投標策略，中小地產商往往因購入高額的土地儲備而債臺高築，在1997-2003期間的地價下行的時間內，多家中小型地產商慘敗，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沒有足夠的土地儲備，相比擁有大量廉價土地儲備的大地產商，中小地產商承擔的風險要高許多，加之其財力較大地產商薄弱，當房價走入下跌通道時，他們的處境便岌岌可危。

如果說地產業在高地價政策下形成壟斷，那麼公共事業呢？以公共交通為例：香港地鐵的運營歸於港鐵公司，而港鐵公司的第一控股股東則為香港政府，因此，政府可以通過不公開或者半公開的方式出售港鐵沿線的地皮，開發港鐵沿線的樓盤，並從中獲益。而香港最大的兩家巴士公司載通國際（原“九龍巴士”）和新世界第一巴士（簡稱“新巴”）則均為郭氏家族旗下的新鴻基地產的附屬機構。那麼其他的公共事業呢？無一例外，也遭到壟斷。比如電力，香港有兩家電力服務商，分別為屬於李嘉誠家族的香港電燈和屬於嘉道理家族的中電控股。而在燃氣業，則為煤氣公司（全稱為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一家獨大，為李兆基家族所控制。最受人詬病的是超市業，香港的超市有70%為李嘉誠家族所控制的和記黃埔旗下的百佳和怡和洋行旗下的惠康所分食，剩下的30%則為其他168家超市經營商分占。並且，與其他地區的超市行業不同的是，由於受惠于地產商的壟斷，因此在地產商開發樓盤之後，其旗下的超市會迅速入駐以佔領市場。期間不是沒有實力雄厚的非地產財團想要打破壟斷，但無一例外均鎩羽而歸，較為明顯的例子是現傳媒大亨黎智英創辦的蘋果速銷結業事件。

1999年，香港商人黎智英創辦蘋果速銷（adMart）。他在全香港設立多家小型門市，顧客只需要通過電話、傳真以及網購的方式下訂單，運輸車隊便會把商品送達到顧客家中。黎智英是一名成功的香港商人，他創辦了佐丹奴，《蘋果日報》，《壹週刊》，都取得了成功，但是這一次卻以失敗告終。2000年12月，蘋果速銷全面結業。而其原因，黎智英曾說：蘋果速銷的主要絆腳石是競爭對手向供應商施壓，要求不向蘋果速銷供貨，於是他不得不在海外採購商品，從而增加經營成本。而《商業週刊》的一篇文章則指出：“蘋果速銷向香港消費者引入電商，企圖挑戰長期做大的經營商，卻遇到兇猛及不公平的反攻。……黎智英的蘋果速銷被兩家超市巨人擊敗。這種不受掣肘的權力令這個城市成為網路死水。”

2003年，香港開始向內地開放自由行，從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是由此獲益，實際上，因為自由行的開放，地產霸權進一步加劇，在旺角，尖沙咀，灣仔及銅鑼灣等地，不少零售業的中小業者因為地產商的加租而不得不歇業，將鋪面轉讓，而接盤的卻是因為自由行而獲益的如周大福，週六福，周生生這樣的珠寶店，以及像卓悅，莎莎這樣的以銷售藥品和化妝品為主的連鎖商鋪，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零售業的壟斷。

占中的歷史與政治原因

其實作為一個內地人，要理清楚香港的選舉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經濟結構其實並不容易，雖然香港與深圳只是隔了那一道淺淺的深圳河。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或者把時間上溯更久遠一點，自67暴動以來，香港市民一直在爭取民主。而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在世界上的殖民地也已經或獨立，或啟動民主政治改革，其中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均獨立或完成民主制度改革，唯獨香港——這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沒有進行民主制度改革。是英國人不給麼？不是，根據最近解密的英國外交部的FCO40/327檔案來看，恰恰是因為英國要給香港民主制度，而因為中國政府的反對而被擱置。當時的中國總理的周恩來在接見訪華的英國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時，希望Cantile向當時的英國首相轉達以下的話：“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如新加坡）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狀態，絲毫不變”。同時在檔案中，也見到廖承志關於香港的言論：“英國不會喜歡美國這個提議，是毋容置疑的……美帝國主義者將永遠不會成功。可是若這個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然而，為什麼在中共建政之後不收回香港呢？廖承志指出：中方從不承認港九新界是英國領土，但因為英國繼續管治香港對中國有利，所以才不要求收回，中國希望收回的，是發展良好的香港，而不是一個如同廢墟般的地方。

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中有一個章節專門描寫1949年的香港，那個時候，難民大量湧入，多數難民都曾遭到中共的迫害，或在土地改革和公私合營中失去財產，或在之後的歷次運動中遭到批鬥而不得不逃往香港，這當中有秦厚修——臺灣現任領導人馬英九的父親——馬英九在他逃難香港的時候出生，有國民黨著名將領白崇禧——他的兒子白先勇成了著名的文學家——也出生在香港，有上海大亨杜月笙，按照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都是被鬥爭的對象，都是要被施行“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對象。我也曾在此次占中運動中隨機詢問過參與遊行隊伍的普通市民，他們的父輩，祖輩多是在1949，鎮反，反右，文革，以及上世紀70年代廣東地區大逃港時僥倖逃過邊防官兵的槍口逃來香港討生活的。我甚至在香港見到了參加過淞滬會戰的十九路軍的士兵，也就是被當時的國民黨稱為八百壯士中的其中之一，他在1949年隨國軍逃到香港，又響應國家的號召返回內地，在1962年，因為政治迫害，而再次逃到香港，他的兒子在內地被迫害致死。而到了他們這一代，生活雖然不如意，卻比父輩好了不少，也正是因為他們父輩或祖輩的經歷，他們對中共其實並無好感，同時也將這種個人的好惡傳授給了下一代。

2014年七一遊行的隊伍很長，我3點乘坐地鐵到達維多利亞公園，已是人山人海，潮濕的空氣夾雜著汗味，在烈日下撲面而來。而從進入遊行隊伍，到最終離開這個地方，我用了3小時的時間。而這個隊伍完全抵達位於中環的遮打花園的時候，已經到了晚上11點。這長長的隊伍，表達了對香港現任政府的不滿，他們嘲笑現任特首梁振英為689，意為在香港這個有著500萬選民的地方，梁振英只需要689票就能夠當選特區行政長官。他們要求梁振英下臺，要求得到真正的普選，而不是在一個小圈子範圍內的選舉。

我抵達香港之後，曾經詢問過一個香港的朋友關於香港選舉制度的問題：什麼是功能組別？

關於廢除功能組別的言論，早在2009年我以一名普通的內地遊客的身份抵達香港的時候就在旺角的街頭看到有人發傳單，但那時並不瞭解，也無太多興趣，而此次占中遊行再提廢除功能組別，我覺得有必要從此處入手，從而瞭解香港的選舉制度。我的朋友——這位在香港從事新聞業十多年的資深評論員向我解釋了功能組別：其實這就是一個小範圍的選舉，立法會的各個議席中，除了1/3的席位來自于公民投票之外，其他的席位均來自於功能組別，所謂功能組別，就是將香港社會劃分為20的不同的功能組別，如科技界，商界，飲食界，漁農界，工業界，教育界，文化界等30多個功能界別，除了勞工界有三張選票之外，其它的功能界別只有一票，這就決定了被選舉權被壟斷於該功能組別的寡頭。這樣說可能很難直接的解釋清楚，那麼可以試著舉例，來解釋什麼是功能組別：

以飲食界為例，假如某大型餐飲業的老闆要競選立法會議員，那麼他會和他的供應商說：我要競選，所以你必須要投我的票，我若未當選就不要再做我的生意。由於香港的經濟結構的高度壟斷，他的供應商也就不得不投票給他，那麼他當選自然而然也就毫無意外。同時受人詬病的還有漁農界，由於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城市已經沒有多少真正的漁民和農民，故所謂的漁農界的成員完全由政府操控，這種暗箱操作的選舉自然更加受人詬病。至於商界和金融界，多數選票都集中在大地產家族的代理人和大銀行家的代理人上，他們所代表的自然是壟斷家族的利益，這也就導致了香港經濟進一步的高度壟斷，而香港政府的施政政策也將進一步往地產家族及商界傾斜。

也正是因為功能組別，導致回歸十七年來，泛民黨派成為永遠的反對黨，親北京的建制黨派成了永遠的執政黨，泛民黨派希望獲得執政權，而普通的香港市民希望通過普選來打破壟斷，選出廣大市民的利益代言人。

截至今日成稿，香港的占中運動仍在進行，而旺角的狗血鬧劇依然持續上演，位於將軍澳的壹傳媒的總部也被從深圳組織來的反占中人士包圍，與此同時也有黑社會成員在現場監視。而在位於金鐘的特首辦公室門前，示威者與員警之間的道路爭奪戰已經持續了三日，警方甚至不惜動用私刑將一名示威者——他是泛民黨派陣營中的公民党的成員——毆打致重傷。筆者不知道占中運動將如何收場，或是警方再次施放催淚彈，也或者是出動解放軍（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在特區政府無法控制局面的情況下，可向中央申請，請駐港部隊來維持秩序，同時香港本地的法律將不再適用，藉以代替的是全國通行的法律），也或者是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談判能夠達成共識，最終雙方和平收場，到底怎樣，還需要去關注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本文截稿於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