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 蜗牛方舟：作为关怀的哀悼

2023 年 5 月 22 日

“多物种关怀”系列注重与英文学界关怀（care）研究理路对话。延续之前的翻译思路，我们不刻意统一“care”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作为“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详见文末链接）的最后一篇，本文提出了最无奈的问题：人类该如何面对只能在人工环境生存的濒危物种？夏威夷蜗牛如今只能生活在实验室里的培养皿中，人造容器与人类照护构筑了它们最后的生存方舟，种群恢复的希望渺茫不可期。这样的境况之中，对蜗牛的照护关怀同时也是一种哀悼，是人类应尽的见证义务。

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环境，严重地改变了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也激烈地重塑了人类的可能未来。当代人类学要求正视这一全球危机、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与“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结绳志“它们”栏目）。Fieldsights近日刊载了“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文章（以下简称“多物种关怀”系列），正属于这一探索。这些民族志短文易读却不轻松，它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反而不断抛出新的问题。但我们正需要具体的故事、细致的讲述，来思考复杂与矛盾，来保持开放与拥抱潜在可能。

“多物种关怀”系列注重与英文学界关怀（care）研究理路对话。延续之前的翻译思路，我们不刻意统一“care”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原文作者 / Thom van Dooren

原文标题 / Mourning as Care in the Snail Ark

原文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mourning-as-care-in-the-snail-ark

翻译 / 张君秋

校对 / 李丹青

编辑 / 叶葳

我们围在工作台前，试图数清楚有多少只蜗牛。尽管容器里有植物叶片遮挡，成年蜗牛的踪迹还是很容易被发现。那些刚出生的蜗牛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它们那不超过几毫米的小小的躯体，很容易就会被误认为是树叶或枝条上的印记。每一片叶片都必须被不同的两个人检查两次。在这个容器内，我们一共分辨出43只蜗牛，其中有18只成年蜗牛和22只幼年蜗牛。当最终个数确认后，这些蜗牛被放入两个培养皿，我才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它们在实验室灯光下闪耀的棕绿色壳。

这是我和夏威夷蜗牛（拉丁名：Achatinella lila）的初次会面。该物种的最后一个野生种群几年前从欧胡岛的森林中消失了。而该物种的所有幸存者只存在于在夏威夷蜗牛灭绝保护计划（SEPP）的人工繁殖实验室里。虽然另有37种稀有蜗牛也在此安家，但这些只是整个夏威夷群岛濒危陆地蜗牛中的极小部分。在岛内发现并命名的754种蜗牛中，超半数已经灭绝，而剩下的那些也多半正遭受严重的数量下降。

夏威夷群岛蜗牛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很复杂。两个世纪以来，牧场、种植园、军事驻地侵占土地导致栖息地减少，对它们的生存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19世纪20年代伴随基督教传教士到来的是一段漫长的蜗牛壳收藏热，也伤害了它们的生存（这本身也是一种奇怪的“关怀”方式，如果不是为了某些蜗牛个体，就是为了它们那美丽的外壳以及相关知识生产）。如今，幸存下来的那些蜗牛正被一些被引入的外来捕食者逐渐消灭殆尽，这些外来捕食者包括大鼠，变色龙，以及一种肉食性蜗牛（玫瑰蜗牛，拉丁名：Euglandina rosea）。名为“玫瑰蜗牛”的捕食者是在1955年作为针对另一种入侵物种的生物控制手段被引入的，但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因为被引入的捕食者完全忽略了原本的目标蜗牛，转而将它们的注意力以及无与伦比的粘液追踪能力放在了对付本地蜗牛群体上。

在实验室里维持上千只人工繁殖蜗牛的健康是一件非常细致耗时的照护工作。在这里，蜗牛们成群居住在塑料容器里，每一个容器里都配备适宜的植物，并按照夏威夷不同森林部分的温度与湿度来设置各生态环境模拟系统。这些容器每两周会被拿出来，对容器里生活的蜗牛进行一次“蜗牛口”普查，接着对容器内环境进行清洁、消毒和补充。随着繁育种群增长，照顾蜗牛这件事就变成一个永无休止的苦工：最后一个容器被清理完之时，也是重新开始新一轮第一个的时候。

这个实验室是某种层面上的诺亚方舟：一个当蜗牛们遭遇人类世风暴时的避风港。但这并非万无一失。很显然，SEPP是一个“预防灭种（防治灭绝）”项目而非种群恢复或重建的项目。正如SEPP的项目负责人戴夫·西斯科（Dave Sischo）向我解释的，“对于下一个十年，我预见到我们这个项目所做的仅仅是物种免于灭绝。我们本质上来说是划救生艇的人。”

一个悲哀的现实是：对于这艘方舟中的大部分物种，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任何具体的步骤可以使它们在容器壁之外生存。任何这样的（放归）计划都需要大范围根除玫瑰蜗牛（Euglandina rosea）；这将是一个大范围暴力保育的实例，即以一个物种的苦难和死亡来换取另一个物种的未来（van Dooren 2014; 另见本系列的 Celermajer and Wallach）。不论是实操层面或仅仅停留于设想，没有任何计划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现在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紧紧把握住现有的稀有蜗牛种群以防不测。

像这些情况下，保育实践将受到何种影响？更具体来说，当种群恢复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的时候，对这些物种的保护又意味着什么？这种情况会如何改变保护措施和形式？或许，除了对这些生活在方舟中的蜗牛每天进行喂养、清理、个数统计等这些具体工作之外，我们应该将关怀视为某种哀悼；视为某种见证（bearing witness），对死去或濒死的物种保持信念，认真对待已经失去和将要失去的事物。

黛博拉·伯德·罗斯（Deborah Bird Rose 2011）教会了我在面对灭绝时应有作证（见证）的义务。首先，去作证意味着忠于那些话语权被我们集体性摧毁的个体或物种。同时这也是忠实于那些目前只能在塑料培养箱内生存的物种，乃至于更多它们所代表的濒临灭绝的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尽我们所能维持它们的生存时间（假使它们确实活得蓬勃兴盛），或许可以理解为尽到了某种表面的责任（以及获得了关于蜗牛真实需求的知识, cf. Haraway 2008, 91–93）。在当下拒绝负责任，就是在造成二次暴行：即我们的忽视和冷漠已导致他们的濒危，而现在又加上了知情后的无动于衷。

勇于作证也意味着与他人分享这种认知，拒绝在死亡和灭绝面前保持沉默。这也是一种哀悼性关怀的工作，向世人阐明这些蜗牛从森林中被分离出来、继而从世界上彻底消失所造成损失的复杂性。这事关独一无二且宝贵的蜗牛的生活方式，事关蜗牛的感知、繁殖和社会性。这同样是关于生态环境变化的故事，关于森林（生态系统）失去了腐食者，关于夏威夷原住民的关系与故事，比如述说这些蜗牛在深夜的森林中吟唱的故事。在这情形下，以哀悼为保护意味着学习去承认、去述说，并最终达成与这种多层面且持续的失去过程共存的状态。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在受损星球生存的艺术” （Tsing et al 2017）。方舟本身对这项工作起到了辅助或至少是延长的作用。在它的许多其他角色之中，方舟开辟了一个空间，让我们可以与这些家园和可能性彻底毁灭了却仍顽强生存下去的生灵相遇。

Reference:

Haraway, Donna J. 2008.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se, Deborah Bird. 2011. Wild Dog Dreaming: Love and Extinc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Tsing, Anna Lowenhaupt, Nils Bubandt, Elaine Gan, and Heather Anne Swanson, eds. 2017.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and Monsters of the Anthropoce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van Dooren, Thom. 2014. Flight Ways: Life and Loss at the Edge of Extin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译校者简介

张君秋，基础医学界的搬砖工

李丹青，家门口的自然观察者

“多物种关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