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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沙坪(转)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纪录片通过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到1970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迁至四川眉山。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年,《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该报道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道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滥权腐败迟早会像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成为中国医疗改革的动力而不再隐匿其中的本质。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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