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晚年和“文化大革命”

（ 我真覺得這篇談毛澤東和文革的曆史哲學論文，在今天的意義，比它在三十年前發表時要大許多：當時的人們歡快樂觀，認定那個時代終于是一去不複返了。思考、討論它的主要企圖，是推動走向民主化的改革。記得它發表後小有轟動，《光明日報》被認爲最開明，發行量也大，其主編激動地給我寫了封鋼筆信，說是他的報紙要在史上第一次用兩個版面全文轉載該文，問我是否同意。我當然立即作了肯定的回複。只是，“反自由化”驟起，事兒就黃了。

八十年代，沒有人能想象今後還會有“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認毛澤東爲“國父”這漫畫般的圖景；王偉光這類鼓吹階級鬥爭、操五六十年代語言的班級輔導員，當時做宣傳部長恐怕也難，更別談當曾被視爲文化聖殿的社科院院長了。甘陽、劉小楓那時簡直就是自由、民主和西方現代文明的象征，並因此而成爲全國文藝女青年的夢幻情人；王紹光在1986底年忿忿不平，據說是留美學生發起的，替胡耀邦鳴不平的大規模請願書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如今，他們似乎都成了色彩不同的毛派半派......

當然，也有無數人發生了反方向的變化。總之，上世紀80年代幾乎是全民共識的東西，如今成爲碎片、一地雞毛。

1993年有漢學家將這篇文章翻譯成法文並刊登在Perspective chinoise (神州展望）雙月刊上，我的導師，老一輩法國漢學家畢昂高Lucien Bianco在討論會上向同學們推薦。說的是什麽都忘了，只記得他自言自語般嘟噜的最後一句：想不到這樣的文章出自一個中國人。十多年之後，兩個法國毛派一定要見我。在巴黎東郊萬森城堡旁的小咖啡館坐定後，他們從皮包裏拿出他們印有毛澤東頭像的幾份雜志，然後，是我文章法文版的複印件，說，他們就是法共（馬列），讀了文章後的十幾年一直在找我……看著他們，我突然發現文章的奇妙之處：批毛和愛毛的居然都喜歡。好一個歪打正著的圓滑！

2015年 香港 ）

本文原載《青年論壇》1986年第11期，以“沉揚”署名收入《晚年毛澤東》（蕭延中編，春秋出版社，1989）時，編者對內容做了少量刪節，並對個別詞語做了訂正。

法文版

Chongguo Cai, Mao Zedong et Revolution Culturelle, Vol 12, Perspective chinois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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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論一九六六年》（載《青年論壇)1986年5月號）中初步地探尋了政治運動在我國發展的必然性。但是，任何一種必然性，首先只是一種可能性，沒有主觀的及各種偶然的因素，這種可能不會成爲現實。因此，僅指出政治運動發生的曆史必然性，很難叫人滿足。

那麽，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問題上，這些主觀的、偶然因素是什麽呢？

一

執政黨的政治狀態及其基本的戰略思想，它的領袖的個人禀賦，是曆史發展的最重要的主觀因素之一。這裏尤其特殊的是，由于晚年的毛澤東那無與倫比的威望，由于他那要將理想付諸實踐的頑強意志，由于他的無出其右的政洽技巧，都使他成爲特定的曆史時期中的一種巨大的曆史力量，——將他僅僅看作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發展，毛澤東是最重要的主觀的曆史因素。換句話說，“文化大革命”以群衆運動的方式在1966年勃發，是與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及他當時所面臨的政治問題直接相關的。

讓我們竭盡全力去理解這位非凡的曆史人物吧！這真是一個困難無比的事情。不過，在這裏，我只是從探尋“文革”發生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的晚年，並不想，也不能將這件事做完。

研究問題的方法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必須把握一條原則，那就是：不能以通常的意義去理解毛澤東在闡述自己的思想時所使用的那些詞語。如“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階級鬥爭”等。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和符號系統。通常的概念和詞語，一旦進入這個體統，其意義便有變化——或轉移或擴大或縮小。

我們要用直覺與思維的兩面刃，去解剖一個異常豐富的，爲世界，尤其是中國幾千年文化、近現代社會經濟的矛盾沖突所建構的先驗的精神框架。

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的方針，即著名的“鞍鋼憲法”。1966年5月他在給林彪的一封信，即一度在中國，人人都能背誦的“五-七指示”中，具體地勾勒出他的理想社會：工人要學農，農民要學工，工農都要學軍。在其最後的歲月，即1976年初，全黨又傳達了“毛主席23條最新指示”。其中，毛澤東沖著鄧小平說：“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産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産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産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看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衆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支部書記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麽物質刺激，理論挂帥，不提倡無産階級政治，搞什麽獎金，等等。”

這些，都使我們不難看出，什麽是資産階級，什麽是資本主義道路和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自有他獨特的理解。他不自覺地賦予這些語詞以獨特的意義。在晚年的毛澤東看來，修正主義路線所要複辟的資本主義，並不是恢複私有制。他很清楚，已經“資本主義複辟”的蘇聯、南斯拉夫，私有制並沒有多大份量。他幾乎沒有指責劉少奇恢複私有制。什麽是資本主義？從上面我們引述的毛澤東的講話，不，從“文革”的實踐及他主持的對“修正主義”的一系列的批判中，我們不難看到，那“資本主義”，就是利用成本、價格、利潤等經濟杠杆，利用物質利益的原則去組織經濟活動的社會模式。他認爲，在這樣的條件下，公有制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的權力不在工人群衆手裏，只在與群衆對立的少數人手裏：人們不講“政治覺悟”，自私自利。——真是即不平等，又不高尚，與資本主義一樣。而資産階級，其構成當然很多。主要的，在毛澤東的晚年看來，就是黨內那些鼓吹，並實行上述“資本主義”那一套的幹部，即“走資派”。

那麽，在這裏，什麽是社會主義呢？毛澤東曾大力推進集中了工、商、學、兵的人民公社，抓了大慶、大寨這兩個典型，並在《五·七指示》中對之作了概括。很清楚，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主要原則，並不是越“公”越好（他始終堅持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爲基礎”），而是：盡可能限制分工與商品交換，通過“鬥私批修”，通過幹部與群衆的相互監督與交流，使人人都表現出高昂的革命熱情與一心爲公的獻身精神。他們用這種人格的力量而不是以商品交換的原則去努力工作。

“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工宣隊，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大字報等，在嚴格限制的範圍內，毛澤東使部分群衆按給定的原則有限地參入對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管理。以不斷改變人們社會地位的辦法，造成一種類似革命時期的激動，以此將戰爭時期的那種普遍的獻身精神固定化、持續化。並以此對付幹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與腐化作風。

用無私的道德風貌促進生産與工作，生産與工作服從于這種道德精神的培養，這是“抓革命，促生産”、“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真實翻譯。在物質財富增加同時，人們的道德日日崇高。——這就是老人家的社會主義理想。

簡而言之，所謂“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歧，實際上是將社會看做必然的過程，對這個過程抱著現實的態度與將社會看做人的道德領域，對社會發展抱著倫理的、理想的態度的分歧；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實際上是按經濟規律辦事，在經濟活動中逐漸引入市場因素與按某種道德意志辦事，將經濟活動變作倫理活動、政治活動的鬥爭。而所謂“階級鬥爭”之主要內容，就是上述鬥爭的社會表現。

這就是實質。

當然，並不是說，那些在“文革”中被始終批判的“資産階級”就能按經濟規律辦事，自覺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道路。挨批判的原因太複雜了。但，作爲一個整體，他們被自己的對手認爲是那樣。

在晚年的毛澤東那裏，沒有真正意義的經濟科學，只有作爲倫理學一部分的經濟觀。因此，在方法上表現爲，他不是從對客觀現實的冷峻分析中，說明我們只能怎麽做。而是憑借那雄渾的氣魄與浪漫主義的熱情，從一種理想、信念出發，一個勁地教導人們應該怎麽做、要怎麽做。如：“黨組織應是無産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要抓革命、促生産、促工作”，“要堅持群衆路線”等等。至于黨如何真能由“無産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誰算是這些“先進分子”？如何在技術上能做到“堅持群衆路線”？他不管，也似乎不感興趣。這種態度，這種方法，再加上他的天賦及他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這一驚人成就所帶來的巨大權能感，使他根本就不相信有客觀規律這勞什子的存在。從“大躍進”那令人瞠目結舌的高指標，到“文革”中派不懂科學的群衆去管科研機關及大專院校，這漫畫般的實踐告訴我們，毛澤東實在是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創造一切。

與那些多愁善感的浪漫主義者不同，毛澤東堅信自己的理想可以不斷對象化。而只有將理想的東西以感性存在的方式表現出來，他才能有自由的美感。詩人，藝術家對象化的中介是語言、形象、色彩、線條。在毛澤東，這中介是政治，是各種經濟文化措施，是奔騰咆哮的群衆運動。

這樣偉大的浪漫主義者總是孤獨的。他那崇高的、美的追求一旦實現——哪怕是極有限，也會使他有一種登仙般的飛揚感。而這種追求和快感，在邏輯上和語言上都是不能表達、秘不可宣的，只有同樣偉大的藝術家才可以通過直覺感受。這些，都時時增加著毛澤東的孤獨感。所以，他每每太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太少！在晚年，他每一種思想的發表和每項“成就”的取得，都推動他脫離他的同事，推動他走向新的專制。

任何偉大人物的思想，都有他那個時代深深的印記，都有其深厚的世俗基礎。毛澤東對待社會發展的倫理態度，是獨特的。它高揚的，不是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發展，而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崇高道德風貌。這與盧梭、康德不同（他們認爲，人不能是工具，人的存在就是目的本身），與強調人自身的責任的薩特，抗議現代社會使人抽象化的馬爾庫塞相距更遠。他是思想家，更是一個治理社會的政治家。他所面臨的社會正開始向工業化、現代化邁進，正由革命時期的熱烈轉向和平期的冷靜。這個古樸的社會正面臨現代社會講求實利的銅臭味兒的侵擾。這對一個將道德評價放在科學之上的人來說，會有強烈的危機感，感到現實需要一種強大的反利己主義的道德力量。更何況，鼓勵爲集體、爲國家獻身，幾乎是任何成功了的政治家的嗜好——因爲這是要求人們無條件服從的委婉說法。

所以，這種倫理的態度，乃是現實社會的反映，它代表了一個特定階層的政治要求。

毛澤東晚年的這種倫理態度，又是小生産占統治地位的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的延伸，是古代傳統對現代社會的反抗，“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遵道克己盡忠，乃我們傳統的美德。——曆史現象是多麽的矛盾！理論上，他是反儒的猛將，而當他艱苦奮鬥，將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向徹底擺脫商品經濟的行政型方向引導時，當他拒絕民主與法制，希望用道德的力量保持社會的淳清時，他事與願違：在實際上，他成了中國傳統的最有力的維護者與再造者。他不知道，傳統的改變，靠現實的改造，而不是靠理論的批判。不清除舊傳統賴以存在的現實，就不能清除舊傳統本身。唯有商品經濟，才是儒家傳統的挑戰者。

實際上，以審美的、倫理的態度，而不是以現實、科學的態度對待生活和曆史，在一定時期內，是某個社會階層表現出的一種普遍的現象。這個階層不是別的，是萬頭攢動的小生産。世界曆史告訴我們，小生産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充滿矛盾、充滿“邪惡”的過程。大工業及它要求的商品交換，打破了小生産那牧歌式的和諧；利潤、價格、成本等經濟杠杆的普遍作用、競爭帶來的不穩定、貧富差別的擴大，使社會行爲中的道德價值與審美判斷的作用迅速降低；工藝流程所要求的嚴厲的紀律，使昨天還是農民的生産者渾身不自在；手工業的“半藝術性質的手工”這支中世紀的紫羅蘭，被日益單調而片面的勞動所踐踏。這一切。既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又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曆史的闊步前進，有興奮與歡笑，也有痛苦與惋惜。它常常使大衆感到不舒適、憤懑、壓抑，更使一些道德家、藝術家憂心忡忡，進而將構想理想社會視爲己任。

對于部分幹部、甚至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習慣欣賞軍事、農業活動的方式。他們熟悉這些，他們因爲精于此道而地位顯赫、受人尊敬。利潤挂帥等商品經濟的那一套，他們只是聽說在西方資本主義盛行。在技術上、道德上他們都難以接受，而且本能地感到它會使自己的曆史失去光彩，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動搖。

可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倫理的態度對待社會，將經濟活動作爲倫理活動的一部分，在我們這個國度裏，有多麽廣泛的社會基礎！它代表了一種普遍的社會要求，它以一種曲折、“崇高”的形式，表現著小生産的傳統對現代文明的反抗，表現著人們在曆史轉變時期的空想。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與小生産傳統的沖突中，形成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並不奇怪。這種思想爲廣大群衆熱烈地、真心地——當然也是短時期的——擁戴也是自然的。這裏不僅僅是盲目的崇拜。這種崇拜的背後有一個廣泛的階層對自己利益、習慣的代表的認可。

什麽在妨礙我們看到毛澤東晚年思想得以形成的社會基礎和曆史條件？除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及他的政治作用之外，“造反派”那幼稚而劇烈的破壞性沖動也過多地吸引了我們的感情和注意力。“文革”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是毛澤東晚年的思想系統地化作方針政策，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曾日夜研讀“最高指示”，主動而創造性地貫徹它。“開門辦學”，“大寨式評工分”，“創辦大慶式企業”，“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等、等等，是我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新生事物”，並急急奔走于街頭巷尾，查檔案，搞“清隊”，開展“大批判”。當時我們的主動性、積極性是多麽高漲！這是因爲我們程度不同地喜歡這一套，習慣這一套，和這一套有深切的感情和利益的聯系。因此，若後輩人追問我們，曆史罪責的肇事者在哪裏？我們應面帶愧色但卻勇敢地回答：就在這裏！我們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曆史。我們是不幸的受害者，又是不幸的創造者。今天，在改革的時代，當我們從事新的社會改造時，我們得下力氣來改造自己。我們永遠是創造曆史的主體，又永遠是被曆史改造的客體。不能與那些總是能迅速忘掉自己不光彩的過去，迅速地將罪責推給別人而不知疲倦地自誇的人站在一起。

二

發動“文化大革命”，對晚年的毛澤東來說，就是要廓清道路，使上述的社會理想得以付諸實踐。作爲一個徹底的革命家，他決不滿足于形成一個理論的自我。只有使這個理論的自我得以對象化，他所處的社會按照他的理想改造，他才能安靜、滿足。

在很多人看來，“文革”的發動，似乎只是毛澤東現實的政治需要——他感到大權旁落，號令不行，所以要通過自下而上的方法，解決他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如果僅將“文革”的原因歸于此，那就不能解釋，毛澤東的政治“危機”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危機”解決之後，爲什麽他還要堅韌不拔使“文革”繼續下去，直到生命的終結？

偉大的人物自有他偉大的事業。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毛澤東曾說過，他一輩子幹了兩件事，一個是將蔣介石趕到一群海島上，另一個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他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看得較輕。他要幹一番更大的事業：通過“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解決其他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無法解決的弊病，創立一個獨樹一幟的、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在這個理想的國度裏裏，如前所述，人們以無私的熱情和崇高的精神去工作，社會既發達又高尚，首先是高尚。

毛澤東的這種社會理想，從某種角度說，是建立在他對現實的觀察上。——他是一個多麽豐富的人！他兼浪漫主義的高蹈遠舉與現實主義的洞悉入微，以高屋建領之勢看世界，從不爲世俗之見所動。當人們爲公有制的建立而歡呼雀躍時，當一些理論家、文學家以粉飾現實爲己任時，他卻冷靜地看到，在我們實現了生産資料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天國並沒有到來。新的社會矛盾與社會弊病出現並正在發展：這裏有腐化墮落、官僚主義、幹部與群衆的對立等等。然而，他沒有看到這些問題深厚的曆史根源及社會制度的基礎，卻將諸如此類的事情歸結爲道德上、認識上或政策方針上的缺陷。他要以自己的社會理想——即直接用道德的力量，或者用群衆運動來實施道德的力量，來解決這些間題。

從晚年的毛澤東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斥責及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中我們看到，他認爲，西方發達，卻沒我們崇高、公正。那裏因商品經濟及物質刺激帶來了兩極分化與道德的淪喪。他幻想能避免這些，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像“五‧七指示”描述的那樣，象“大慶” “大寨”那樣，生産比西方發展快，人格又不失其純樸與崇高。他要解決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物質財富的增長與道德淪喪的矛盾，講求實利與追求崇高理想間的矛盾，要解決魔鬼與天使的永恒沖突。

他將這些看作是他晚年最壯麗的事業。

人類個體精神與其類的精神之底層是同一的，而這精神的底層卻導向宇宙的絕對。因此，偏居一隅的偉大人物覺醒到世界永恒的主題，並不奇怪。但知難行更難，一旦要解決這個間題，誰都得受曆史條件的限制。在中國，將解決上述矛盾，即將人的發展（雖然只是道德的發展）放在物質財富增長之上的曆史條件遠遠沒有具備。因此，毛澤東晚年的理想，所謂“政治挂帥、思想第一”的方針，便成爲浪漫主義的空想。在實際中，就會成爲將現代社會的物質生産，強行塞入傳統的小生産的原則之中的曆史倒退。

現實總是具有比任何偉人更偉大得多的力量。對毛澤東的那些同事，特別是從事具體工作的各級于部來說，毛澤東的浪漫主義的理想寸步難行。不注意經濟核算，不利用成本、價格、利潤等杠杆，就不可能組織起正常的物質生産。大工業要求的分工、商品交換的發展是不可遏止。這些，都與毛澤東的理想，與他所認爲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原則背道而馳。他因此將之看作是一種政治力量對他的抵制。事實上也是這樣，但，這抵制是不自覺的。

毛澤東所主張的用一種超經濟的力量去激勵人們，用革命時期剛剛結束時，群衆所具有的崇高熱情和獻身精神，用幼稚的人民對明天的美好憧憬去推動人民奮力工作，曾經有過激動人心的效果。這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然而，這種盲目的熱情，不顧客觀規律的制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懲罰。當精疲力盡的幹部和群衆，眼睜睜地看到自己的血汗付諸東流時，該是多麽沮喪！他們那被浪漫蒂克的經濟方針所喚起的熱情，一度變成黑夜一樣的冷靜與沈寂。在這冷靜、沈寂的夜色中，懷疑的蠕動隱隱可見。

恰恰在這時，爲“黨和國家長遠計”，毛澤東主動退居到二線，讓劉少奇等主持國家的日常工作。他們真是受命于危難之際。在當時，這些同志雖然不可能自覺到中國要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道路，但，他們卻沒有那麽多的浪漫氣質。剛剛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慎重乃其基本功。而且，現實太嚴峻了，唯有將毛澤東那種搞經濟的方法擱置一旁，唯有按經濟規律辦事，才能使元氣大傷的國民經濟得以恢複。果然，這樣做後，經濟很快得以恢複。這種開始撇開經濟工作中“政治挂帥”的倫理目標，力圖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方針，爲越來越多的同志接受。也就是說，在毛澤東同志退居二線以後，他得思想並沒有，也不可能爲他的同事全力貫徹。首先是現實不允許。他在經濟工作中的份量因此逐漸減輕。毛澤東谙熟韓非以來的中國政治理論及以劉邦、趙匡胤、朱元璋等帝王將相爲中心的中國曆史，他對大權旁落的政治威脅特別敏感。這樣，他漸漸有了危機感，黨內矛盾開始走向激化。

事情發展到一定程度，毛澤東決心解決他所面臨的政治問題，以保證他的社會理想——他始終認爲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是中國走向繁榮、解決現實矛盾的最好的路——得以實行。他以難以置信的勇氣，發動群衆，打亂了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因爲他對依附于這種體制上的幹部失去了政治上的信賴，認爲各級都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要重新組合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有利于自己的思想路線得以實現的政治格局。而且，在毛澤東同志看來，當下的制度與幹部隊伍正在滋生官僚主義與腐化作風，正在走以利潤挂帥爲特點的“修正主義”的路。他要按自己的社會理想逐漸創造出一套新的、“永遠使人保持戰爭時期那股勁”的新制度，並讓間或興起的群衆運動保證之。

毛澤東很清楚，他這樣做，尚有廣泛的群衆基礎。事實也是這樣，他仍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望：他以倫理、審美的態度對待社會發展，對廣大的階層，包括相當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有極大的感召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以來，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傷害了不少人。經濟建設在一段時間的瞎折騰，使很多人不滿。官僚主義、貪汙腐化、以權整人，日趨嚴重。幹部與群衆之間、知識分子與黨之間的矛盾在發展。黨內、知識分子中間的宗派傾向日見公開化，群衆中也形成了利益不同、地位有別的不同階層等等。再加上政治生活中沒有民主法制、日常生活中禁锢言行的檔案制度、固定的勞動人事制度（誰得罪了領導，就會因此倒黴一輩子），報刊宣傳的千篇一律，使人們的不滿，難以找到可宣泄之處。——對一個社會來說，這很可怕，很難避免破壞性極強的大動亂。可惜，“文革”中的動亂，掩蓋了“文革”前的這些弊病。一種強的記憶抑制了一種弱的記憶，今天，要公正地反思這些，並不容易。雖然這是重要無比的事情。

上有此種意願，下有此種基礎，暴烈的“文革”之勃發，並不奇怪。

“文革”發動後，毛澤東的政治威脅暫時地解除了，但，他意識到，他得理想的實現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他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文革”發起後，他致力于將自己的思想落實到各個領域，企圖將之滲透到人的心靈。他頻頻幹預政治與經濟生活。在大治方針上，他絕對不允許違背他的意志去搞“右傾翻案”。他也不得不這樣做，因爲，對一個政治家或政治集團來說，只有使他的政治活動、他得個性特征滲透到經濟領域，他才能形成與自身利益一致的社會階層，他的政治地位才可能真正鞏固。這，就是“文革”得以持續十年的根本原因。

對社會發展持倫理的態度，對社會問題報以道德上的熱情和審美的空想，乃是一種崇高的境界和偉大的潛能。實踐偏愛這種人，會引導他逐漸走向科學——除非他一定要做一個詩人。對晚年的毛澤東來說，爲什麽他的思想始終陷入那種倫理的、審美的空想？如果從57年算起，曆史給了他整整20年啊！其原因除他得唯意志論外，也如上述。這條路走了，就不得不走下去。被懷疑，開始要“改正”，這意味著，他全錯了，對的是其政敵，他及擁戴他的那個階層應該從政治舞台上退下來。這就不僅是一個人的意願的改變問題，而且也是關系到社會政治關系的大變動！實際上，早在3年困難時期，他就懷疑過自己（他對彭德懷說：可能你是對的）。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他說過：真正擁護“文革”的，只是少數。百年之後的他將是怎樣，他也有預感——當年的自信，此時已所剩無幾了。然而，他充其量也只是在猶豫、茫然，終于沒能作徹底的調整。事情也早已由不得他了……。

實際上，即使在我們這裏，對社會的認識，一種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從來就不是一個純邏輯過程，不是正確的、符合全社會的東西就一定占上風。它往往更多地是不自覺地服從了一定社會集團的要求。公正地說，使社會政策服從一定社會集團的利益要求，無可指責。問題是，這個社會集團的利益與曆史發展的必然是否一致？更進一步說，若不一致，也無可厚非。因爲一致與否，是客觀的、隱藏在複雜的社會現象之後的本質規定。把握它，有能力的限制，把握後去實現它，又有社會、政治力量對比的限制。真正的問題在于，當一種政策系統因爲只是迎合某集團利益，或因某種主觀原因而正在損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時，有沒有另一種社會力量去抑制它？

答案只有一個，靠政治民主。這是社會發展客觀要求，也是偉大人物安詳天年的保證。

三

最後，讓我們結合現實，對晚年的毛澤東思想略作理論上的分析。

前面我們已經講過，一個小生産占統治地位的傳統社會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一個充滿矛盾，充滿痛苦與“邪惡”的過程，是一個傳統的道德判斷與審美價值的作用降低的過程，是一個利益關系不斷調整，人們的心理與習慣不斷變化的過程。在這裏，特別爲人們，首先是詩人、道德家所困擾的，是財富的增長伴隨著道德的“淪喪”，是追求實利與向往詩意的矛盾，是自由發展的機會均等與社會平等之間的矛盾。若從盧梭算起，人類努力擺脫這二難的窘境，已200余年。在這個問題上，有針鋒相對的兩撥人。一類，如亞當·斯密，特別是大衛·李嘉圖。他們鼓吹必須以物質生産自身爲目的，他們認爲，人的發展，最終得建立在生産力發展的基礎之上。爲了盡快發展生産力，一切應在所不惜。對此，馬克思說：“他要求爲生産而生産，並且這種要求也是正確的。如果我們象李嘉圖的感傷主義的反對者一樣，主張生産本身不是目的，我們就忘記了，爲生産而生産，不外是指人類生産力的發展，從而不是指人類天性的財富以自身爲目的的發展。如果我們象西斯蒙第一樣把個人幸福和這個目的對立起來，那就是主張，必須壓制全體的發展，以保證個人的幸福，且不說這種充滿熱情的考察不會有任何實效，他也沒有理解人類能力的發展，雖然首先要以多數個人和整個階級作爲犧牲，但最後終究會克服這種對抗，而與個人的發展相一致。所以，個性的高度發展，只有通過一個以個人爲犧牲的曆史過程才能獲得”①。對于李嘉圖將生産力的發展放在首位的方法，馬克思也予以一肯定：“李嘉圖的無所顧慮的性質，不只是科學上的誠實性，並且從他的觀點說，還是科學上的必要性。”②應該指出，馬克思的上述思想，對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那麽的陌生。他們的習慣、小生産的心理影響了他們的注意力。

還有另一類人，如西斯蒙第。和大衛·李嘉圖不同，他出生在當時小生産還占優勢的法國。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西斯蒙第用“應該如何如何”的道德評價和善良願望代替了嚴肅的科學分析。他指責李嘉圖忘記了人，主張經濟學的任務就是研究人的幸福——這實際上就是倫理學了。對此，列甯說道：“西斯蒙第只限于以小資産者的觀點出發，對資本主義進行傷感主義的批評，這種以傷感主義的申訴和抱怨來代替科學分析的做法，決定了他的了解是非常膚淺的。”③列甯將西斯蒙第與俄國的民粹派的經濟思想並稱爲“經濟浪漫主義”。他們的特點是，將曆史發展過程中必然的、深深植根于現實制度的種種矛盾，當作人們，首先是當權者的思想認識、措施，甚至道德上的錯誤。在解決這些矛盾上，他們因此滿足于申訴、說教，向統治者呼籲和出謀劃策。他們還企圖用己被現代社會沖破了的傳統社會的原則去規範現代社會。因此，這些對社會、對人民充滿了熱情的崇高、正直的人們，卻始終站在空想、反動的立場上。

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60年代以來，隨著我們工業化的進展，隨著革命時期的熱情、無私精神的消退及各種社會矛盾的生長，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浪漫主義日益高漲。我們總是從道德上指責資本主義與“修正主義”：那裏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總是從道德上、思想上、至多只是從政策方針上找尋現實矛盾産生的根源。而且，西方世界給我們展現的，是現代化的金碧輝煌，又是人人自私、競爭中的動蕩和不平等。這使我們既羨慕，又爲我們的穩定、不那麽唯利是圖的“崇高”而自豪。我們害怕並決心抵禦這種穩定與崇高受到侵害。幻想將發達的現代社會塞進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與習慣的原則之中，幻想將中國建設成既有現代社會的發達，又有傳統社會的古樸、崇高的理想王國。《五‧七指示》和毛澤東晚年的基本思想，正是這種願望的表達。所謂大慶、大寨式的道路，也正是企圖實現這種空想的徒勞的試驗。

上述可見，我們對一種空想的、過時的原則的追求，對所謂“修正主義”的批判，實際上是大衛‧李嘉圖與西斯蒙第對立的延續。在這個對立中，我們這些忠實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卻精神抖擻地站到了被馬克思批判的那一邊。這裏，理論上的重要原因，除了長期以來我們站在小資産階級的立場上，將馬克思主義倫理化、庸俗化之外，還在于我們因拒絕理論探討的自由而使自身離開了世界文明發展的大道。實際上，在盧梭之後，試圖解決現代科技和生産力的發展與人的道德完善、人的全面發展的沖突，探討人格走向崇高之路的哲學家、藝術家、經濟學家等不可勝數。這個永恒的主題産生了哲學與藝術的五采缤紛的百花園。如劃時代的人物——伊曼努爾‧康德，他那否定善良的道德是當下經驗與說教的産物的先驗哲學，無疑是發人深省的。正是他的哲學，誘導了《浮士德》、《精神現象學》這些巨著的誕生。哥德、黑格爾在這裏告訴我們，人類精神，當然包括道德意志的發展，是一個多麽漫長而艱難的曆史過程。只有經曆生活中一個個險峰式的階段，人格才可能走向完善。所有這些理論遺産，才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這真正科學的人的學說。這個學說告訴我們，普遍的人類意識，包括道德意識的發展，有不可逾越的階段，必須以全部人類曆史的發展，首先是物質生産的發展爲前提。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永遠的動力就是矛盾，包括那善與惡的沖突。

事情正是這樣。在我們走向現代化的時候，很多我們不喜歡的東西，很多與我們的崇高理想格格不入的東西，正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們不求進步。這正是曆史進步的必須條件。只有物質條件的具備，即生産力的高度發犀（這就是人的力量、人的自由的發展）、自由時間的增加，及建立在它之上的合理的社會的結構、社會文化事業的普遍發展，那些問題才能很本解決。正確的政策，只能加速這種曆史進程，不可能代替之。

認識不到這種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深刻含義，熱衷于道德說教，去尋求能避免一切邪惡的政策，不但徒勞無益，而且會直接導致“文革”式的荒唐舉動。“文革”發起的根據之一，不就是認爲通過說教，通過政治運動，通過一系列“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式的政策措施，就可以使人崇高，進而祛除邪惡嗎？

在思考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觀因素時，我們深深感到：事情沒有完！一方面，徹底摒棄那種以倫理、審美的態度對待社會發展，以道德評價代替科學分析的小資産階級立場，還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不是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那種對我們前進的步伐提出的種種責難，不正是來自這方面嗎？把思想政治工作歸之于道德說教，將馬克思主義，將精神文明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利他主義，不是很普遍嗎？我們要警覺那種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爲目的的“革命者”。他們看起來“崇高”，實際上卻是小生産的狹隘、無知、對顯貴的頂禮膜拜、對大自然聽夭由命的捍衛者。而對“無私”這禁欲主義的宣傳，又常常隱藏壟斷政治經濟特權的極端自私與專制——他的善良與崇高又在那裏呢？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摒棄對社會發展的空想態度。過去，我們幻想以“大慶大寨”之路去逃避“現代社會病”。現在，人類良知又賦予我們以新的空想，以爲，“商品經濟”冠之以“社會主義”便可包醫百病。這不可能。我們必須以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及特別頑強的勁頭踏上艱難的曆史必然之路。小生産國家實現現代化，既是上天堂，又是下地獄之路，這裏必須根絕一切猶豫與幻想。

注釋：

① 《剩余價值學說》第2冊第12F122頁。③《列甯全集》第2卷第1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