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平创伤的棱角——性暴力幸存者的复原之路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李雨梦
原文发布时间｜05/01/2024

在遇上性暴力之后，对于受害者来说，在心理及生理上都会造成创伤性影响。伤害发生之后，接下来要展开的是漫长的复原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并非线性前进，途中或会遭遇其他人带来的二次伤害。作为身边的亲人或朋友，甚至更广泛的社会，该怎样做才能编织一张安全网，接得住受到伤害者？

事实上，在女性以外，不同性别、不同性倾向的人都有机会成为性暴力底下的受害者。歪脑访问了四名不同性别的幸存者，透过這些人的经历，了解创伤的各种模样，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走上复原之路。

Janelle：我在亲密关系里遭遇到的性暴力

用力地用双手环抱自己

就像一松懈便会崩塌

然后 手被松开

从此那个我、我和我

被遗留在

睡房的边界

客厅的角落

陌生的床单

当每次触及到创伤的时候，Janelle便会透过书写的方式，将当时的情绪记载下来。

那是她上一段亲密关系里面遗留下来的创伤，在一段很长时间里，她都感到处于性胁迫（sexual coercion）的情况底下，“意思是我不想、但我也做了，看起来好像是同意的。”前男友由最初不让她睡觉、到后来逐渐升级违反Janelle的意愿，“由一个好像不是别人眼中那么强硬的性暴力开始，慢慢演变至…好像强暴那样。”

然而，当时Janelle对于性胁迫并没有任何概念，“当时都未能讲出这些是什么事。”只知道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都会感到害怕、不开心，“每次结束后，对方睡着了，但我会在床边哭、或者出去客厅哭。”对于Janelle来说，她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信任的人，在她有明确地说不好、甚至哭了起来的情况之下，仍然这样对待她。

即时情绪状况并不好，但当时仍然在亲密关系里面的Janelle认为，自己也许是因为无法接受，“将这件事放得很低，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一样，而我亦无法成功说服对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伤害，他又觉得自己好像没错。”直到分手的时候，她仍然无法为当时的状态找出原因，“但有一段时间会因为分手而觉得开心，觉得自由了，也就没有去求助。”

直到分手半年之后，前男友尝试与她联络，“开始触发到我那种很不安全的感觉，会出现心跳加速、透不过气、很害怕的感觉。”这样的状况，令到Janelle开始想寻找原因，“明明已经离开了这个人，好像已经没事一段时间，为什么他一找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呢？”

于是Janelle尝试上网去寻找答案，“但我也不懂去搜寻Rape、Sexual Coercion这些字眼，我只是将我的经历写出来，搜寻的时候才发现这叫做Rape，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那时候经历的事情原来就已经算是Rape，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据《香港妇女遭受暴力经验调查2021》显示，在有经历过亲密伴侣暴力的受访者当中，有35.52%受访者曾经历过“性侵犯或被强迫／威胁发生性行为”，而这属于性暴力的一种。

了解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当时Janelle第一个去倾诉的，是她在工作上的上司，“他也是一个社工，很有耐心听我说话，这是一个好的经验，但不是经常都有这些好的经验。”由于亲密关系涉及的性暴力在社会上仍然存在迷思，故当Janelle尝试与他人去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对方会觉得跟男朋友、伴侣发生性行为是很正常的事，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用语言让他知道其实我真的受了伤。”

这些经历，都令她在尝试求助的过程中感到挫败。

“因为你信任那个人，你才跟他说那些心里面这么沉重的事。我觉得不懂回应是一回事，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回应一个受到性暴力伤害的人。但有些是真的觉得那件事没有问题，或者怪我、觉得你为什么不拒绝？”Janelle坦言，那些说话即使没有对她造成二次伤害，但却有种不被了解的感受，“那我也没有再提了。”

“我一直给一个问题困住了很久，”Janelle说，那段时间里面，她也尝试寻找不同自助的方法，去令自己能够把生活过好，“到底我不给予一些我不想给的东西，我是不是自私？”有一次参加禅修，期间她看到燃点的蜡烛为下一枝蜡烛燃点的过程中，她突然有了觉悟，“我不会因为点燃下一枝蜡烛，而令上一枝蜡烛熄灭，如果蜡烛是会熄灭的话，那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应该是我想给予、然后有能力给予的时候才去给予，这让我从自不自私的问题解脱了出来。其他一些活动的经历也给予我一些力量走下去。”

然而，以为好了的伤口，被触碰到的时候，伤害的感觉又会再次重现。“我觉得自己OK了，以为没事了，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一段时间。”

大约四、五年后，她升读了博士，本来没打算研究性暴力相关的题目，“觉得自己没有ready。”但在导师的鼓励之下，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进行性暴力相关的研究。也是因为这个题目，她开始接触了香港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机构“风雨兰”，也成为了热线义工，近距离地接触到很多性暴力的个案，“有被triggered到那种觉得世界很危险、人类很邪恶的恐惧感。”这样的情绪，又触发到另一个难以接受的状态，“我那么努力，就是因为我要在我的伤痛里面找到意义出来，我觉得如果我做不好热线义工，那我的伤痛有什么意义？我的痛苦就好像只是带给我痛苦，我接受不了…”

那时她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没有复原，“我一直以为自己没事，但原来我有很多事情收了起来，那时才觉得要去正视自己的状况。”她尝试去寻找信任的辅导员，“第一次原原本本地将我的经历说出来。”

后来Janelle加入了风雨兰的叙事实践小组，认识到其他曾在亲密关系里面经历性暴力的幸存者，让她感到自己并不孤单，“那种支持很重要。”参加了叙事实践小组一段时间后，她觉得自己有勇气可以跟现在的伴侣去详细讲述曾经历过的伤痛，作为重要他人的伴侣，给予的回应也让她感受到很多的温暖。

“他牵着我的手听我说，也看到他眼湿湿，很感受到那种他为我而心痛的感觉。我跟他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说出来，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完美受害人。”Janelle认为，过往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完美受害人，因为觉得所承受的伤害没有其他幸存者来得那么重，“我自己也有一个Hierarchy of Suffering（受害程度高低排序），觉得对比别人的痛苦，我的没有那么重，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我也没有去求助。”

伴侣的回应，也让她释怀了一些，“他跟我说， 要达到这个社会觉得是完美受害人的角色，这是不存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没有完美受害人这回事，而这种完美受害人的建构，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大家一起努力建构出来。”

除了完美受害人之外，Janelle也曾在复原的路上，努力想当一个“完美的幸存者”，因为想为伤痛寻找意义，“我想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我想做一个…就算我之前有些痛苦，但是我也可以为它寻找意义，可以面对它，可以转化我的痛苦去帮助其他人，但原来我将受伤的那个自己遗下了，没有照顾好自己作为受害人的那个部分。”

也是在风雨兰辅导的过程中，慢慢解开了一些心结，“我记得有个社工跟我说，有很多受害人在打热线之前已经受到很多二次伤害，其实有时候做一个释出善意的人，不要做一个会二次伤害别人的人，已经很好了，不一定要做热线义工。我发现原来我做了一个好人就够了，我没有需要为我的痛苦寻找意义，我不需要觉得我的痛苦是为了意义才要发生，那也令我的心开放了很多。”

因应2023年6月台湾掀起的#metoo运动，风雨兰幸存者小组“MEET”策划了一个“支援幸存者的话语”指南，Janelle与其他幸存者也有参与其中，邀请公众练习成为温暖的支援者，好好接住受伤的人。对于如何编织一张安全网去将幸存者们接住，Janelle是这样想的：“就是你为对方想，你在对方角度出发，那只可以是无条件、没有任何judgment的接纳，那样才可以接得住，要不然一定会有洞的（接不住）。”

陈柏伟：我是男性，我是性侵受害者

有一些人，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的创伤，尤其是童年时候遭受过性侵、性暴力的受害者。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份报告中引述，世界上每8名儿童中就有1人在18岁前遭受过性侵害，受害者包括女童与男童。

来自台湾、今年50多岁的陈柏伟，在国中时候曾遭到当时的老师性侵长达三年，“那是12到15岁的时候。”他记得有一次考完试之后，那位老师说要带他去电影院看电影，“他是那种好像很关心学生的样子，然后他要我去问爸爸妈妈说去看电影，爸爸妈妈应该觉得没有问题，他就带我出去。”

第一次的性侵是在电影院里面发生，当时的陈柏伟感到震惊、害怕、不懂得反应。后来性侵持续发生，有一次是在这位老师的家中，生殖器被抚弄，那些出现了的“生理反应”，令他感到困惑，“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很讨厌这样，可是为什么我还会勃起？好像有种兴奋的感觉，这种情绪非常的矛盾又复杂，就是非常的纠结。”

身体有反应，是男性受害者中常见的迷思，容易令受害者误认为自己“享受”、也会容易因为生理反应而感到羞耻。

这段被性侵的日子里，年少的陈柏伟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懂得如何拒绝。“因为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其实老师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这个老师有一个很强烈、很大的权威，我非常担心如果拒绝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我不敢拒绝他。”

另一方面，也因为这名老师会营造出非常关心学生的形象、亦会定期拜访家长，“他好像营造一个非常关心学生的好人、好老师这件事情，让我没有办法跟我父母亲讲。”此外，陈柏伟担心如果告诉爸妈，会让他们难过，也会担心邻居的观感，“这耻辱呢…如果跟我爸爸妈妈讲，那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很难过？要承受这件事情，加上又是男生，男生遭受这样的事情。如果我讲出来，别人会这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到这么多这种社会的观感、这些邻居会怎么想，其实就觉得太恐怖了。”

后来他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他并非唯一一个受害者，其他男同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同学是直接拒绝了他，我会想说，为什么我没有拒绝？”这个“为什么没有拒绝”，也成为了日后他会自我质疑、怀疑自己受害经历的纠结之处。

直到升上高中之后，去到另一所学校升读，才终于逃离那样的日子。

有一次，他的妈妈突然问他，为什么没有再跟那位老师联络？他跟妈妈说，老师当时性侵他。“我妈听了很震惊，然后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之后我妈其实也没有再跟我讨论这样的事情，如果她跟我再继续谈下去，我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谈，但至少在我的感觉里面，我知道我母亲知道。”那是陈柏伟第一次让别人知道他曾经被性侵。

升上大学之后，那是1990年代，他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说法，“我觉得是有被启发，就是女性主义会讲自己生命的经验，很多女性讲出自己受害、遭受暴力，这些事情对我印象很深。”后来他在社团讨论、平常闲聊的过程之中，第一次正式跟别人讲出了曾被国中老师性侵的事情，“但是还是以一种有点开玩笑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大家也不太懂得回应。”

后来陈柏伟有尝试跟女友讲述自己过去的遭遇，“在讲的过程，因为你可以讲更多，然后我又有一个机会可以更仔细想想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在反思，想想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感觉，其实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在梳理经验的过程里面，他变得更愿意和别人去谈论，当中也得到支持和鼓励，让他感到讲出这件事的环境是安全的，是被人相信的。

现在的陈柏伟会公开讲述、公开书写这一段经历，也透过他的公开经历，尝试让社会能理解男性受害者的处境与状态。他记得第一次比较公开经历，是上了研究所之后，在主持一个地下电台节目的时候，当时他们在讨论1994年的师大国文系女学生控诉教师性侵事件，那时陈柏伟透过大气电波去分享过去曾被侵犯的经历，“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这样讲。”

没料到开始讲出来之后，他就泪流不止，“情绪控制不了，但是我还是继续讲，我一直在流眼泪，一直在哭泣的状态里面。”本来他以为这件事已经不再为他带来伤害，只是把伤口剖开，置放于人前的时候，那个情绪仍然会持续不断，“ 我以为我们知道很多性别的理论，知道这个世界的性暴力、性别、权力关系，然后我也跟别人聊这个事情，好像这件事情已经不带给我有伤害了，没想到你真的正式这样讲出来之后，原来还是有这么大的影响。”

1990年代至2000年期间，陈柏伟都尝试跟别人去谈论自己的经历和创伤，也会透过书写分享，“后来我就投入了工人运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就没有在公开谈，或者是讨论或思考。”

直到2010年，他去了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升读博士班，“应该是有点想要离开以前的工作状态，那你又回来再面对自己。”他的研究主题是自己的性侵创伤经历，在最初书写整理的过程里面，接触到一些新的想法、理论，而这些思考回溯的过程里面，让他感到纠结，不知道该如何看待那个儿时的创伤。

“在过程里面，我会认识到一些像台湾叫做性权派的人，他们会有很多看法。”台湾学者卡维波曾将台湾妇女运动的路线发展分了“妇权派”与“性权派”，陈柏伟说：“比如性权派会说，性侵的创伤怎么会是创伤呢？那心理创伤是被制造出来的，他告诉我们说，性侵创伤和你在路上被人家划一刀有什么差别吗？性创伤之所以会创伤，是因为人们把性看得太严重，对性有恐惧的行为。那时候我当然觉得是有点怪怪的，但是觉得说好像也可以。”

读到这些说法的时候，陈柏伟难免也会质疑自己的创伤，“是不是我把它看得太重了、太执着了、 或者我对性有某种恐惧，所以才导致我今天还是这么在意这些事情？还是我应该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受害好像也没有大不了？”甚至没有办法拒绝当时老师的行为，也令他陷入另一种自我质疑当中，“我听了他们的言论的时候，其实在想那是不是我自己也有错？可能是我自己有一点自愿的想要获得某些关系上的好处，所以我容许了这样的关系继续进行？为什么同学能够拒绝，但我不行？”

然而，他另一方面的拉扯是，若果否认了这样的伤害，“我是不是在背叛了过去觉得被受伤很深的那个自己、在小时候的自己？”想要找一个合理的说法去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又让自己觉得很糟糕，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还蛮纠结的。”

陈柏伟目前在台湾男性协会担任理事长，协会于2018年由励馨基金会协助成立，是台湾首个由男性为主体的性别平等倡议组织，也在尝试让社会理解男性性侵受害者所面对的处境。台湾卫福部于2017年表示，过去20年性侵通报被害人当中，男性受害者约占一成，但20年来数目增加60倍；而在香港，据社会福利署2022年统计，在740宗性暴力案当中，有3.7%受害者是男性，相对于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或碍于各种社会眼光与压力，更难去寻求协助。

“社会上对于男性受害者可能有各种不信任，或是可能不知道，可是对受害者当事人而言，他身边最重要的人信不信任他，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陈柏伟坦言，他之所于能够不断去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讲出来，甚至公开分享，是源于身边重要他人的无条件支持，“我发现我身旁的朋友，或是我亲密关系里面的另一半，基本上是有一点点像无条件支持我，我觉得这样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即使获得亲友的信任和支持，但在社会集体讨论metoo事件的过程里面，他还是感受过一些二次伤害的时刻。陈柏伟记得，曾经在一个metoo的讨论会上面，他再次分享自己的故事，“组织人最后说，我们要呼吁所有的家长们，叫你们家的男生不要去强暴别人。”作为男性性侵受害者，他感到被羞辱，“我觉得他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身体界限，尊重别人的性意愿，不可以去侵犯他人，我觉得这样讲是对的。可是他在我讲完我男性受害的特殊经验之后这样补一句，我觉得我被羞辱了，我刚刚讲的好像是废话。”

他认为这也是某程性别上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受害者是不分性别、不分性倾向的，我也不是同志，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再斩钉切铁说男加害、女受害，因为这会让不符合你想像的受害者觉得受伤，而我们对性别暴力的某些刻板想像，真的会阻碍我们面对真实的世界。”

陈柏伟希望，现在协会的工作和倡议，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想像，以及看待性别的角度，来接住不同性别的受害者。

跨性别女性 Annabelle：我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

对于跨性别女性（下称跨女）Annabelle来说，自己的性别认同所带来的，是外界及家人残忍的对待，那些遭遇，也让她无意地伤害了身边的人。

Annabelle记得在父亲去世前一年，她向他“出柜”，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父亲拒绝接纳，直到临终前，亦不愿意承认她。父亲的死亡，对Annabelle来说带来打击很大。“他过世前，我有问过他，是否愿意见面聊一聊，但他叫我不要再找他。”父亲去世之后，亦嘱附亲人不要让她出席丧礼，被拒绝接纳，甚至无法以亲人身份送他最后一程，触发了Annabelle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

那段时间，Annabelle正在经历父亲离世的创伤，同时开始透过一些交友软件，与中年男子约会，希望能弥补心里面的空洞，“以及想获得男性认可。”

然而有一次，发生性行为期间，她遭遇到对方的暴力对待，“我不知道该怎样叫停，有不安全的感觉。”除了暴力对待之外，Annabelle指期间因为跨性别人士的身份，有种不被当作是人看待的感觉，“我有种感觉是自己被物化、不被当成是人看待，那时的感觉是非常反感。”另一样令她当刻感到纠结的位置，是“我好像一早同意了…”，更让她感到不知所措。

据中大性小众研究计划及跨性别资源中心于2021年进行的跨性别人士研究报告显示，有62%受访者表示，自己在一生当中曾遇到不同方式的伤害，8.5%曾被别人在违反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迫进行性接触。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Annabelle去了朋友的家，“哭了一个晚上。”但她坦言，不知道该怎么跟朋友解释。也是因为这一次经历，令到她的PTSD情况再次加深，并且开始自责，“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我在做什么？我在寻找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去折磨自己呢？”

她觉得，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有着一种自我惩罚的心态，“觉得因为我的身份认同诅咒了我的生命，令到我的家人不接受我，也令我去寻找一点点温暖都要那么辛苦。”事件发生不久，她开始吃抗抑郁药。

吃了药之后，部分的感觉被麻痹了起来，“我有一段时间觉得，我好像开始能够控制那个情绪，就没有再特别去理会这件事。”身边的朋友也知道她有抑郁的症状与情况，“我会跟他们说我经历了什么事情，但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有什么情绪、我有什么反应，我没有太多解释，所以他们也不太明白我当时的情绪。”

服药一段时间，她以为自己已经没什么事了，“我就装作自己好像没事那样。”但一次新年与朋友们的聚会，喝了一些酒之后，“我在朋友们面前发疯，也伤害了很多朋友，他们开始疏远我，可能觉得我很麻烦。”因为伤害了朋友，令到Annabelle的罪疚感增加，于是抑郁的情况又再次触发，并且更加严重，“我总是选择了一些不太适合的时刻去爆发自己的情绪，或许也会让我的朋友感觉不安。”

“他们可能会说，觉得我太依赖、或者说我太固执、太执着、我照顾得自己不好…听了之后会觉得被judge，有些话可能也没有错，但因为我解释不到，他们也无法明白，于是体谅不到我的处境。”Annabelle明白，朋友们并非刻意要让她感到难受，但对于她来说，那些说话或多或少都是一种二次伤害。

在这个过程里，她开始减少与朋友的接触与见面，尝试透过自己的方法去自救与寻求协助。

“会把自己正在想什么、感受什么写下来，也会去冥想、治疗。有时一个人在家里时会看书，也会喝很多酒，喝醉了可能就会哭或大喊…”状态最差的时候，她去寻找私家的精神科医生，问医生可否为她的脑部做电疗。脑电荡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是现代精神医学的其中一种方法，透过电流诱发脑部痉挛，从而改善精神症状，但会有失忆的副作用。“是很极端的疗程，我有些想忘记那时候的事。”

精神科医生告诉Annabelle，可以为她进行电疗，但希望她先在医院里面睡两晚，看看情况，再作下一步打算。医生同时处方了一些药物予她，“那些药物功效再强一点，让我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好像麻庳了那样，但同时可以让我不带情绪、尝试把事情完整地讲出来。”

Annabelle说，那是她第一次完整地把过去的伤害讲出来，“花了四个多小时向医生说。”从父亲的离世、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性暴力的经历如何加深她的抑郁与焦虑、以及朋友的疏远，她都原原本本地向医生倾吐，“好像是在一个很安全、很舒服的情况之下去讲那些事，于是讲出来时也比较平静。”

谈完之后，她突然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我觉得好像终于有人完全明白我正在感受什么，我很渴望被人理解的那个部分好像soft了下来。”

她说，能够被人理解，是在这段疗伤过程里面感到最重要的事。她也希望能够被身边那些重要的人去接住，“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明白我的故事，可以不要那么judge我，然后明白我为什么需要他们的情绪支援，我会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大的悔疚感…”

有时候，她希望社会上能够撇除对于“完美受害者”的期望，当中亦包含情绪的部分，“我觉得不要期待受害者没有负面、dramatic的情绪，有时候很难好声好气地把事情讲出来，可能是需要哭、需要发点疯的这些空间。”

跨性别男性Zin：法律难以保障性／别小众

在跨性别男性（下称跨仔）Zin眼中，透过司法途径去追究责任并不是他的选项，“没有哪一条条例可以处理到。”对于他来说，性／别小众在面对性侵伤害的时候，往往更难从司法体系里面寻求公义。

当时侵犯Zin的，是另一名性／别小众，也是他曾经相熟的朋友。那年他19岁。

“那晚他喝醉了，我也喝了酒，我有尝试逃走或者叫，但我动不了，我是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翌日起来，Zin看到侵犯他的人在身旁，一阵恶心的感觉涌现，但他只能瑟缩在床边，静静地哭，“然后我尝试联络相熟的朋友，跟他说发生了这件事，我不知该怎么办…”

事情发生翌日，Zin在朋友陪同下，选择了向对方对质，“我问他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说不记得、完全不知道。”对方有道歉，但弥补不了他的创伤。这次的对质，Zin事后回想，觉得其实来得有点快，“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没事，但其实我还没manage到在自己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那以后，他一直很抗拒见到这个人，“可能是几个月后吧，在一些活动又看到他，当时我是忍了下去。”大概一年之后，有朋友不太知道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可能知道一点点”，尝试劝和，他以为可以尝试再次来往，“但其实整个关系都是很toxic，那个人也很toxic，我是用一种很讨厌他的心态去和他再次做朋友。”然而，后来对方的态度还是让Zin决定要断绝来往，“我跟身边的朋友说，我不想听到那个人的名字，也不想见到任何关于他的东西，到现在也是。”

最初发生这件事之后，由于Zin当时的伴侣患有严重抑郁，因为要照顾另一半，以至让他无暇去细想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也要让自己看起来是“OK”的，于是他把感受与情绪压得很低，“有点麻木的状态，有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没什么，把那件事缩得很小。”

Zin说，最开始把这件事情讲述出来的时候，他有种感觉是在说别人的事，因为没有处理过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没有正面地去处理过，也没有怎么哭过。”他有尝试过跟一直求诊的临牀心理学家谈过这件事，但对方却告诉他，“你把这件事当是一个bad experience就算了。”这个说法，有令他想，“如果这只是一个bad experience，那是不是多些bad experience，这件事就不会显得那么糟呢？”

这个念头，让他过了非常糟糕的一年。“有进入过toxic的亲密关系里，自己其实也会有情绪困扰，很容易会想在别人身上寻找一些安慰，也会误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会想，我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加害者？”现在回想，Zin坦言寻找其他更坏的经历来“取代”上一个坏的经历，只是令自己的状态更加差。

因为这样，Zin开始检视自己的伤口，并且尝试把感受书写下来，“我觉得要去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对他来说，第一步是要承认伤口的存在，“是整个healing的开始，以前我没有承认过那是一个伤口，但都会有很多情绪。”

承认了伤口的存在，接下来是一连串与自己和解的过程。Zin说，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过去他总是不断地去检讨自己，即使是对方伤害了他，他还是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就算在一些活动里面见到对方出席，他也要迫自己去接受，因为觉得应该要大方，不要剥夺对方出席的权利。“那就自己忍了下来，变成自己也很大起大落，没有平衡点。”

“直到这一年，我才发觉不是我的错，他就是一个混蛋。”这一年来，他都在慢慢面对、处理自己的伤口，“要哭的时候就哭，也要找信任的人去倾诉，那件事才慢慢开始recover。”对Zin来说，现在的伴侣所给予的陪伴，也给予他很大的安慰，“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哭了起来，他可能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但只是抱着我，我发泄完之后就会感到好一点。”他觉得，一个好的支持应该是要很纯粹，就是按照对方的需要，给予所需要的支援及陪伴，“而不是一直在追问，只按自己的想法而去给予。”

目前Zin说离开了一个很混沌的状态，开始慢慢寻回生活的节奏。作为性／别小众，他庆幸当跟身边的朋友谈及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都能得到“合理正常的反应”，但他也有意识到自己这个事件的特殊性，“我们都是性／别小众，所以这件事…首先要看人们对于性侵的定义是什么，即使我要控告，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法例可以告，可能最多会视为是非礼（猥亵侵犯罪）。”

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里面有关性罪行的部分，强奸（Rape）的定义仍然只适用于男性对于女性所犯下的罪行，当中男女的定义为出生证明书上所载的法定性别。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在2019年发表的《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中，曾建议应摒弃“强奸”一词，并建议一项“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包括以阳具或非以阳具作出的插入）进行的性侵犯”的罪行；同时亦建议性罪行中阳具和阴道的定义，应包括由手术建造的阳具、以及由手术建造的阴道与外阴。惟相关建议至今仍未落实，跨性别人士遇到性侵的话仍未能受到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Zin亦慨叹性侵在香港本身的定罪率低，也是他觉得不会寻求司法途径的原因之一。据香港立法会秘书处的研究显示，香港过去10年首次审讯的成功定罪率只有12%。“你努力完之后会得到什么呢？可能是告不赢，然后又会在录口供时让自己更崩溃，让自己更差，好像什么都做不到…”

身为重要他人，如何陪伴及减少二次伤害？

在风雨兰担任辅导员三年多的Anna，除了与幸存者同行外，也在辅导工作里面接触过不少幸存者的重要他人，包括家人、伴侣、朋友。

在复元的道路上，如何能够好好地接住性侵幸存者，重要他人是很重要的因素。Anna说，过去她看到幸存者身边的亲友，很常会呈现出两种反应的状态，“一种可能是反应不够，当别人去跟他讲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异常冷静及理性，会令受害人有种感觉是那件事在对方眼中不重要。”

与之相反，另一种则是过度反应，Anna说：“可能会呈现得非常激动，其实是出于一份在乎，但这些状况可能会让受害人产生焦虑，担心自己会否成为对方的负担。”对于幸存者来说，重要他人如何回应，都会影响到随后的复原道路，严重的话则有可能带来二次伤害。

Anna去年曾经举办过一个支援者分享会的活动，邀请公众参与，练习成为性暴力幸存者的重要他人。那次的经验里面，让她感到社会上多了人认知到支援者的重要性，“很多人真的很有爱地，就是想来学习如何支持身边那个人。”

有人问过她，与幸存者相处的说话技巧可以是怎样的，Anna坦言，没有一句说话是灵丹妙药，伤害话语固然应该避免，“但最重要还是那个心态，支援者的角色未必是要去帮助（幸存者）解决问题，甚至有些感受例如伤心、恶心…那些都是受害人在康复过程里面需要真实经过的情绪。”她认为支援者的陪伴，一方面是让幸存者能够对抗孤独，一方面是能够对抗羞耻，“让幸存者知道，我看到你有很多辛苦，我在乎你的这些辛苦，我会想要陪伴你。”

风雨兰总干事庄子慧表示，根据过往的经验与研究，性暴力受害者的复元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当中需要的时间亦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容易受到二次伤害，身边人与社会上的不理解亦会阻碍TA们的前行。“将事情说出来的时候，朋友、家人、专业人士、或者司法程序里面的人，有机会我们的反应都会很影响下一步。”

庄子慧认为，有时候社会或身边人的反应，可能是因为对于性暴力的认知不足，过往普遍都是透过法例上面而有所认知，“但现在其实当我们不同意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性暴力的行为。”如是，当法例无法控告或不承认的时候，公众或会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很多人会出现一些想法，可能是原来男性都会有强奸发生吗？或者是跨性别人士都会有吗？”

风雨兰的服务对象以女性为主，庄子慧坦言，当有性暴力事件发生在女性身上时的候，社会上也明显会有声音施加责任予受害者身上，“例如为什么你晚上出门、为什么你喝醉酒，这些都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状况。其实性别的人士可能连想像的空间都没有，即觉得事情会发生在他们们身上，也导致更难去寻求协助。”

然而，如何才能获得疗愈，每个个体所需要的都不一样，而所走的路途或许亦很不一样。有人会透过司法体系寻求公义、让加害者接受审判，但在过程中或会因为需要重覆述说、在法庭上作证而继续承受二次伤害，甚至不一定能成功定罪。庄子慧说，“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司法程序，最后告不入，其实对他们们也是一个影响。”

在司法以外，也有不同寻求公义的路径，例如叙事公义（Narrative Justice）、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叙事公义（Narrative Justice）提倡以叙事的方式作介入，让受害者能够叙述及说出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种赋权的过程。“当司法里面有一些案件处理不了，我们就尝试找一些其他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叙事实践）小组，其实就是想在司法以外，给予他们们一个肯定。”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Zin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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