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平创伤的棱角——性暴力幸存者的复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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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上性暴力之后,对于受害者来说,在心理及生理上都会造成创伤性影响。伤害发生之后,接下来要展开的是漫长的复原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并非线性前进,途中或会遭遇其他人带来的二次伤害。作为身边的亲人或朋友,甚至更广泛的社会,该怎样做才能编织一张安全网,接得住受到伤害者?事实上,在女性以外,不同性别、不同性倾向的人都有机会成为性暴力底下的受害者。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李雨梦
原文发布时间|05/01/2024

在遇上性暴力之后,对于受害者来说,在心理及生理上都会造成创伤性影响。伤害发生之后,接下来要展开的是漫长的复原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并非线性前进,途中或会遭遇其他人带来的二次伤害。作为身边的亲人或朋友,甚至更广泛的社会,该怎样做才能编织一张安全网,接得住受到伤害者?

事实上,在女性以外,不同性别、不同性倾向的人都有机会成为性暴力底下的受害者。歪脑访问了四名不同性别的幸存者,透过這些人的经历,了解创伤的各种模样,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走上复原之路。

Janelle:我在亲密关系里遭遇到的性暴力

用力地用双手环抱自己

就像一松懈便会崩塌

然后 手被松开

从此那个我、我和我

被遗留在

睡房的边界

客厅的角落

陌生的床单

当每次触及到创伤的时候,Janelle便会透过书写的方式,将当时的情绪记载下来。

那是她上一段亲密关系里面遗留下来的创伤,在一段很长时间里,她都感到处于性胁迫(sexual coercion)的情况底下,“意思是我不想、但我也做了,看起来好像是同意的。”前男友由最初不让她睡觉、到后来逐渐升级违反Janelle的意愿,“由一个好像不是别人眼中那么强硬的性暴力开始,慢慢演变至…好像强暴那样。”

然而,当时Janelle对于性胁迫并没有任何概念,“当时都未能讲出这些是什么事。”只知道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都会感到害怕、不开心,“每次结束后,对方睡着了,但我会在床边哭、或者出去客厅哭。”对于Janelle来说,她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信任的人,在她有明确地说不好、甚至哭了起来的情况之下,仍然这样对待她。

即时情绪状况并不好,但当时仍然在亲密关系里面的Janelle认为,自己也许是因为无法接受,“将这件事放得很低,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一样,而我亦无法成功说服对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伤害,他又觉得自己好像没错。”直到分手的时候,她仍然无法为当时的状态找出原因,“但有一段时间会因为分手而觉得开心,觉得自由了,也就没有去求助。”

直到分手半年之后,前男友尝试与她联络,“开始触发到我那种很不安全的感觉,会出现心跳加速、透不过气、很害怕的感觉。”这样的状况,令到Janelle开始想寻找原因,“明明已经离开了这个人,好像已经没事一段时间,为什么他一找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呢?”

于是Janelle尝试上网去寻找答案,“但我也不懂去搜寻Rape、Sexual Coercion这些字眼,我只是将我的经历写出来,搜寻的时候才发现这叫做Rape,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那时候经历的事情原来就已经算是Rape,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据《香港妇女遭受暴力经验调查2021》显示,在有经历过亲密伴侣暴力的受访者当中,有35.52%受访者曾经历过“性侵犯或被强迫/威胁发生性行为”,而这属于性暴力的一种。

了解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当时Janelle第一个去倾诉的,是她在工作上的上司,“他也是一个社工,很有耐心听我说话,这是一个好的经验,但不是经常都有这些好的经验。”由于亲密关系涉及的性暴力在社会上仍然存在迷思,故当Janelle尝试与他人去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对方会觉得跟男朋友、伴侣发生性行为是很正常的事,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用语言让他知道其实我真的受了伤。”

这些经历,都令她在尝试求助的过程中感到挫败。

“因为你信任那个人,你才跟他说那些心里面这么沉重的事。我觉得不懂回应是一回事,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回应一个受到性暴力伤害的人。但有些是真的觉得那件事没有问题,或者怪我、觉得你为什么不拒绝?”Janelle坦言,那些说话即使没有对她造成二次伤害,但却有种不被了解的感受,“那我也没有再提了。”

“我一直给一个问题困住了很久,”Janelle说,那段时间里面,她也尝试寻找不同自助的方法,去令自己能够把生活过好,“到底我不给予一些我不想给的东西,我是不是自私?”有一次参加禅修,期间她看到燃点的蜡烛为下一枝蜡烛燃点的过程中,她突然有了觉悟,“我不会因为点燃下一枝蜡烛,而令上一枝蜡烛熄灭,如果蜡烛是会熄灭的话,那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应该是我想给予、然后有能力给予的时候才去给予,这让我从自不自私的问题解脱了出来。其他一些活动的经历也给予我一些力量走下去。”

然而,以为好了的伤口,被触碰到的时候,伤害的感觉又会再次重现。“我觉得自己OK了,以为没事了,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一段时间。”

大约四、五年后,她升读了博士,本来没打算研究性暴力相关的题目,“觉得自己没有ready。”但在导师的鼓励之下,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进行性暴力相关的研究。也是因为这个题目,她开始接触了香港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机构“风雨兰”,也成为了热线义工,近距离地接触到很多性暴力的个案,“有被triggered到那种觉得世界很危险、人类很邪恶的恐惧感。”这样的情绪,又触发到另一个难以接受的状态,“我那么努力,就是因为我要在我的伤痛里面找到意义出来,我觉得如果我做不好热线义工,那我的伤痛有什么意义?我的痛苦就好像只是带给我痛苦,我接受不了…”

那时她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没有复原,“我一直以为自己没事,但原来我有很多事情收了起来,那时才觉得要去正视自己的状况。”她尝试去寻找信任的辅导员,“第一次原原本本地将我的经历说出来。”

后来Janelle加入了风雨兰的叙事实践小组,认识到其他曾在亲密关系里面经历性暴力的幸存者,让她感到自己并不孤单,“那种支持很重要。”参加了叙事实践小组一段时间后,她觉得自己有勇气可以跟现在的伴侣去详细讲述曾经历过的伤痛,作为重要他人的伴侣,给予的回应也让她感受到很多的温暖。

“他牵着我的手听我说,也看到他眼湿湿,很感受到那种他为我而心痛的感觉。我跟他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说出来,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完美受害人。”Janelle认为,过往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完美受害人,因为觉得所承受的伤害没有其他幸存者来得那么重,“我自己也有一个Hierarchy of Suffering(受害程度高低排序),觉得对比别人的痛苦,我的没有那么重,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我也没有去求助。”

伴侣的回应,也让她释怀了一些,“他跟我说, 要达到这个社会觉得是完美受害人的角色,这是不存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没有完美受害人这回事,而这种完美受害人的建构,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大家一起努力建构出来。”

除了完美受害人之外,Janelle也曾在复原的路上,努力想当一个“完美的幸存者”,因为想为伤痛寻找意义,“我想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我想做一个…就算我之前有些痛苦,但是我也可以为它寻找意义,可以面对它,可以转化我的痛苦去帮助其他人,但原来我将受伤的那个自己遗下了,没有照顾好自己作为受害人的那个部分。”

也是在风雨兰辅导的过程中,慢慢解开了一些心结,“我记得有个社工跟我说,有很多受害人在打热线之前已经受到很多二次伤害,其实有时候做一个释出善意的人,不要做一个会二次伤害别人的人,已经很好了,不一定要做热线义工。我发现原来我做了一个好人就够了,我没有需要为我的痛苦寻找意义,我不需要觉得我的痛苦是为了意义才要发生,那也令我的心开放了很多。”

因应2023年6月台湾掀起的#metoo运动,风雨兰幸存者小组“MEET”策划了一个“支援幸存者的话语”指南,Janelle与其他幸存者也有参与其中,邀请公众练习成为温暖的支援者,好好接住受伤的人。对于如何编织一张安全网去将幸存者们接住,Janelle是这样想的:“就是你为对方想,你在对方角度出发,那只可以是无条件、没有任何judgment的接纳,那样才可以接得住,要不然一定会有洞的(接不住)。”

陈柏伟:我是男性,我是性侵受害者

有一些人,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的创伤,尤其是童年时候遭受过性侵、性暴力的受害者。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份报告中引述,世界上每8名儿童中就有1人在18岁前遭受过性侵害,受害者包括女童与男童。

来自台湾、今年50多岁的陈柏伟,在国中时候曾遭到当时的老师性侵长达三年,“那是12到15岁的时候。”他记得有一次考完试之后,那位老师说要带他去电影院看电影,“他是那种好像很关心学生的样子,然后他要我去问爸爸妈妈说去看电影,爸爸妈妈应该觉得没有问题,他就带我出去。”

第一次的性侵是在电影院里面发生,当时的陈柏伟感到震惊、害怕、不懂得反应。后来性侵持续发生,有一次是在这位老师的家中,生殖器被抚弄,那些出现了的“生理反应”,令他感到困惑,“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很讨厌这样,可是为什么我还会勃起?好像有种兴奋的感觉,这种情绪非常的矛盾又复杂,就是非常的纠结。”

身体有反应,是男性受害者中常见的迷思,容易令受害者误认为自己“享受”、也会容易因为生理反应而感到羞耻。

这段被性侵的日子里,年少的陈柏伟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懂得如何拒绝。“因为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其实老师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这个老师有一个很强烈、很大的权威,我非常担心如果拒绝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我不敢拒绝他。”

另一方面,也因为这名老师会营造出非常关心学生的形象、亦会定期拜访家长,“他好像营造一个非常关心学生的好人、好老师这件事情,让我没有办法跟我父母亲讲。”此外,陈柏伟担心如果告诉爸妈,会让他们难过,也会担心邻居的观感,“这耻辱呢…如果跟我爸爸妈妈讲,那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很难过?要承受这件事情,加上又是男生,男生遭受这样的事情。如果我讲出来,别人会这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到这么多这种社会的观感、这些邻居会怎么想,其实就觉得太恐怖了。”

后来他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他并非唯一一个受害者,其他男同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同学是直接拒绝了他,我会想说,为什么我没有拒绝?”这个“为什么没有拒绝”,也成为了日后他会自我质疑、怀疑自己受害经历的纠结之处。

直到升上高中之后,去到另一所学校升读,才终于逃离那样的日子。

有一次,他的妈妈突然问他,为什么没有再跟那位老师联络?他跟妈妈说,老师当时性侵他。“我妈听了很震惊,然后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之后我妈其实也没有再跟我讨论这样的事情,如果她跟我再继续谈下去,我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谈,但至少在我的感觉里面,我知道我母亲知道。”那是陈柏伟第一次让别人知道他曾经被性侵。

升上大学之后,那是1990年代,他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说法,“我觉得是有被启发,就是女性主义会讲自己生命的经验,很多女性讲出自己受害、遭受暴力,这些事情对我印象很深。”后来他在社团讨论、平常闲聊的过程之中,第一次正式跟别人讲出了曾被国中老师性侵的事情,“但是还是以一种有点开玩笑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大家也不太懂得回应。”

后来陈柏伟有尝试跟女友讲述自己过去的遭遇,“在讲的过程,因为你可以讲更多,然后我又有一个机会可以更仔细想想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在反思,想想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感觉,其实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在梳理经验的过程里面,他变得更愿意和别人去谈论,当中也得到支持和鼓励,让他感到讲出这件事的环境是安全的,是被人相信的。

现在的陈柏伟会公开讲述、公开书写这一段经历,也透过他的公开经历,尝试让社会能理解男性受害者的处境与状态。他记得第一次比较公开经历,是上了研究所之后,在主持一个地下电台节目的时候,当时他们在讨论1994年的师大国文系女学生控诉教师性侵事件,那时陈柏伟透过大气电波去分享过去曾被侵犯的经历,“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这样讲。”

没料到开始讲出来之后,他就泪流不止,“情绪控制不了,但是我还是继续讲,我一直在流眼泪,一直在哭泣的状态里面。”本来他以为这件事已经不再为他带来伤害,只是把伤口剖开,置放于人前的时候,那个情绪仍然会持续不断,“ 我以为我们知道很多性别的理论,知道这个世界的性暴力、性别、权力关系,然后我也跟别人聊这个事情,好像这件事情已经不带给我有伤害了,没想到你真的正式这样讲出来之后,原来还是有这么大的影响。”

1990年代至2000年期间,陈柏伟都尝试跟别人去谈论自己的经历和创伤,也会透过书写分享,“后来我就投入了工人运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就没有在公开谈,或者是讨论或思考。”

直到2010年,他去了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升读博士班,“应该是有点想要离开以前的工作状态,那你又回来再面对自己。”他的研究主题是自己的性侵创伤经历,在最初书写整理的过程里面,接触到一些新的想法、理论,而这些思考回溯的过程里面,让他感到纠结,不知道该如何看待那个儿时的创伤。

“在过程里面,我会认识到一些像台湾叫做性权派的人,他们会有很多看法。”台湾学者卡维波曾将台湾妇女运动的路线发展分了“妇权派”与“性权派”,陈柏伟说:“比如性权派会说,性侵的创伤怎么会是创伤呢?那心理创伤是被制造出来的,他告诉我们说,性侵创伤和你在路上被人家划一刀有什么差别吗?性创伤之所以会创伤,是因为人们把性看得太严重,对性有恐惧的行为。那时候我当然觉得是有点怪怪的,但是觉得说好像也可以。”

读到这些说法的时候,陈柏伟难免也会质疑自己的创伤,“是不是我把它看得太重了、太执着了、 或者我对性有某种恐惧,所以才导致我今天还是这么在意这些事情?还是我应该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受害好像也没有大不了?”甚至没有办法拒绝当时老师的行为,也令他陷入另一种自我质疑当中,“我听了他们的言论的时候,其实在想那是不是我自己也有错?可能是我自己有一点自愿的想要获得某些关系上的好处,所以我容许了这样的关系继续进行?为什么同学能够拒绝,但我不行?”

然而,他另一方面的拉扯是,若果否认了这样的伤害,“我是不是在背叛了过去觉得被受伤很深的那个自己、在小时候的自己?”想要找一个合理的说法去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又让自己觉得很糟糕,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还蛮纠结的。”

陈柏伟目前在台湾男性协会担任理事长,协会于2018年由励馨基金会协助成立,是台湾首个由男性为主体的性别平等倡议组织,也在尝试让社会理解男性性侵受害者所面对的处境。台湾卫福部于2017年表示,过去20年性侵通报被害人当中,男性受害者约占一成,但20年来数目增加60倍;而在香港,据社会福利署2022年统计,在740宗性暴力案当中,有3.7%受害者是男性,相对于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或碍于各种社会眼光与压力,更难去寻求协助。

“社会上对于男性受害者可能有各种不信任,或是可能不知道,可是对受害者当事人而言,他身边最重要的人信不信任他,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陈柏伟坦言,他之所于能够不断去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讲出来,甚至公开分享,是源于身边重要他人的无条件支持,“我发现我身旁的朋友,或是我亲密关系里面的另一半,基本上是有一点点像无条件支持我,我觉得这样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即使获得亲友的信任和支持,但在社会集体讨论metoo事件的过程里面,他还是感受过一些二次伤害的时刻。陈柏伟记得,曾经在一个metoo的讨论会上面,他再次分享自己的故事,“组织人最后说,我们要呼吁所有的家长们,叫你们家的男生不要去强暴别人。”作为男性性侵受害者,他感到被羞辱,“我觉得他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身体界限,尊重别人的性意愿,不可以去侵犯他人,我觉得这样讲是对的。可是他在我讲完我男性受害的特殊经验之后这样补一句,我觉得我被羞辱了,我刚刚讲的好像是废话。”

他认为这也是某程性别上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受害者是不分性别、不分性倾向的,我也不是同志,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再斩钉切铁说男加害、女受害,因为这会让不符合你想像的受害者觉得受伤,而我们对性别暴力的某些刻板想像,真的会阻碍我们面对真实的世界。”

陈柏伟希望,现在协会的工作和倡议,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想像,以及看待性别的角度,来接住不同性别的受害者。

跨性别女性 Annabelle:我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

对于跨性别女性(下称跨女)Annabelle来说,自己的性别认同所带来的,是外界及家人残忍的对待,那些遭遇,也让她无意地伤害了身边的人。

Annabelle记得在父亲去世前一年,她向他“出柜”,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父亲拒绝接纳,直到临终前,亦不愿意承认她。父亲的死亡,对Annabelle来说带来打击很大。“他过世前,我有问过他,是否愿意见面聊一聊,但他叫我不要再找他。”父亲去世之后,亦嘱附亲人不要让她出席丧礼,被拒绝接纳,甚至无法以亲人身份送他最后一程,触发了Annabelle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

那段时间,Annabelle正在经历父亲离世的创伤,同时开始透过一些交友软件,与中年男子约会,希望能弥补心里面的空洞,“以及想获得男性认可。”

然而有一次,发生性行为期间,她遭遇到对方的暴力对待,“我不知道该怎样叫停,有不安全的感觉。”除了暴力对待之外,Annabelle指期间因为跨性别人士的身份,有种不被当作是人看待的感觉,“我有种感觉是自己被物化、不被当成是人看待,那时的感觉是非常反感。”另一样令她当刻感到纠结的位置,是“我好像一早同意了…”,更让她感到不知所措。

据中大性小众研究计划及跨性别资源中心于2021年进行的跨性别人士研究报告显示,有62%受访者表示,自己在一生当中曾遇到不同方式的伤害,8.5%曾被别人在违反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迫进行性接触。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Annabelle去了朋友的家,“哭了一个晚上。”但她坦言,不知道该怎么跟朋友解释。也是因为这一次经历,令到她的PTSD情况再次加深,并且开始自责,“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我在做什么?我在寻找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去折磨自己呢?”

她觉得,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有着一种自我惩罚的心态,“觉得因为我的身份认同诅咒了我的生命,令到我的家人不接受我,也令我去寻找一点点温暖都要那么辛苦。”事件发生不久,她开始吃抗抑郁药。

吃了药之后,部分的感觉被麻痹了起来,“我有一段时间觉得,我好像开始能够控制那个情绪,就没有再特别去理会这件事。”身边的朋友也知道她有抑郁的症状与情况,“我会跟他们说我经历了什么事情,但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有什么情绪、我有什么反应,我没有太多解释,所以他们也不太明白我当时的情绪。”

服药一段时间,她以为自己已经没什么事了,“我就装作自己好像没事那样。”但一次新年与朋友们的聚会,喝了一些酒之后,“我在朋友们面前发疯,也伤害了很多朋友,他们开始疏远我,可能觉得我很麻烦。”因为伤害了朋友,令到Annabelle的罪疚感增加,于是抑郁的情况又再次触发,并且更加严重,“我总是选择了一些不太适合的时刻去爆发自己的情绪,或许也会让我的朋友感觉不安。”

“他们可能会说,觉得我太依赖、或者说我太固执、太执着、我照顾得自己不好…听了之后会觉得被judge,有些话可能也没有错,但因为我解释不到,他们也无法明白,于是体谅不到我的处境。”Annabelle明白,朋友们并非刻意要让她感到难受,但对于她来说,那些说话或多或少都是一种二次伤害。

在这个过程里,她开始减少与朋友的接触与见面,尝试透过自己的方法去自救与寻求协助。

“会把自己正在想什么、感受什么写下来,也会去冥想、治疗。有时一个人在家里时会看书,也会喝很多酒,喝醉了可能就会哭或大喊…”状态最差的时候,她去寻找私家的精神科医生,问医生可否为她的脑部做电疗。脑电荡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是现代精神医学的其中一种方法,透过电流诱发脑部痉挛,从而改善精神症状,但会有失忆的副作用。“是很极端的疗程,我有些想忘记那时候的事。”

精神科医生告诉Annabelle,可以为她进行电疗,但希望她先在医院里面睡两晚,看看情况,再作下一步打算。医生同时处方了一些药物予她,“那些药物功效再强一点,让我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好像麻庳了那样,但同时可以让我不带情绪、尝试把事情完整地讲出来。”

Annabelle说,那是她第一次完整地把过去的伤害讲出来,“花了四个多小时向医生说。”从父亲的离世、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性暴力的经历如何加深她的抑郁与焦虑、以及朋友的疏远,她都原原本本地向医生倾吐,“好像是在一个很安全、很舒服的情况之下去讲那些事,于是讲出来时也比较平静。”

谈完之后,她突然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我觉得好像终于有人完全明白我正在感受什么,我很渴望被人理解的那个部分好像soft了下来。”

她说,能够被人理解,是在这段疗伤过程里面感到最重要的事。她也希望能够被身边那些重要的人去接住,“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明白我的故事,可以不要那么judge我,然后明白我为什么需要他们的情绪支援,我会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大的悔疚感…”

有时候,她希望社会上能够撇除对于“完美受害者”的期望,当中亦包含情绪的部分,“我觉得不要期待受害者没有负面、dramatic的情绪,有时候很难好声好气地把事情讲出来,可能是需要哭、需要发点疯的这些空间。”

跨性别男性Zin:法律难以保障性/别小众

在跨性别男性(下称跨仔)Zin眼中,透过司法途径去追究责任并不是他的选项,“没有哪一条条例可以处理到。”对于他来说,性/别小众在面对性侵伤害的时候,往往更难从司法体系里面寻求公义。

当时侵犯Zin的,是另一名性/别小众,也是他曾经相熟的朋友。那年他19岁。

“那晚他喝醉了,我也喝了酒,我有尝试逃走或者叫,但我动不了,我是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翌日起来,Zin看到侵犯他的人在身旁,一阵恶心的感觉涌现,但他只能瑟缩在床边,静静地哭,“然后我尝试联络相熟的朋友,跟他说发生了这件事,我不知该怎么办…”

事情发生翌日,Zin在朋友陪同下,选择了向对方对质,“我问他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说不记得、完全不知道。”对方有道歉,但弥补不了他的创伤。这次的对质,Zin事后回想,觉得其实来得有点快,“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没事,但其实我还没manage到在自己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那以后,他一直很抗拒见到这个人,“可能是几个月后吧,在一些活动又看到他,当时我是忍了下去。”大概一年之后,有朋友不太知道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可能知道一点点”,尝试劝和,他以为可以尝试再次来往,“但其实整个关系都是很toxic,那个人也很toxic,我是用一种很讨厌他的心态去和他再次做朋友。”然而,后来对方的态度还是让Zin决定要断绝来往,“我跟身边的朋友说,我不想听到那个人的名字,也不想见到任何关于他的东西,到现在也是。”

最初发生这件事之后,由于Zin当时的伴侣患有严重抑郁,因为要照顾另一半,以至让他无暇去细想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也要让自己看起来是“OK”的,于是他把感受与情绪压得很低,“有点麻木的状态,有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没什么,把那件事缩得很小。”

Zin说,最开始把这件事情讲述出来的时候,他有种感觉是在说别人的事,因为没有处理过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没有正面地去处理过,也没有怎么哭过。”他有尝试过跟一直求诊的临牀心理学家谈过这件事,但对方却告诉他,“你把这件事当是一个bad experience就算了。”这个说法,有令他想,“如果这只是一个bad experience,那是不是多些bad experience,这件事就不会显得那么糟呢?”

这个念头,让他过了非常糟糕的一年。“有进入过toxic的亲密关系里,自己其实也会有情绪困扰,很容易会想在别人身上寻找一些安慰,也会误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会想,我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加害者?”现在回想,Zin坦言寻找其他更坏的经历来“取代”上一个坏的经历,只是令自己的状态更加差。

因为这样,Zin开始检视自己的伤口,并且尝试把感受书写下来,“我觉得要去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对他来说,第一步是要承认伤口的存在,“是整个healing的开始,以前我没有承认过那是一个伤口,但都会有很多情绪。”

承认了伤口的存在,接下来是一连串与自己和解的过程。Zin说,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过去他总是不断地去检讨自己,即使是对方伤害了他,他还是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就算在一些活动里面见到对方出席,他也要迫自己去接受,因为觉得应该要大方,不要剥夺对方出席的权利。“那就自己忍了下来,变成自己也很大起大落,没有平衡点。”

“直到这一年,我才发觉不是我的错,他就是一个混蛋。”这一年来,他都在慢慢面对、处理自己的伤口,“要哭的时候就哭,也要找信任的人去倾诉,那件事才慢慢开始recover。”对Zin来说,现在的伴侣所给予的陪伴,也给予他很大的安慰,“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哭了起来,他可能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但只是抱着我,我发泄完之后就会感到好一点。”他觉得,一个好的支持应该是要很纯粹,就是按照对方的需要,给予所需要的支援及陪伴,“而不是一直在追问,只按自己的想法而去给予。”

目前Zin说离开了一个很混沌的状态,开始慢慢寻回生活的节奏。作为性/别小众,他庆幸当跟身边的朋友谈及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都能得到“合理正常的反应”,但他也有意识到自己这个事件的特殊性,“我们都是性/别小众,所以这件事…首先要看人们对于性侵的定义是什么,即使我要控告,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法例可以告,可能最多会视为是非礼(猥亵侵犯罪)。”

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里面有关性罪行的部分,强奸(Rape)的定义仍然只适用于男性对于女性所犯下的罪行,当中男女的定义为出生证明书上所载的法定性别。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在2019年发表的《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中,曾建议应摒弃“强奸”一词,并建议一项“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包括以阳具或非以阳具作出的插入)进行的性侵犯”的罪行;同时亦建议性罪行中阳具和阴道的定义,应包括由手术建造的阳具、以及由手术建造的阴道与外阴。惟相关建议至今仍未落实,跨性别人士遇到性侵的话仍未能受到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Zin亦慨叹性侵在香港本身的定罪率低,也是他觉得不会寻求司法途径的原因之一。据香港立法会秘书处的研究显示,香港过去10年首次审讯的成功定罪率只有12%。“你努力完之后会得到什么呢?可能是告不赢,然后又会在录口供时让自己更崩溃,让自己更差,好像什么都做不到…”

身为重要他人,如何陪伴及减少二次伤害?

在风雨兰担任辅导员三年多的Anna,除了与幸存者同行外,也在辅导工作里面接触过不少幸存者的重要他人,包括家人、伴侣、朋友。

在复元的道路上,如何能够好好地接住性侵幸存者,重要他人是很重要的因素。Anna说,过去她看到幸存者身边的亲友,很常会呈现出两种反应的状态,“一种可能是反应不够,当别人去跟他讲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异常冷静及理性,会令受害人有种感觉是那件事在对方眼中不重要。”

与之相反,另一种则是过度反应,Anna说:“可能会呈现得非常激动,其实是出于一份在乎,但这些状况可能会让受害人产生焦虑,担心自己会否成为对方的负担。”对于幸存者来说,重要他人如何回应,都会影响到随后的复原道路,严重的话则有可能带来二次伤害。

Anna去年曾经举办过一个支援者分享会的活动,邀请公众参与,练习成为性暴力幸存者的重要他人。那次的经验里面,让她感到社会上多了人认知到支援者的重要性,“很多人真的很有爱地,就是想来学习如何支持身边那个人。”

有人问过她,与幸存者相处的说话技巧可以是怎样的,Anna坦言,没有一句说话是灵丹妙药,伤害话语固然应该避免,“但最重要还是那个心态,支援者的角色未必是要去帮助(幸存者)解决问题,甚至有些感受例如伤心、恶心…那些都是受害人在康复过程里面需要真实经过的情绪。”她认为支援者的陪伴,一方面是让幸存者能够对抗孤独,一方面是能够对抗羞耻,“让幸存者知道,我看到你有很多辛苦,我在乎你的这些辛苦,我会想要陪伴你。”

风雨兰总干事庄子慧表示,根据过往的经验与研究,性暴力受害者的复元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当中需要的时间亦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容易受到二次伤害,身边人与社会上的不理解亦会阻碍TA们的前行。“将事情说出来的时候,朋友、家人、专业人士、或者司法程序里面的人,有机会我们的反应都会很影响下一步。”

庄子慧认为,有时候社会或身边人的反应,可能是因为对于性暴力的认知不足,过往普遍都是透过法例上面而有所认知,“但现在其实当我们不同意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性暴力的行为。”如是,当法例无法控告或不承认的时候,公众或会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很多人会出现一些想法,可能是原来男性都会有强奸发生吗?或者是跨性别人士都会有吗?”

风雨兰的服务对象以女性为主,庄子慧坦言,当有性暴力事件发生在女性身上时的候,社会上也明显会有声音施加责任予受害者身上,“例如为什么你晚上出门、为什么你喝醉酒,这些都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状况。其实性别的人士可能连想像的空间都没有,即觉得事情会发生在他们们身上,也导致更难去寻求协助。”

然而,如何才能获得疗愈,每个个体所需要的都不一样,而所走的路途或许亦很不一样。有人会透过司法体系寻求公义、让加害者接受审判,但在过程中或会因为需要重覆述说、在法庭上作证而继续承受二次伤害,甚至不一定能成功定罪。庄子慧说,“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司法程序,最后告不入,其实对他们们也是一个影响。”

在司法以外,也有不同寻求公义的路径,例如叙事公义(Narrative Justice)、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叙事公义(Narrative Justice)提倡以叙事的方式作介入,让受害者能够叙述及说出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种赋权的过程。“当司法里面有一些案件处理不了,我们就尝试找一些其他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叙事实践)小组,其实就是想在司法以外,给予他们们一个肯定。”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Zin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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