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作为神话的历史

如果现在去延安，你会觉得像是几十年前造访威廉斯堡殖民地（注1）。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这座开放式博物馆建于1930年代，用迪斯尼式的想象还原十八世纪的历史风貌----对称的外墙，粉彩的色调，绿树成荫的街道，意在象征美国独立革命的建国理想。几十年来，这里是到访美国的皇室成员、国家首脑必游之地，也是很多家庭旅行者为了体验爱国历史的首选。后来人们发现威廉斯堡的过去其实颇有争议，它的经济建立在奴隶贸易基础之上，这样的美学价值就变得混沌。尽管费了很大劲去澄清，现在的游客也只有1984年鼎盛时期每年一百一十万人的一半。2020年初，整个园区被裁员、领导层动荡和与时代脱节的整体感觉所困扰。

延安可没有这些烦恼。这个城市蜂拥而至的游客基本都是政府出钱的公费旅行团，目的就是体验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光辉岁月。游客们身穿演出用的红军制服在镰刀斧头的板报前合影，参观毛泽东和其他高级领导人曾居住的窑洞。孩子们骑在马上挥动玩具手枪。2021年，中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大连万达集团，在此兴建了共产主义主题公园（注2），里面的吉祥物穿着军人服装，有旅游纪念品商店，还有视频游戏机，孩子们可以坐在玩具重机枪后面，把屏幕上红军的敌人都打翻。

在延安地区六个县范围内，政府认定了四百四十五个纪念遗址，兴建了三座博物馆（注3）。2019年也就是疫情导致旅游暂停的一年前，四千零二万游客到访过延安，给当地旅游业创造了六百二十亿的年产值。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理想化的追忆之地（注4），只不过中国因为缺乏批评的声音而不够平衡。没人质疑这种乡愁引发的民族主义，“红色旅游”（注5）成为遍布全国的现象，有三万六千多个革命圣地遍地开花。有的很小，可能仅仅是某个村庄里某块牌匾，但有一千六百多个是纪念馆或博物馆。许多地方格外积极，超过三分之一的纪念馆每周都有大规模活动。党的说法是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政府统计显示2021年有超过八十四万次活动，参与者成立了一百四十多万个学习小组。

红色之旅有时被描绘成一种奇特的好奇----探访毛泽东的窑洞吃窝窝头！但对政府来说这项工作很重要，也体现了政府的投资方向。驱动这些行为的信念是，共产党的历史版本不仅对领导层至关重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叶和邓小平在世纪末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现在，这一类灌输历史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目标就是让新一代人把共产党的史观内化为自己的，正如1940年代党的干部在延安所做的那样。那个时候，国家的手段是强制----尤其对固执且独立的历史学家们----而现在的运动依靠教科书、社交算法和日常生活模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这个独裁国家对控制历史已经上瘾了。

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他就已经认定历史是让党长期生存的关键。2010年7月，政府召集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开会。为了彰显会议的规格，政府决定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是一个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胡锦涛到场致辞，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注6），那时他已经被定为胡锦涛的下一任。他圈定了一个五点计划来宣扬党的历史，包括“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还有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习近平说，尤其对于年轻人，要他们感恩党的伟大传承和领袖们的英雄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诋毁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的发言对象并非是会议中的常规学者，而是庞大政府机构中的代表们，他们的工作就是书写历史。这个官僚机构的人数很难计算，保守估计是上万人。以2010年代为例，政府机关党中央研究办公室，管理着两千八百三十六个政府机构，人数约一万七千人。（注7）

除了中央一级，还有复杂的省市县档案馆，加上几千个地方志办公室，记录国有企业、大学、宗教组织和大型媒体的编年史。所有这些机构的雇员都接受共产党领导，并由党批准录用。他们的工作就是编写历史，组织收集资料，删除敏感材料，组织展览，帮助出版教科书。正是这些机构的代表们2010年聚集北京开会，并收到了习近平的指示。

两年后，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另一侧的国家博物馆出现，作为党的总书记首次公开亮相。和大会堂类似的是，国博也是1950年代兴建的斯大林式巨型建筑体，它严肃冷峻的线条为全国的文化机构设定了意识形态的基调。国博的常设基本陈列“复兴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中国走向民族救亡的展览。习近平带着其他六名常委参观了展览，就是这几个人在管理中国。在这里他公开发表自己最著名的词句：“中国梦”，他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说，这个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们更近，因为这个国家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注8）

中国的复兴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实现，所以必须远离习近平眼中最大的敌人：缺乏自信。在当年和高级干部的谈话中，习近平如此评价1991年苏联的垮台（注10）----那是一个让中国领导人十分不安的事件。对邓小平来说，垮台背后的原因是经济，所以刺激他实施了1990年代一轮新的改革。对习近平来说，苏联帝国倒下是因为再没人相信这一套意识形态。人们开始怀疑它的成就。独立人权组织如“记忆社会”揭露了许多斯大林时期的暴行，莫斯科的领导人却对此不闻不问。习近平说道：

“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动摇了.........最后只要戈尔巴乔夫轻飘飘宣布苏共解散，这个伟大的政党就消失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出来抗争。”（注9）

这条消息习近平在最初十年执政期间不断重复。苏联的垮台是因为领导人允许其他版本的历史生根发芽。最新版本是某些新出的书籍和视频，责怪更早期的领导人。不但戈尔巴乔夫要负责任，1950年代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运动更是祸根。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也把去斯大林运动视为溃败、危及合法性的认错，压根就不应该发生。中国这个共产党最后的堡垒，绝不可以重蹈覆辙。

习近平的首次发言更像一种展望，而不是可操作的方案，但这样的愿景很快变成了现实。2013年刚开始，各种新闻报道遍地开花，共产党员必须防范种种邪门歪道，比如宪政化，公民社会，言论自由，普世价值，还有历史虚无主义。这些禁忌话题（注16）被总结集中成一个政府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又称为九号文件（注11）。文件在2013年中由中央办公厅发布，这个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信息中心，对全国上万个党委办公室发布指令。在这个“文件政治”治国的地方，这个文本具备了实际的法律效力。也就意味着这些话题不可以在媒体甚至大学里讨论。

最有趣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文件对该词的解释：“拒绝承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其实就是拒绝党的历史观，否认毛泽东的重要性。“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妄图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等同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为了防止不同历史版本的散播，政府在2014年禁止从香港带入政治书籍（注12）。之前，中国游客都会在香港买一些中国无法出版的图书，放在行李箱中带回来。机场和海关开始扫描行李，特别是香港返回的航班，没收走私的印刷品。

这样的运动在2016年加快了步伐，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刊物《求是》（注13）对自己的读者也就是广大党员宣扬，外国人质疑党的历史是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中国以前就足够强大，可以抗击外国侵略，所以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绝不允许挑战党的合法性：“现在无论什么武器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海内外的敌对势力选择了历史虚无主义作为逐步推进的策略。”

头号目标就是《炎黄春秋》，习近平的父亲曾经题过词的杂志，不同版本历史的传播者。它的另一个支持者是李锐，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这些高层的赞助人保护了杂志，得以一直发表关键事件的内幕。但这些人无法对抗习近平的运动。2016年，杂志主编被停职，网上的期刊存档被删除。

晚些时候，期刊的一位主编被卷入法律诉讼，被指控造谣污蔑共产党。洪振快曾经写了短文质疑“狼牙山五壮士”（注14），这是二战时期共产党员的传奇。按照政府的版本，红军战士在狼牙山和人数远超自身的日本军队战斗，这是北京西南部一个犬牙交错险峻的山岭。他们弹药用完跳下了悬崖，但奇迹般生还。

洪振快在《炎黄春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这个故事与历史记录不符，和真实地理也不符，他判断如果跳崖绝不可能活下来。他认为他们可能从小路逃脱。烈士家属起诉洪振快，法院认定他的研究损害了战士的“历史形象和精神价值。”

感谢几十年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党都不需要自己对洪振快动手。依靠公众的怒火，加上中国网络管理员依靠读者们举报历史虚无主义的案件，这个部门叫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注15）。它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网站，还有举报热线。当局称可以举报的包括“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人，侮辱烈士或英雄，否定传统文化。

同一年，它列举了对历史提出主张的具体实例----大部分都有正牌的历史学家支持----必须被查禁，例如：

*狼牙山英雄们是溜走不是跳崖

*毛泽东的首席代笔胡乔木，才是那首最著名的《沁园春 雪》的作者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死于韩战是因为他做蛋炒饭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党最著名的英雄雷锋的日记是伪造的

*长征的实际距离比官方声称的要少得多

*红军避免和日军正面交锋

*党的血腥土改运动是一个错误，至少是过于暴力

*美国在五十年代从未计划入侵中国，所以中国卷入韩战并不是为了自保

其中一些情节显得很琐碎----毛泽东儿子的死因很重要么？长征走了多远很重要么？但在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世界里，这些都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会挑战最关键的信条，就是为何中国共产党在统治中国。如果共产主义英雄们并不成立，如果毛泽东不是天才诗人和思想家，如果红军并没有真心抗日，甚至党的党的基础行动比如土改都是一个残忍的错误-----那么党的统治合法性在哪里？

这些动作只是更广泛的扩大党对历史控制的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所以不仅要粉碎异议，而是要完全掌控意识形态领域。如果说过去党对少数历史异议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容许《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办下去----现在党就要睁大双眼。结果就是要对历史的垄断。

所有这些在习近平有了自己版本的党内决议后达到了高潮----这是自邓小平1981年版和毛泽东1945年版后的首次决议。2021年习近平有个讲话对决议进行解释，习近平明白无误的表示自己绝不会追究党在毛泽东时代犯下的错误。他说，1945年和1981年的决议已经处理了这些遗留的时代问题，他的新版决议会回顾四十年并给未来定调。

虽然改开几十年在决议中被大量忽略，但有一个最棘手的麻烦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它是如此晦涩的被描述的：

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注18）

决议没有提及邓小平如何不得不抛弃自己亲手挑选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北京市中心的示威游行受到海外势力的支持，这样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外国政府完全蒙在鼓里。事实上，美国等国家也急于掩饰这个事件，所以很快就和中国恢复了高层接触。

其他各种危机都同样被遗漏了。决议没有提及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还有2000年北京市区反复出现的抗议活动，包括自焚和记录在册的看守所内死亡。决议还说明党“战胜”了自然灾害，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而事实却是贪腐造成大量偷工减料的建筑带走了千万条生命。还有SARS疫情，政府在前几个月一直试图掩盖真相。在前一版决议中，这些早年的危机事件至少会隐晦的提及，新版决议彰显了新任领导人巩固权力的决心。

习近平对批评前任变得更加谨慎。他说2010年代中国遭受了“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阻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更高生活水平的需求”。换句话说，贫富差距的增大变得不可持续，党要回撤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走出去的政策。这也更加能理解习近平对私营企业和市场力量的敌意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关注。

最要命的是决议对上一届政府关于腐败的甩锅：

同时，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决议继续说明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意味着更好的自我管理，也就是无需外部力量比如媒体和独立司法来监督政府官员。

和抨击前任相比，让习近平更感兴趣的是他自己在解释决议时所说的（注17），“让党重现辉煌，让人们感谢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丰功伟绩。”所以决议三分之二的篇幅都聚焦在习近平执政的头十年，中国如何变得愈发强大。

要看一看这种历史的迷思在基层的作用，可以观察上海西部的一个寺庙群。从199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曾一度规模非常大的道教建筑群，这个小城是句容。（注19）一方面，我查询的政府记录显示在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建筑被毁坏，然后几十年后又被重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安排我联系上句容县政府的机构。

第二天我应邀来到政府的档案馆。句容位于南京附近，是县级市，人口大约六十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零点五，档案馆有十名工作人员。一些人处理日常事务，比如发放出生和死亡证明。但在我去的那天，几乎所有人都在忙同一件事，就是编纂新版的地方志，还有地名录。档案馆的领导告诉我，上次地方志是1998年编修的，他们正在做一个新版本，包括寺庙的历史，它会成为地方教科书和历史的唯一出处，包括游客导游手册的内容和学校里学生的课本。

每一个寺庙、清真寺、教堂都可以印刷自己的小册子，但他们必须使用官方钦定的历史内容。哪些内容可以展示，哪些内容必须屏蔽，这样就限定了公众对当地宗教生活的认知。当然，不光是宗教生活如此，所有关于历史的内容都一样：政治、农业、工业、文化、贸易。一切都经过党的再加工。

我们走过办公室来到一个人桌前，他负责的章节是本县所有的宗教组织。他和本地宗教领袖们开会，从各处收集资料，现在正在汇总写作这一章的定稿。官员告诉我，在每个章节定稿前，当地党委和政府负责官员会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负责审稿。因为之前已经审过多次，所以最后的改动不大，他可以现在就给我一份复印件。

我一到家，就迫不及待阅读道教道观的章节。这个建筑群曾有几百座道观----它们源自同宗，形成了一个分布在几个山头和山谷中一个巨大的道观群，称为茅山。历史上，这里是中国最重要的道教中心之一，曾办有宗教学校。所以此地的历史很重要，相当于欧洲大天主教历史那么重要。我急于探究它的过去。

我在当地搞口述史调查的时候就了解到，这个道观群在日本入侵时期受到的损失很小。日本人放火烧毁了几座道观，是因为共产党游击队在那里藏身。大多数道观毫发无伤很快就重操旧业，在日占时期一直开张。真正毁灭性打击发生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把木质结构的道观烧成了白地，还把石质基座挖起来（注20），统统推下山。茅山道观的故事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打击宗教、摧毁价值连城的文化古迹----这是一个自我文化灭绝的过程，已经抹去了很多古老中华文明的存在痕迹。

我还阅读了1998年以来甚至更早的地方志（注21），里面约略会提到这些往事。曾有记录显示1940年代各种宗教活动在道观进行，之后道观被“极端分子”毁坏。细节模糊一带而过，但还能看出发生了什么。 新版地方志连这些都不见了。日本侵略者毁坏了道观，1990年代被重建。这就是新版的表述。

早年的地方志更加直白，这肯定不是巧合。它们发行的日期距离建筑被毁的时代更近，所以更准确详实。也许是因为许多目击证人尚且健在，如果黑白颠倒来洗地可能被揭穿。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些地方志发行的年代比如今要开放。但我仍然感到震惊，新版地方志竟然完全省略了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句容的地方史只是2021年将会发生的事情的先兆，党在那一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书中关于早期各种灾难的描述几乎完全消失。通常来说，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越久，就越无需遮掩真相，对事件的讨论也可以更加直接，这书完全相反。在中国，时间距离导致历史被剥离为党认可的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