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移動的批判》到《世界史的結構》：柄谷行人改寫歷史唯物論的嘗試（一）

（一）：柄谷行人的哲學計劃

二十世紀末，隨著主要共產主義政權的倒台，資本主義成為世界最具統治性的體制結構，美國華裔政治學家法蘭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倡的「歷史之終結」，一般被理解為資本主義全面勝利的宣告，自由民主體制及資本主義成為歷史發展的終點，將來亦不會改變。當然，這個理解其實是望文生義的去理解福山在1989年起，多次在不同論文中提及的「歷史之終結」的意思。福山在其後多次指出，「歷史的終結」不是指人類社會的變化停止，而是指人類社會的演化過程已經到了階段上的邏輯極致。當中隱含的哲學預設，有一種靠近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味道，如精神於歷史通過辯證式的發展，最後觀念作為他者返回自身之中，而世界史是自由普遍實現的過程。這意味，自由民主體制是人類自我實現的最終成果。然而，不論在政治或理論的層面上，當代左翼仍然有必要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重新擘畫左翼的、揚棄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回應「為何」、「怎樣」和「什麼」的問題。

本文將探討日本左翼思想家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0 - ）於2001年出版的《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 2001）及2010年出版的《世思史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World History : From Modes of Production to Modes of Exchange; 2010）兩本嘗試回應當代社會的著作。本文首先會簡介《移動的批判》及《世界史的結構》兩本著作的發展輪廓、主要內容及關鍵概念；然後就著兩本書的內容討論當中的哲學預設、方法、局限，以及對當代社會的意義。首先補充一點，《世界史的結構》作為柄谷行人理論體系建立的核心，其實還有《帝國的結構》及《哲學的起源》兩本作品作為對《世界史的結構》的補充討論，但由於篇幅所限，將不會納入本文的討論。

柄谷行人的工作初期以文學評論為主，自1970年代日本新左翼社會運動退潮後，逐漸把工作重心轉移至理論及思想方面。與此同時，他在實踐上亦有鮮明的社會關懷，他於2000年曾組織「New Association Movement」的運動，參與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的生產與消費，對抗主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文所討論的兩本著作，亦呼應著柄谷在左翼運動上的實踐，以哲學及理論的層面，探討揚棄現代社會結構系統的理論基礎。《移動的判批》是柄谷自1990年起近十年理論研究的結晶，研究過程中所經歷的時期，即是本文開首所提到「共產主產衰落，資本主義勝利」的時期；而《世界史的結構》於2010年出版，柄谷花了8年時代寫作，期中則發生了動搖西方世思根基的「9.11事件」及「2008年金融海嘯」等事，讓當時西方社會質疑民主自由體制及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及不可取替性，在學界甚至有「回歸馬克思」的思潮出現。縱然柄谷的主要理論資源均來自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十八、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其理論批判的方法亦有二十世紀解構主義的淵源，但在閱讀過程中，仍然有深刻的時代感及實踐感，不滿足於理論體系內部的解釋，而是不斷尋找哲學傳統中的另外可能。

兩本書的共同目的

時代作為背景，兩部著作都有著同一的哲學嘗試，就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重新批判。柄谷於《移動的批判》中說：「本書所做的，是『從康德閱讀馬克思、從馬克思閱讀康德』。但並不是將這兩人並置比較。在他們之間，還有黑格爾這一位哲學家。所謂從康德閱讀馬克思、從馬克思閱讀康德，其實是從前後這兩位思想家的角度，閱讀黑格爾。也就是說，這是對黑格爾批判的一個新的嘗試。」而在《世界史的結構》的日本版序中，他亦道：「某種意義來說，我的課題是重新進行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判批。」而在同一個哲學嘗試下，《移動的判批》採取了理話批判的方式寫作，回到文本及理論脈絡當中，嘗試重新發現新的批判方向；而《世界史的結構》則以建立理論體系的方式，以「交換模式」取代「生產模式」，填補他認為馬克思對黑格爾批判下建立歷史唯物論的不足。有關由理論批評到體系建立的轉變，於文章後段會再作闡述。接下來，會先勾劃出兩本著作的要點和輪廓。

移動的批判的理論路徑

《移動的批判》一書的結構很分明，導言以外，第一部是康德的理論批判，第二部則是馬克思的理論批判，最後一章則簡述移動批判式的對抗運動。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透過康德所提出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講解如何理解康德超驗哲學（書中譯作「超越論」）所帶的「白哥尼式轉向」，即由傳統哲學所認為，是主觀（在自己內在）複製了外在的對像，轉變為康德所主張「對象」是由主觀向外界投射的形式所構成。換句話說，即經由對主觀性的審視，轉向以物自身為中心的思考。在往後的章節，透過並置康德與精神分析，展開有關「他者」和「視差」的討論。在第二及第三章中，則引入語言哲學及數學哲學的內容來對康德超越論的主觀（統學）可以形成認識（綜合判斷）的主張進行批判；以及引入結構主義和現象學來討論笛卡兒的「我思主體」。於第一部分的最後，就透過說明康德如何分別普遍性（Universality）及一般性（Generality），進入康德倫理學的討論。

事實上，來回閱讀多次，仍感覺難以掌握柄谷行人在整個康德部分的要旨及總結，作者作出的理論批判過程，與其說是論証，反倒像是一種鋪陳。過程中，柄谷大量穿插不同哲學典範甚至跨學科的理論資源，與康德所提出的命題並置討論，給人一種片段及零碎的感覺，就像閱讀柄谷的讀書筆記而非出版著作。

而進入第二部，即馬克思的部分，零碎及片段的感覺減少，反倒是層層遞進的鋪陳馬克思有關資主主義的論點，如商品拜物教、信用（Credit）之於資本制的宗教性、價值與剩餘價值、由商人資本到產業資本的「賭命的飛躍」等。到最後一章「移動批判式的對抗運動」，就到作者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有關「資本—國族—國家」(Capitalist nation-state)的重新解釋，並提出於《世界史的結構》中進一步體系化的「交換模式」的概念。如視兩本書為相連著作，這一章就是兩者的轉接點。另一方面，柄谷理論著作於政治上的實踐義意，在此章清楚的闡述，包括他所提倡的「Association的Association」以及「消費者=勞動者」的普遍性主體。

參考書目：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2001), 移動的批判, 台北: 心靈工坊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2010), 世界史的結構, 台北: 心靈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