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導演 Aaron Schimberg 和演員群的各訪談，梳理出《非常男人》角色之間的隱喻、電影的符號象徵，以及導演如何回應傳統電影對身障者的刻板印象。

有感覺得出來導演（鍾孟宏）想要還原歷史的「真相」。但是，透過小莫（白色恐怖受害者的遺族），將過去所有的關係人串起來，其實真的稍嫌牽強。

本篇整理導演針對《懼裂》電影的重要象徵以及隱喻，Coralie 亦有親自解釋：為什麼走廊是橘色的？浴室的象徵是什麼？怪物代表個人的解放嗎？結尾的清掃車是必要的嗎？

《荒野機器人》將羅茲設定成一個只為了完成工作目標的機器人，在照顧亮亮的過程中，羅茲也逐漸以自身的行動回答：我是誰？從哪來？該去哪？

《誰偷了垃圾桶》將劇中設定成接受賄賂的印度社會，或多會少也反映了印度的現狀，也因此馬哈拉賈以及瓦拉達拉傑督察，兩人之間的正面與負面行動反而能相輔相成。

成為女人是她唯一的生活動力，但最終也因此壓誇了她。一紙藍圖，卻花了一輩子也實現不了。

《角頭：大橋頭》作為台灣長壽的電影 IP，近期的輿論也頗有言詞。對我而言，真正纏著多數觀眾內心的，仍舊是生澀且直面的粗話台詞，以及過於外顯的霸氣與衝動。

時間雖然終究會過去，但是痛苦不盡然會因此消散，可能會在另一個人的生命裡延續。

電影雖然主打情慾的畫面，然而，卻不會帶有男性凝視的強逼與服從。四個角色之間的性愛，反而敦促著觀眾直面回應，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性愛，在關係中缺失的我們可以獲得什麼？

文夏一個人的影響力足足跨越了一甲子，如果將文夏比喻成台語歌壇的開篇，後繼出現的台語歌曲都可以視為註腳。

「不是所有關係都可以和解，只是我們可以嘗試去理解那個不容易，就算他再不好，我們也曾經有很好的時候。」

霍斯一家與慘絕人寰的集中營僅一牆之隔，一家人如何對尖叫聲、槍聲、哭聲習以為常，在日常生活中以「科學的理性」實踐「邪惡的平庸」。

兩人之間的羈絆無法輕易斷離，當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偶然撞見你之後，那個十字路口對你我的意義就不再一樣了。即使在分離之後，我的人生裡仍舊有你的影子，而你的人生裡也必然會有我的餘溫。

透過《富都青年》，我們可以重新思考，那些同樣也生活在馬來西亞，卻被刻意忽視的無國籍者、在富都苟延殘喘的靈魂，也是馬來西亞的子女嗎？

《五月雪》的阿英透過自己的行動和反抗，保留對已故親人的記憶，以及 49 年來不曾停歇的哀悼。

《之前的我們》以人生抉擇溫柔地回應了，一段關係的修成，也必然暗藏著一段關係的離去。正如諾拉、亞瑟、海聖三人的關係。

此為大四下課程《閱讀電影文化》的課堂討論摘錄。《銀翼殺手》的黑色電影元素、我如何知道自己真實存在？眼睛的隱喻？Tyrell 生產的複製人為何要像人？

「人們常說的不完美，實際上它們是美好的事；我們選擇讓哪些人進入我的小世界知道這些事，而彼此將可以共享這些美好的小缺陷。」

將一個身分符號化反而開啟了共享的可能。在蝙蝠俠以及班克斯的例子中，都展現了共享化身分後的公共性「可以使用，但不可擁有」

西裝筆挺的威門和意氣風發的 Evelyn 在巷口的對白值得讓我深思，威門抽了一口菸，望著 Evelyn 說了：「到不了的地方都是遠方」

在黑暗騎士裡，蝙蝠俠對戈登警長說：「我要讓蝙蝠俠成為一個精神象徵，每個人都能是蝙蝠俠。」

要不此生以英雄之姿離世，或者，看著自己在餘生成為個惡人。—〈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 2008）

海德格提出未來可能將會出現人力資源的預言，這個探問卻敲響了對於工作意義的辯駁「為甚麼我們要工作？」

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提出了對於所有程式設計師的質疑：我們用了甚麼數據訓練機器？這些數據如何取得？更重要的是，是誰決定要用這些數據的？

媒體與閱聽人的關係一直都是雙向的，買賣雙都必須同意這筆交易才會成立，因此單就新聞層面來說，不能全然地怪罪媒體，閱聽人也有影響媒體的能力。

不正是因為這些傷痛、憂鬱、挫折，才讓我們能感受到自己真正活著嗎？感受這些情緒本來就是我們身而為人的專利，深植在所有人的基因序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