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州 | 如何是西来意？昆仑背象牙。

亨特在《旧中国杂记》里写了这么一件事：1837年5月，一名不知来历的黑皮肤水手出现在福建海岸，被福建巡抚押解到广州的行商公所审问。审问的过程极尽曲折，因为没有人知道他说的是哪里的语言。作者也参与了这场审讯，并从水手的“巧舌如簧”中辨识出了孟加拉语、马来语和僧伽罗语。从事翻译的通事是个叫阿树的工匠，因为常年在码头做生意而略知点水手的语言，可是当下，他却一心只想推销自己的商品。水手由于得不到理解而焦虑得发狂，通事却在自顾自地说，“记得去我那里啊，有上等的货物。”

——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感的场景，另外一位翻译汤姆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他和作者一起沉默地旁观着这出戏。水手的五官因为急切而蜷缩在一起，阿树面无表情地在睁眼说瞎话，端坐厅堂之上的长官则神色茫然，迷失在交错混乱的语言里。

故事的结局是，水手随着港脚船被送回到孟买。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处，如何在海上漂泊至岸，又是如何在一贫如洗中生存了下来。但这个异乡人在广州获得了官方的救助，他们没有因为他的身份而虐待他，也没有因为他的非法滞留而施以刑罚。

广州的官员似乎习惯了这些外来者，他们来自各地，他们长相各异，身上永远带着海盐的味道。

官员们对通事交付了基本的信任，让他们充当庞大的官僚机器与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海客之间的桥梁。

语言从来不是人群的阻碍，巴别塔或许一直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

蔡鸿生教授梳理了史料中对“鬼市”的描写，这种“主客不现形、以货易货、夜合晨散”的市集多发生在通商口岸。人们乘船而来，将货物放置在固定的地方之后便隐身而去，交易的另一方现身，将货物拿走，留下另外的货品或金钱。从始至终，双方没有任何言语上的交流，故而这种集市也被称为“哑市”。

鬼市在很多地方存在着，双方之间的诚信维系起了某种古老的秩序，只要有物的需求存在，交易者是何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到现在，鬼市更多是指那些在凌晨之前，整个城市处于寂静之中时的交易现场，“昧爽集而晨光散”，故而也叫天光墟，散集的多是古旧物什和二手货品。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靠海的城市天然吸引着四周的人群。中古时代，在基督徒还没有称霸海上的时候，印度洋和太平洋是阿拉伯人的天堂。会做生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基因，或许来自遥远的游牧时代，因为季节性迁移发展而来的漂流本性。广州是一道门，连接了沉重的大陆和轻盈的海岛，连接了茶叶和香料。在海上，印度人称广州为Cina，阿拉伯人称广州为广府（khanfu），西洋人则称广州为广东（canton）——这也是它现行的外名。这座东方的城市，在唐宋开市舶后，就是这些行商之人的应许之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划开巨浪的是人类天性里的渴望。

这些来到广州的阿拉伯人如果选择在冬季留在此地，便是“住唐”，滞留的人多了，人群自动汇集在一起，在广州城内形成了蕃坊。这是一个永远保持自身信仰和习性的人群，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迅速地结成一个略为封闭的社群。这些靠经商致富的人积极出资捐助番坊内的庙宇和学舍建设，番坊俨然成为了一个飞地，最早的怀圣寺，便是由蕃客出资修建。北宋时期最为富裕的蕃客是来自阿曼的辛押陁罗，彼时的阿曼还是大食的属国。

而住唐的蕃人中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上层来自大食，下层来自昆仑（马来）。史书中的昆仑奴，便是来自南海的岛民，以善水和善驯象为人所知。所以有了汝州汝州叶县广教寺归省禅师的略显荒诞的回答：“如何是西来意？”“昆仑背象牙。”

——和“庭前柏树子”一样，你自己去悟吧。

这样的阶层分化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虽然已无仆主之分，但无论是商品交易中的位置，还是人际交往中的认知，人群与人群之间从来不是平衡的。

麦高登在写完《重庆大厦》后，开始研究广州的小北。和香港一样，广州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中心。在《南中国的世界城》里，我们能读到无比熟悉的风景，淘金、三元里、小北、广园西、天秀大厦……调研是2010-2015年间进行的，延续了他在《重庆大厦》中提出的“低端全球化”理念。

在小北，高端的酒店如花园酒店多是日本人和西方人居住的，大部分外来者租住着几百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或者住在更远的三元里、五山一带。他们将中国的衣物、手机、电脑部件批发回自己的国家销售，街边常常见到国际物流公司，为这些从事跨国贸易的商人提供物流服务。在早期（或许现在依然存在），外来商人对于中国人的不守信用深恶痛绝，往往已经提交了订单，但寄送到他们那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货物，但彼时，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国家而无从追责了。大部分时候，这些交易在稳当地进行，虽然非洲的商人很爱压价（比之中国人更喜欢讨价还价），但只要有利润，谁会放弃交易呢？

外来者不仅要考虑生意中的得失，还要时刻顾虑自己的签证。中国给出签证并不容易，这使得一批人不得不在签证过期之前回家，或者在签证到期的情况下继续非法居留。也有人在此处安家，拿到了永久居留，但那毕竟是极少的一部分。

麦高登对中国制造的仿冒产品始终持赞赏态度，他认为仿冒品虽然有违知识产权法规，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利益的全球共享，更别说手机、电脑这种东西，只需要支付极低的价格，就拥有了接触外界讯息的渠道。有意思的是，在书中，人类学家对“中国是否会有奥巴马”这个问题持乐观的态度：或许呢，虽然不是现在，但是一百年后全世界必然呈现越来越交融和开放的格局。但是在2020年界面新闻的专访中，麦高登则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中国更想做一个ethnic Chinese。” 

小北的非洲人有多少呢？常住的有一到两万，而疫情以来，人口已经大幅减少至四五千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城墙越筑越高，流动的成本也越来越大。中国也确实朝着它想要的民族化越走越远。

但是这些外来者的面貌的确是模糊的，我们只知道他们是黑人，在大部分人眼里，非洲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国家。

看范岱克的文章，在19世纪初的时候，由于清政府的开放政策，来到广州的人群种族异常丰富，大部分人只能区分出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实际上存在的种族有巴斯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马来人、摩尔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在当时，只有俄国和日本人被禁止到广州口岸经商。

而在今日的小北，除了常区分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外（或许用穆斯林和基督徒区分更为适合），也应该看到，这些人来自各地，有尼日利亚（人数最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伊朗、索马里……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对小北这个地方感兴趣，或许是充满异域气息的街景。在那些商店里面，一眼看过去的是进口自约旦的豆泥罐头，新疆的番茄罐头，成袋的通心粉和意大利面，以及各种列巴和牛奶；在宝汉直街，饭馆前摆着形状各异的馕，店里椒麻鸡的香味传出来，让人忍不住流口水；很小的店铺卖着自制的酸奶，和我在西宁吃的到一般美味。买一个烤包子，羊肉的膻味和洋葱的味道太重，让人怀疑这些羊可能终究是水土不服。

宝汉直街很短，从街头走到巷尾也不过五分钟。这五分钟，就像是短暂地从岭南来到了西北，唯一带着岭南气息的是水果摊上的本地香蕉、木瓜和番石榴。固守着自身文化的人群重新建构了一个街区，融合和区隔同时存在，像解不开的绳扣。

从小北走到广州火车站也只有一个地铁站的距离，这是广州最早的火车站。附近是著名的白马服装市场，市场里有精致宽阔的商铺，里面站着身材高挑的靓丽女子；也有狭小的店面，门口是成堆的打包袋，上面贴着快递单。在强大的物流体系的支持下，这些快递将被发往全国各地。

现在的火车站广场已经用围栏围起来了，从地铁口出来要经过一道安检才能进入，我记得自己2015年第一次来广州的时候，抵达的便是这个火车站。当火车开始驶进城区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黑色的野地逐渐被灯光点亮，灯光从星星点点愈发密集，勾勒出了纵横交错的路和方方正正的楼，一切变得清晰了，直到列车开始减速并驶进车站，人群一下子涌动起来，远方的一切，也在一瞬间来到眼前。

这趟列车从徐州出发，经过安徽、江西，从江西定南进入广州龙川。在高铁时代以前，慢速火车的线路往往依托古道。曾经的市舶时代，广阔内陆地区的货物也纷纷往广州聚集，这样的人货流动被称为“走广”，古道上络绎不绝的是闽、赣、江浙和徽商。其中徽商来到广州的路线便是祁门-饶州-南昌-赣江十八滩-南安-大庾岭-南雄-北江南下-清远-广州，这是一段水路与陆路并行的路程，所以也叫“漂广东”。

无数的人拥挤在火车站，彼时的我站在妈妈和姐姐旁边，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我们拿着很多行李，像是从某场灾荒中逃离出来。而直到现在，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和那晚站在车站外面的每个人一样，我和小北的非洲人也一样，我们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被某些因素推动着，跨越了或长或短的距离，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是地理概念里的小小因子，是漫长历史中无人在意的一瞥。

人抵达一个地方，熟悉了一个地方，就蜷缩在那里了。人喜欢在某个舒适的环境里扎根，像一株植物，把根扎得再深一些，就可以茁壮成长。

海的此岸和彼岸都已经陷落了，只剩下了漂浮者的惊惶。

参考

蔡鸿生：《广州海事录》

麦高登：《南中国的世界城》

亨特：《旧中国杂记》

界面新闻：专访|《南中国的世界城》麦高登：广州的非洲人、仿造品以及低档全球化的好处

范岱克：广州贸易中的模糊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