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民主的本钱》

完顏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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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更高级的分权,和玩更高级的集权,一样需要消耗更多社会资源。而体量规模的足够庞大,正是解锁和维持高等制度文明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共同体规模越大,氛围就越自由平等。

启蒙思想那一套,在微观人际圈行不通,只能在公共开放的陌生人社会玩得转。

而恰恰公共社会,要从私域空间解锁出来。

比如在太阳系,天体之间根据各自块头大小,尊卑分明,等级森严。

地球绕着太阳转,月球绕着地球转。

每个星球都就近绕着某个体量数倍于自己的星球转。

恒星为君,行星为臣,卫星为民。

但到了银河系这一级,有太多个太阳系了,大家是不断和银河系中心的黑洞,作着有规则互动。

而在整个宇宙,又有太多个银河系,据说是来自于同一个点的史前大爆炸,但却不以这个爆炸点为中心作天体运动。

也就是说,共同体规模越大,越不必围着某个具体的凝结核转。

共同体规模足够小的时候,比如就三口之家,绝对不可能投票选举、罢免家长。

家家户户都是以爸爸为一家之主,作为默认设置。

只有当没有男人作顶梁柱的时候,偶尔由女主人挑起担子。

但家庭滚雪球,成了国家之后, 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可以普选的。

女人当总统、当总理,问题都不大。

再比如说,欺负黑人的人际氛围,是红脖子遍地的南方农业州,当地是熟人社会。

但大一统之后,被全国铁路网裹挟,变成和北方工业州一样的陌生人社会后,大家只认法律和契约,肤色不那么重要了。

即便歧视黑人,也是从审美角度觉得和黑人上床比较重口味,而不反对黑人当领导、当老板。

在英国也一样。 英格兰的学校里,苏格兰孩子经常被欺负。 但长大后,苏格兰人当选首相,也并不稀奇。

低维度的人际圈里,人都可以展露自己丑陋的一面。

而社交维度越高,大家讲话就越政治正确,更多地强调规则、利益,而不是谁瞧不起谁。

这也就是克林顿要希拉里做家务的时候,发出的那句咆哮: 别把国会里那一套带到家里来!

共同体规模大,对于启蒙思想的落实,并不总是妨碍,有时也是提供了应用平台的基础条件。

丰县因为足够闭塞狭隘,所以变成盲山。

在青海的草滩上,藏蒙的牧人随便找个12岁的小姑娘进帐篷里戏耍戏耍,也不觉得自己在强奸幼女是犯罪。

大城市,是保护妇女儿童最给力的地方。

所以sm调教游戏也只有现代都市人会去花钱玩。缺啥补啥。

但那终究也只是情趣游戏。真正地牢性虐遍地的丰县,大家还是怕的。

而且版图辽阔、民族众多, 会迫使帝国采取信仰宽容的国策,并走向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

举个例子来讲,佛教最初是胡人之教,是在五胡乱华的时候逐渐成主流的。所以唐高祖李渊一度考虑毁佛灭法。 但他没真的去做。

唐朝真的拿佛教开刀,是在唐武宗的会昌法难。 有人说过,唐朝之所以在会昌年间才终于下定决心对佛教动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会昌那会儿,唐朝已经失去了对西域版图的控制。

而西域各城邦,当时普遍是佛国。所以盛唐为了怀柔远人,必须要对佛教表示友好,以降低对西域的统治成本。

一旦西域丢了,唐朝只剩汉地郡县了,就没必要再为了不复存在的都护府,来忍受佛教僧团对国家经济财政的吸血。

所以有了唐武宗圣旨里最后一句: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相抗衡哉?!

这句话,基本算说出了皇汉的心声。今天中国在古尔邦节和藏历新年,还给"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发去节日的祝贺。这都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

一旦那些版图不归中国统治了, 皇汉就没必要忍受政治正确了,当局也没必要压着皇汉了。

美国之所以一开国,就确立了"不得设立国教"的宪法原则,不是因为美国的建国先驱们思想先进,要搞政教分离、信仰宽容。

是因为南方州是浸信会地盘,马里兰州是天主教地盘,马萨诸塞州是清教徒地盘。

美国各州的主流教派不一致, 迫使美国不得设置国教。

所以虽则美元上印着 In God We Trust,虽则就任公职和在法庭或议会作证,要先摁着《圣经》宣誓。但怎么理解圣经,大家随便吧。

这等于在各个基督教的教派之上,再盖一层。

后来西方越来越强调普世价值, 也是因为太多的前殖民地的异教异族人口涌入。所以,为了照顾高度多元化的新人口形势,只能越来越强调,不管你是哪个族,信什么教,作为一个人,你应该如何如何……

普世价值,是求取最大公约数。

政治正确,是求取最小公倍数。

大国的民主转型,注定比小国更艰难。

可大国一旦转型成功,其民主品质也有望远超小国的民主。

泰坦尼克会撞冰山,而那些内河小船则不会。泰坦尼克翻船了,会淹死人,内河小船翻了一样可以淹死人。泰坦尼克的水密舱够多,不撞冰山的话,一般的风浪要不了命。内河小船翻覆的几率更高。

泰坦尼克即便无力扳舵,船大难掉头。但毕竟,泰坦尼克的船舷上还挂着大量的救生皮筏,也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对大西洋两岸发出SOS讯号。内河航运的小船,能吗?

大国由于广土众民,从基层到中央,可以设置更多层级。这也就意味着,有更多层级的精英筛选+民意过滤。最终由国会通过的全国性法案,都是充分酝酿,足够理性的了。不容易受制于民粹。 更不用说人口多,人才也多。

雅典城邦设置不了太多筛选和过滤的层级,所以只有人治的民主,没搞出法治的民主,还把主张法治的苏格拉底给处死了。

地大人多的国情,不利于直接民主,会迫使民主派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爽感,去追求相对更加科学理性的间接民主。

而且政权层级越往上,直接民主成分越少,间接民主成分越多。最后民粹分子即便得势,也往往只能在基层当地头蛇。全国全省的强龙,难免还是更专业化的做题家。

而如果共同体规模太小,就不需要进化出太复杂的内部机理,进而就得处处忍受地痞流氓,靠贿选舞弊把持政权。

民主要有法治和专业来配合辅弼,才能走得更远。

社会规模足够大,才能养得起更大规模的政权。

类似池子里的水越多,能养的鱼也越多。过去中国在农业社会,县官是全能父母官,不仅劝课农桑,还管断案。

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时候,由于一时缺乏通晓现代司法的专业人才,县官仍然断案。北洋是省和中央才搞法院独立,县一级不搞分权。

要把司法和立法,从行政统治者那边独立出来,至少要有足够的财政,来给议会和法院发工资。

这都需要纳税人供养。并且司法是专业活,没个几年的律师生涯,怎么能当法官?

这就得整个社会的规模够大,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的陌生人社会,而不是基于伦理和人情的乡土熟人社会,有大量的官司可打,所以才能有法学院,每年招收和产出大批毕业生考取司法从业资格证书。

也就是说,司法独立是要体量规模够大做基础,才能解锁出的高级玩法。

而孙文设计的"五权宪法",即便是只在中央实行,而地方仍推行三权分立的情况下,也需要纳税人再多养一个监察院和考试院,并且承担国民大会代表们若干年一次的会务开支。

也就是说,玩更高级的分权,和玩更高级的集权,一样需要消耗更多社会资源。而体量规模的足够庞大,正是解锁和维持高等制度文明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所谓"大一统"与民主不能兼容的说法,是伪科学。印度民主不是因为人口少,朝鲜专制不是因为地方大。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里的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也远远要比俄罗斯和乌克兰更专制。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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