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獨立電影節落地舉辦和抵達普通觀眾如此重要

昨天問答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沒有說透，那就是為什麼獨立電影節落地舉辦和抵達普通觀眾如此重要。我引用書中一段話來解答。

黃文海：導演肯定培養不了觀眾，是整個電影系統在培養。所以重要的電影節，實際上也是在開拓電影（創作）的邊界。

曾金燕：2016年3月我在巴黎與杜阿梅（Marie-Pierre Duhamel Muller）有過一次交談，她提醒中國獨立電影沒有公開發行、沒有普通觀眾的後果。她提到導演的孤寂和何謂反抗的電影形式問題對我很有啟發。杜阿梅說，沒有觀眾，處於孤寂（solitude）中的導演走向孤立（isolation）和孤獨（loneliness），最終慢慢地窒息死亡。這令我想起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結尾著重講過孤立（isolation）、孤獨（loneliness）以及孤寂（solitude）與極權統治的關係。政治生活上被孤立（人與人之間相互隔絕），社會生活中處於孤獨——「被眾人拋棄的孤獨感」——難以在公共空間裡產生共鳴和歸屬的處境，令創作者在與自我（self）孤寂的思維對話中，無法使「我」與「自我」合二為一。導演們失去普通觀眾意味著失去他人的陪伴，以及失去「他者」作為參照，進而失去成為整體的機會而無法確認自己的身份，進入了「曖昧不明」的思想對話泥潭。人的思想能力、行動力和反抗意志，被孤立和孤獨消磨了。

世界影展上的觀眾，不是中國獨立電影的「普通觀眾」，地下展映的、網絡的和盜版DVD的觀眾，都算不上是它的普通觀眾。杜阿梅指出，沒有公開發行和展映，就缺乏進行公開智性辯論的可能。中國電影系統培養什麼樣的電影院觀眾呢？迎合無腦市場的《小時代》觀眾，美國大片全球化的觀眾，反影院思考而推崇電視記者報道形式作品的觀眾，吻合當局意識形態和審美的觀眾。電影是一個關於形式的創作，每一個畫面、形式，如果和壓制獨立意志和思考能力的畫面形式以及話語論述（discourse）方式是一樣的套路，那它已經和壓制型權力再生產──威權或獨裁的政府意志，全球擴張的單一化市場力量、壓迫型的文化觀念──形成共謀體，它就不能被稱為是反抗的、獨立的電影了。

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談論電影作為反抗的時候，先要注意形式即內容，甚至形式決定內容；反抗的對象，不是政治這麼簡單，還涉及到市場、新技術、文化、跨國力量等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帶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