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手記|鄭思思|記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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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宗回歸後首宗指控傳媒煽動的審訊,為傳媒畫出了界線,但我亦希望找尋到令記者前行的養份和能量。捍衛新聞自由的方法就是繼續報道。我希望自己記得這次錯誤,在未來的採訪懷著更多問題、更多理性、更多獨立思考。我們要為公眾提出問題,無論結果如何,克盡己職。
林紹桐離開現場時,沒記者提問;擠在前排、坐在地上的鄭思思(前排右方)叫:「唔該呢邊啊!」她遺憾,這是自己作為記者在現場的唯一發聲。

(原文刊載於集誌社)

文|鄭思思(獨立記者)

橫跨近三年的《立場新聞》案,濃縮在大約七分鐘的影像裏:「《立場新聞》案 — 回望」。我很想寫一篇採訪手記,有點「火燒心」的想寫,因為我發現我作為記者犯了一個錯誤。我很後悔在法庭外,沒有向林紹桐和鍾沛權提問。

《立場新聞》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為回歸後首宗指控傳媒煽動的審訊。2021 年 12 月 29 日,清晨大約六時,前總編輯鍾沛權和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分別被捕。同日,約二百名警察搜查《立場》觀塘辦公室,檢走大批新聞材料和電腦等。兩名被告被捕後一直還押,失去自由近一年,直至案件在 2022 年 10 月開審,兩人才先後獲得保釋。審訊共 57 日,但斷斷續續橫跨了近兩年,法庭又三度押後裁決,最終在今年 8 月判決兩名總編輯有罪法庭於 9 月 26 日宣判刑期,前總編輯鍾沛權監禁 21 個月,另考慮署任總編輯林紹桐患罕有病、易受感染,再收監或有生命危險,判處可即時釋放刑期,林紹桐當庭釋放。

現場只有「咔嚓」聲響、沒記者提問

那一晚,天已黑,數不清幾多十位攝記和記者在法院外等候,一字排開,形成一道很闊很長的戰線。任何人出入法院都會引來閃光燈爆發幾下。有電視台做直播,打起了燈,在夜街上成為了發光的月亮。專業的攝記屏息靜氣地盯著法院出口,眼也不眨。有穿上藍背心的警方傳媒聯絡組人員步出,向記者說:「林生係唔會接受訪問嘅,不過會影相,企定定畀大家影相,OK?影完相,佢會去嗰邊方向,有車走嘅。就係咁多,希望大家安全,唔好追,好唔好?唔該哂大家。」然後他回到法院內,嘗試陪伴林紹桐一起步出法院。

晚上七時多,帶著口罩的林紹桐在大堂出現,鬆身的白恤衫,白得發亮。他步出法院,藍背心警員跟在他身旁走,有攝記大叫:「阿Sir,你遮住咗啊!」、「阿Sir,唔該借借啊!」。警員移開,重獲自由的林紹桐終於剩下一個人,一個人站在黑夜的法院外。他慢慢步向攝記們的列陣。經過大半日的審訊,病重的林紹桐顯得疲累,但他雙眼仍直勾勾的望向鏡頭,閃光燈把他打得一閃一閃。這位入行十幾年的新聞工作者,熟悉傳媒操作,他先望向前方鏡頭,隔一會,左方,隔一會,右方,讓不同位置的鏡頭也能拍得一個正面,好完成工作。

他再呆站一會兒,單邊揹著的黑色布袋畫上了小鳥和「自由」的花紋。此時一眾攝記速龍般快跑移向林紹桐的後方,捕捉他的背影,瞬間形成另一陣勢,在背後彎彎的圈住了林紹桐。然後,林紹桐回頭,新陣勢的攝記再「咔嚓」、「咔嚓」的拍,他於是又重覆向前望望,向左,向右。很多攝記擠在一團,有攝記叫「唔該呢邊」、「唔該呢邊」,而擠到最前、坐在地下的我也跟著叫:「唔該望呢邊啊!」遺憾,這竟是我作為記者在現場的唯一發聲。

後悔沒提問 在新聞現場留下記錄

我很後悔我沒有提問。「林生,你對定罪有何感想?」、「林生,你有沒有計劃上訴?」、「林生,你認為判決對傳媒行業有何影響?」。為甚麼我沒有提問呢?即使他不打算發言,即使他是我們的同行,為甚麼我不提出問題呢?可能他不會作答,但起碼在這新聞現場響起過記者的疑問;也可能他會作出回應,可能有些問題碰巧觸動了他、啟發了他,讓他在這歷史時刻留下更多註腳。

記者應該要提問,因為我們有責任為公眾提出問題,讓社會知情。我們效忠的對象,只有是公眾,亦只能是公眾。就如林紹桐的陳情信寫道:「我依然記得,在還押最初幾位警官循例來公務探訪,其中一位形容『大家各為其主』。我後悔沒有把握機會向警官解釋,新聞工作者從沒有要效忠誰、擁護誰,或者與誰為敵。而如果我們真的有效忠的對象,只有是公眾,亦只能是公眾。因為我們信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唯有傳播思想的自由,才能保障每個人的自由。」

新聞工作者要把公眾利益奉為圭臬。因此,「林生,你認為判詞對新聞自由有何影響?」、「林生,判詞指你們不是進行真正的傳媒工作,而是參與當時所謂的抗爭。你有何回應?」、「林生,你有沒有後悔?」……太多可以問的問題,為甚麼我沒有提問呢?可惜現場亦沒有其他記者提問,夜裏空蕩蕩的法院外,只有「咔嚓」、「咔嚓」聲,零星有些支持者喊「辛苦哂」、「好靚仔啊!」、「加油啊,Patrick!」。

「記者唔可以太乖」

最後,林紹桐雙手合十感謝大家,跟行家說:「辛苦哂、辛苦哂。」警員在旁邊也說:「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大家便圍著林紹桐走,一眾攝記仍鍥而不捨地捕捉他不同的角度和時刻,穿過法院大堂到另一個出口,「咔嚓」至林紹桐上車離去。

至於另一被告鍾沛權,仍需服刑約十個月,由囚車帶走。記者固然無法提問,但在他中午步入法院的時候,也曾有一個提問的機會。或者我至少應問一句:「鍾先生,你有沒有最後的說話?」無論如何,囚車走的時候,仍有攝記嘗試靠近。大家也在囚車前方準備,有人嘗試透過車頭玻璃拍攝內貌,但未能成功拍到鍾沛權。以往攝記會追車「吸」玻璃,拍攝車內,過去算是傳媒平常的操作,但這一兩年已幾近絕跡。

題外話,回想起自己成長的新聞年代,特別是我在 TVB 和 Cable 工作的七年 ( 2008 – 2015 ),各電視台電台競爭激烈,在新聞現場要鬥快鬥大聲鬥時機「嗌Q」,機動性要強,又跑又追去扑咪。當時 Cable 的新聞主管曾說,「記者唔可以太乖」。我理解「唔乖」就是敢於挑戰權威、挑戰常規、還有挑戰「豬欄」(鐵馬圍起的記者區),因為記者在新聞現場的最前線,接觸高官政要、富商大賈、新聞人物,若能問到好問題,社會便獲得更多資訊,做一個更知情的決定,否則,那一個現場可能空白了。

記住教訓 在未來採訪懷著更多問題

這宗回歸後首宗指控傳媒煽動的審訊,為傳媒畫出了界線,但我亦希望找尋到令記者前行的養份和能量。捍衛新聞自由的方法就是繼續報道。我希望自己記得這次錯誤,在未來的採訪懷著更多問題、更多理性、更多獨立思考。我們要為公眾提出問題,無論結果如何,克盡己職。

話說在等待囚車的時候,竟然有一位年輕攝記跟我相認。他問我以前是否在 TVB 工作:「你個名係咪咩……咩思啊?」他說當年小學放學,打風遇上我扑街咪,他跟一班同學受訪,笑說希望有八號風球、黑雨、龍捲風!這班小朋友在鏡頭前笑得快樂,後來片段在 youtube 上流傳,而他們被老師教訓,成為了他難忘的回憶。我笑說我毫無印象,但原來,記者問問題真的像蝴蝶拍翼,不知道會帶來甚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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