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民主的本钱》
共同体规模越大，氛围就越自由平等。
启蒙思想那一套，在微观人际圈行不通，只能在公共开放的陌生人社会玩得转。
而恰恰公共社会，要从私域空间解锁出来。
比如在太阳系，天体之间根据各自块头大小，尊卑分明，等级森严。
地球绕着太阳转，月球绕着地球转。
每个星球都就近绕着某个体量数倍于自己的星球转。
恒星为君，行星为臣，卫星为民。
但到了银河系这一级，有太多个太阳系了，大家是不断和银河系中心的黑洞，作着有规则互动。
而在整个宇宙，又有太多个银河系，据说是来自于同一个点的史前大爆炸，但却不以这个爆炸点为中心作天体运动。
也就是说，共同体规模越大，越不必围着某个具体的凝结核转。
共同体规模足够小的时候，比如就三口之家，绝对不可能投票选举、罢免家长。
家家户户都是以爸爸为一家之主，作为默认设置。
只有当没有男人作顶梁柱的时候，偶尔由女主人挑起担子。
但家庭滚雪球，成了国家之后， 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可以普选的。
女人当总统、当总理，问题都不大。
再比如说，欺负黑人的人际氛围，是红脖子遍地的南方农业州，当地是熟人社会。
但大一统之后，被全国铁路网裹挟，变成和北方工业州一样的陌生人社会后，大家只认法律和契约，肤色不那么重要了。
即便歧视黑人，也是从审美角度觉得和黑人上床比较重口味，而不反对黑人当领导、当老板。
在英国也一样。 英格兰的学校里，苏格兰孩子经常被欺负。 但长大后，苏格兰人当选首相，也并不稀奇。
低维度的人际圈里，人都可以展露自己丑陋的一面。
而社交维度越高，大家讲话就越政治正确，更多地强调规则、利益，而不是谁瞧不起谁。
这也就是克林顿要希拉里做家务的时候，发出的那句咆哮: 别把国会里那一套带到家里来！
共同体规模大，对于启蒙思想的落实，并不总是妨碍，有时也是提供了应用平台的基础条件。
丰县因为足够闭塞狭隘，所以变成盲山。
在青海的草滩上，藏蒙的牧人随便找个12岁的小姑娘进帐篷里戏耍戏耍，也不觉得自己在强奸幼女是犯罪。
大城市，是保护妇女儿童最给力的地方。
所以sm调教游戏也只有现代都市人会去花钱玩。缺啥补啥。
但那终究也只是情趣游戏。真正地牢性虐遍地的丰县，大家还是怕的。
而且版图辽阔、民族众多， 会迫使帝国采取信仰宽容的国策，并走向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
举个例子来讲，佛教最初是胡人之教，是在五胡乱华的时候逐渐成主流的。所以唐高祖李渊一度考虑毁佛灭法。 但他没真的去做。
唐朝真的拿佛教开刀，是在唐武宗的会昌法难。 有人说过，唐朝之所以在会昌年间才终于下定决心对佛教动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会昌那会儿，唐朝已经失去了对西域版图的控制。
而西域各城邦，当时普遍是佛国。所以盛唐为了怀柔远人，必须要对佛教表示友好，以降低对西域的统治成本。
一旦西域丢了，唐朝只剩汉地郡县了，就没必要再为了不复存在的都护府，来忍受佛教僧团对国家经济财政的吸血。
所以有了唐武宗圣旨里最后一句: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相抗衡哉？！
这句话，基本算说出了皇汉的心声。今天中国在古尔邦节和藏历新年，还给"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发去节日的祝贺。这都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
一旦那些版图不归中国统治了， 皇汉就没必要忍受政治正确了，当局也没必要压着皇汉了。
美国之所以一开国，就确立了"不得设立国教"的宪法原则，不是因为美国的建国先驱们思想先进，要搞政教分离、信仰宽容。
是因为南方州是浸信会地盘，马里兰州是天主教地盘，马萨诸塞州是清教徒地盘。
美国各州的主流教派不一致， 迫使美国不得设置国教。
所以虽则美元上印着 In God We Trust，虽则就任公职和在法庭或议会作证，要先摁着《圣经》宣誓。但怎么理解圣经，大家随便吧。
这等于在各个基督教的教派之上，再盖一层。
后来西方越来越强调普世价值， 也是因为太多的前殖民地的异教异族人口涌入。所以，为了照顾高度多元化的新人口形势，只能越来越强调，不管你是哪个族，信什么教，作为一个人，你应该如何如何……
普世价值，是求取最大公约数。
政治正确，是求取最小公倍数。
大国的民主转型，注定比小国更艰难。
可大国一旦转型成功，其民主品质也有望远超小国的民主。
泰坦尼克会撞冰山，而那些内河小船则不会。泰坦尼克翻船了，会淹死人，内河小船翻了一样可以淹死人。泰坦尼克的水密舱够多，不撞冰山的话，一般的风浪要不了命。内河小船翻覆的几率更高。
泰坦尼克即便无力扳舵，船大难掉头。但毕竟，泰坦尼克的船舷上还挂着大量的救生皮筏，也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对大西洋两岸发出SOS讯号。内河航运的小船，能吗？
大国由于广土众民，从基层到中央，可以设置更多层级。这也就意味着，有更多层级的精英筛选+民意过滤。最终由国会通过的全国性法案，都是充分酝酿，足够理性的了。不容易受制于民粹。 更不用说人口多，人才也多。
雅典城邦设置不了太多筛选和过滤的层级，所以只有人治的民主，没搞出法治的民主，还把主张法治的苏格拉底给处死了。
地大人多的国情，不利于直接民主，会迫使民主派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爽感，去追求相对更加科学理性的间接民主。
而且政权层级越往上，直接民主成分越少，间接民主成分越多。最后民粹分子即便得势，也往往只能在基层当地头蛇。全国全省的强龙，难免还是更专业化的做题家。
而如果共同体规模太小，就不需要进化出太复杂的内部机理，进而就得处处忍受地痞流氓，靠贿选舞弊把持政权。
民主要有法治和专业来配合辅弼，才能走得更远。
社会规模足够大，才能养得起更大规模的政权。
类似池子里的水越多，能养的鱼也越多。过去中国在农业社会，县官是全能父母官，不仅劝课农桑，还管断案。
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时候，由于一时缺乏通晓现代司法的专业人才，县官仍然断案。北洋是省和中央才搞法院独立，县一级不搞分权。
要把司法和立法，从行政统治者那边独立出来，至少要有足够的财政，来给议会和法院发工资。
这都需要纳税人供养。并且司法是专业活，没个几年的律师生涯，怎么能当法官？
这就得整个社会的规模够大，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的陌生人社会，而不是基于伦理和人情的乡土熟人社会，有大量的官司可打，所以才能有法学院，每年招收和产出大批毕业生考取司法从业资格证书。
也就是说，司法独立是要体量规模够大做基础，才能解锁出的高级玩法。
而孙文设计的"五权宪法"，即便是只在中央实行，而地方仍推行三权分立的情况下，也需要纳税人再多养一个监察院和考试院，并且承担国民大会代表们若干年一次的会务开支。
也就是说，玩更高级的分权，和玩更高级的集权，一样需要消耗更多社会资源。而体量规模的足够庞大，正是解锁和维持高等制度文明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所谓"大一统"与民主不能兼容的说法，是伪科学。印度民主不是因为人口少，朝鲜专制不是因为地方大。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里的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也远远要比俄罗斯和乌克兰更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