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三不朽“的看法

今人提到王阳明，除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外无物”这些常见的命题之外，可能还会想到一个“两个半圣人”的名单。有好事者对古今圣贤进行评议，认为能够满足“三不朽”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孔子和王阳明，曾国藩也可以算作半个。或说这三人中，又以王阳明所作功业超过孔子，开宗立言又强过曾国藩，所以只有王阳明一人可称作“真三不朽”云云。“三不朽”这个评价标准出自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左传》记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个标准是古已有之，王阳明及同时代的人不会不知道；至于后人将“真三不朽”头衔冠于阳明一身，王阳明本人怕是会不以为意。

王阳明本人虽然没有对“三不朽”这套评价标准过多置喙，但从他讲学及书信中留下的言论，以及从阳明自己学术中的基本立场来看，他至少不会把“立功”这一条看的这么重；或者说，这三条除“德”字与“希贤希圣”的事业有关之外，其余都只是形式上的追求，是心学传统所谓“支离事业”、“躯壳上起念”，如果过分追求它们，对“做圣贤”这一至高目标反而有害无益。

在阳明弟子薛侃所录的《传习录》中，王阳明对“事功”与“做圣”的关系有过两段非常精辟的议论。首先是他的弟子蔡宗兖（字希渊）在比较孔子与伯夷、伊尹时，认为他们三人的才智与能力有差别，所做的事功成就也有差距，疑惑为什么孟子把他们都称作圣人。这里蔡宗兖明显也是无意识地用了“三不朽”中的标准，从故人所做事业的大小上比较，这么看孔子三人的成就肯定有差距，是不是就有人在“滥竽充数”，“不配在圣人之列”呢？王阳明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是足色方是精。” （《薛侃录》五）

在这里王阳明用了金的成色来做比喻，精金之所以是精金，在于其中没有一分铜铅等杂质，而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也在于圣人之心没有一丝人欲的混杂，纯是天理。接着，阳明继续说：

   ”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岁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同上）

圣人的才力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心都是纯乎天理而没有人欲混杂，就好像一块金子只要足色，无论分两是轻是重都是精金一样的道理。这里阳明的意思已经很明显，评价圣人的标准不在于才智、能力或所成就的事功大小，而只在于他的心是否能够与天理一；心与理一，所作所为纯是循天理而为，没有一丝人欲、私意的干扰，这就已经是圣人了。所以说：“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圣人所就只在循天理一途，后世以功业大小给“圣人”分个三六九等，搞出“两个半”的笑话，虽然抬高了阳明，但与阳明所教早就谬以千里。

王阳明这段议论发表之后，弟子徐爱补充说道：“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在阳明和他的弟子看来，不去道德行为的主体——心上下功夫，而专去知识才能上与圣人攀比，这就是舍本逐末的“支离事业”，最终反而养个爱慕虚荣的心，不止无法“纯乎天理”，反而愈发陷于人欲而无法自拔。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阳明上面的议论中，其实也未免对圣人的才力进行比较。比如他说尧舜的才力有万镒，孔子的才力有九千镒，伯夷、伊尹的才力有四五千镒等等。其后果然又有弟子来替圣人攀比较量，该弟子问：

   “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两，以锻炼喻学者之功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薛侃录》十三）

阳明听到这个问题，首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弟子还是只注重外在功业的形式，又出于“躯壳”上的人欲，替圣人“争名夺利”。这与好事之人比较孔子、阳明的事功、又比较阳明、曾国藩的言教，恐怕也没有什么差别。接着，阳明说道：

   “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的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同上）

真要做希贤希圣的事业，首先就要去除掉“比较分两的心”，这个“比较分两”的意图就已经是人欲，而非天理了。不去除掉这个心，还是一直沦于人欲，好的便只想着在功业上攀比，差的便开始追求名利钱财，遂成今日天下“熙熙攘攘”之势。今人崇拜王阳明，大多还是崇拜王阳明的事功成就，偏偏不看重阳明在“存天理，去人欲”上下的功夫，殊不知这种对事功成就的崇拜每多一分，则天理减去一分，人欲也增多一分，早已不是阳明原教了。阳明接着说：

   “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什么，可哀也已！”（同上）

阳明所批评的“后儒”把力气用错了方向，不知道做圣人要从“此心”下功夫，反而一味“希高慕大”、好高骛远，硬要自己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以饱受人欲蔽塞的邪心去追求尧舜一般宏大的事业，不成功还好，真要成功只怕反而贻祸天下。所以阳明在他的书信中说道：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答顾东桥书》）

阳明感叹，现如今天下欲学圣人之人，被习心诱导，不知体认自心的天理良知，纷纷追逐名利功业，已沦入禽兽之道而不自知。表面看着人人都在读书学习、扩展才能，内心却都想着争权夺利，所以阳明感叹：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亦卒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同上）

学者追求功利，无论是圣贤之道还是佛老之说，都成了追求更大名利的工具，渴望“建功立业”的欲望荼毒人心，最终成为人人皆有的恶劣习性，已经几千年了。今日的情况更是如此，人人无不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比较分两”，各人生子无不渴望其“博闻强识”、“多才多艺”，真是阳明所谓“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以至于少年心理荼毒扭曲而师长尚无所知；既长则又沦于功利驰逐，争先恐后，竞相倾轧，少则慕上，老则恋权。阳明之叹，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