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们太容易同仇敌忾｜蓝方专栏

疫情之下，“隔离”成为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病毒如此狡猾，传染力强，潜伏期长。我们接触到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封闭小区村庄、封城、封路，早已成为防疫措施的标配。人们也很快习惯隔离的生活：尽可能封闭在家，必须外出时戴好口罩；若有长距离的跨省市旅行，到达目的地后隔离观察14天，基本成为通行规则。

在危险解除之前，那些试图打破或拒绝这种隔离的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协助病毒传播的帮凶。例如迫不及待想外出或聚集的人；出门偏偏不戴口罩的人；刻意隐瞒出行轨迹以逃避隔离的人；明明开始发烧咳嗽却还四处活动的人……

对待这些人的措施，也越发严厉。有村民没戴口罩外出，被疫情防控人员捆在墙柱上；有老师在空无一人的小区道路上不戴口罩慢跑，被工作人员强行带至隔离点隔离、并被行政记过；有一家人在家“聚集”打牌打扑克，而被掀桌、扇耳光、做公开检讨；还有隐瞒武汉出行史或发热病症的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被立案侦查。

因为担心从疫区归来的人不好好隔离，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在外归者家门贴封条、挂横幅，甚至用木板、金属管封死大门，披露其隐私信息以强化监督、警示风险。而在北京、杭州等城市，更有小区直接拒绝外地租户返家居住，自行在外隔离14天并提供证明，才得进入家门。

这一系列的“硬核”操作，让法学者们忧心忡忡，多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嫌。但另一方面，类似新闻的层出不穷，却颇有民意作为基础。“非常时期就该严惩，这是为了公共安全”“不戴口罩传染别人怎么办？挨打都是轻的”……人人都能喊出口号，“病毒才是真正的敌人”——但基层还有更多标语，写的却是“来串门的是敌人”“湖北回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

然而这些敌人中，究竟有多少是假想敌？

同吃同住的家庭内部聚集娱乐、在无人的街道不戴口罩行走、慢跑，并不增加病毒传播风险。闯入私人住宅或强行带走隔离的做法，于理于法都毫无根据。

疫情之下，长途跨省旅行，尤其是涉及疫区的出行，确实增加疫情扩散风险。但有的出行安排在防疫措施升级之前，有的人是节后为返工复产，还有的人因为家中急事而不得不出行。出行本身，并非值得道德谴责的罪过。要求有过出行史的人在达到后隔离观察，也是合理举措。为了保证人们遵守隔离规则，在为隔离者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强化监督，对违规外出的行为依法加以惩戒，都是必要的做法。然而将这些外归、外来者一概视作潜在的规则破坏者，充满敌意地粗暴排斥或强制封门、暴露隐私，不仅违反法律，更是人为制造仇恨与矛盾。

至于那些明明有出行史或发热症状却还四处游荡的人，或者为逃避隔离而隐瞒出行史或病征的人，外出聚集还不戴口罩的人，对他们的愤慨则显得正当有据：他们不仅对自己和家人不负责任，更是对社会不负责任，浪费医疗防疫资源、制造不必要的恐慌。特殊时期，再怎样的惩戒与谴责，似乎都不为过。

然而，一旦涉及到对他人行为的惩戒，我们必须厘清背后的过错。

例如，有多少外归者“四处游荡”，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旅行史已带来风险？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晋江毒王”。

1月20日，打工者张方（媒体使用的化名）携妻带子，从武汉返回故乡晋江。到家后的两天，他们一家正好赶上宗族活动，其中一场宴会有3000多人出席。1月24日开始，张方一家陆续出现发烧症状，在一月底被要求隔离治疗，直到2月1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张方一家确诊后，与其有过一般接触的三千余人均接受医学随访并被全程管控。张方因此被称作“晋江毒王”，警方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立案侦查，大规模的网络暴力更是席卷而来。然而，细究张方一家的出行轨迹，他们一家返乡、参与宴会，都是在1月23日武汉封城、各地升级防控措施之前。他们返乡时，武汉一切正常，甚至少有人带口罩。以他们掌握的有限信息，并不知道武汉居留带来的风险，返乡之初也未被要求居家隔离。在这种情况下，对张方一家的谴责、谩骂，并不公允。

又例如，各地皆有不戴口罩前往人群密集处而被强制拦截或惩罚的案例。人们抨击这些人的愚昧无知、固执偏执，但少有人追问分析，这些人中又有多少是在口罩的抢购浪潮中，没有途径或根本不知如何买到口罩的边缘群体？即便拒戴口罩的当事人存在过错，一些地区的惩罚措施已经显然违法，甚至涉嫌侮辱当事人的基本人格尊严，惩戒程度与当事人的过错和实际带来的社会风险并不成比例。

我们或许确实能找到一些道德沦丧的恶人，恶意隐瞒病情，故意报复社会，想方设法传播病毒。但更多的人，还是因为心存侥幸或疏忽大意，而低估风险贸然行动。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轻率、偏执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与制度也同样需要检讨：有多少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对隔离者、外归者缺乏基本的尊重与保障，以至于让他们宁愿隐瞒行程、宁愿冒着感染家人、朋友、邻居的风险，也不愿接受隔离？

疫情之下，我们太容易同仇敌忾。基于朴素的正义感，严惩恶人，捍卫家园。谴责与辱骂都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在愤怒的情绪中还能否换位思考，理解不同人的特殊境遇，追问原因、厘清权责，公正待之。而在防疫特殊时期，我们的法律强调的更不应是“重典治世”，而是如保障每个人的尊严和权益，在公众健康、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真正实现平衡。

作者：蓝方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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