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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的阴暗面: 性别与国族暴力的交织创伤

“如果要说运动让我感到最可惜的事情,那就是,三一八,让我们这些进入三十代的人,集中了当时所有的光环。在我们更之后的一代,他们在公共领域的缺席或者没办法露脸,那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失职。是我们把机会都集中在黄国昌、柯文哲、还有那些头部领袖身上,但没有给下一代打出头的机会。”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许佳琦
原文发布时间|03/20/2024

创伤事件侵害了受创者的自主性。她的身体被侵犯,被伤害,被玷污了;对身体功能的控制力也消失了;一般认为,经历战斗与遭到强暴后,这种控制力的丧失,通常是创伤中最耻辱的事。⋯⋯创伤事件也因此摧毁了受创者的信念,他们不再相信与他人产生连结时,还能保有自我。

——Judith Herman,《创伤与复原》

2014年3月18日晚间,台湾爆发近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太阳花学运。起因是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通过的社会运动者与学生组织,在国民党立委将法案违反议事程序送交存查后,冲进立法院内,随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天的占领行动。

尽管这场运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退场后,台湾短时间内积蓄了大量的社会能量与共识,几乎影响了后续十年的政坛与社会走向,但同时也对参与者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伤害与影响。

歪脑记者采访多名当年来自立法院内、行政院外、以及街头守候的参与者们,聊聊三一八运动十周年,他们如何反思当年的性别、国族身份、与运动创伤。

男性主掌决策,女性协调意见:十年后回溯的场内性别观察

在十年前的今日,Audrey(化名)正与朋友在立法院外的青岛东路街头彻夜未眠。她起初只是想去看看当天冲进立法院内的学生与朋友,自身并非社运抗争出身,也非长期关注政治的平凡大学生。Audrey提到,在三一八后几日,交通管制还不严格,“有人注意到(议场)里外沟通不是很顺畅,就询问现场志工,愿不愿意进去看看状况。我跟一个女性朋友就答应了。”

不过进到立法院内,过去完全没有社运经验、自认“社运菜鸟”的Audrey,很快就注意到里面的权力分配问题,使她的任务也相当难以达成。

“我跟里面主要在组织的那些人、还有所谓的主要的干部之类的这种人,完全不认识。进去第一天起,我就四处找人讲话,想了解为什么里面跟外面没有沟通、出了什么问题这样。但因为我没有那些既有的社运网络,一开始根本没人鸟我。”

但几天后,她注意到干部圈里面,确实有一些男性对她与她的女性朋友“特别友善”。

“我觉得这也是性别角色的一种。大家多少都会觉得,她是女生,她不会来跟我争权、争曝光。再加上有些男性就是对长得还OK的女生,会态度比较开放一点。所以只要不太aggressive的话,尤其是男生,通常都愿意卸下心防跟我们讲话。所以几天后,我就慢慢跟一些比较自认是核心的人接触,到退场前也加入了决策小组。”她描述了在立法院内的主要组织,包括国际组、物资组、新闻组、组织组等,“其实很多领导者都还是女性,但相对的曝光还有英雄叙事,相比(男性)都非常非常少。”

由于立法院内的状况并不透明,但立法院外的声援者、支持社团,急需了解内部状况,协助决策,因此当时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联系内外的沟通、凝聚共识。这样的分工,确实也是相对性别化的,即:男性主掌决策,女性协调意见。而且,尽管有许多女性干部,但权力关系的展现,也体现讨论时,彼此的话语权与态度上。

“工作会议是非常痛苦的事。有每日的新闻汇报,各自的议程,常常要开五个多小时以上。大家情绪难免激动、或觉得自己发言没被重视、在乎的议程没被讨论。我印象深刻的是,当男生们激动、骂脏话,大家会很爽;但如果女生想讨论感受、体谅别人、甚至忍不住落泪,就会让很多人感到很烦,觉得‘我干嘛要在这里看你哭’,也有女性才站上台讲这些事情,就直接被打断。阴性特质在那里是不受欢迎的,好像只有阳刚才是对运动有益的。”

Audrey说,“但我认为,谈论感受、情绪,这些软性的东西,才是运动本身、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来源吧。这场运动,本来不也是在强烈的情绪跟连结中诞生的吗?”

另外她也提到,例如工作会议,“如果长得没有特别好看的女生,又有很多的情绪表露,男生会很明显不耐烦。”与此同时,Audrey也因为完全不懂社运既有的人际关系,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分享秘密、诉苦”的对象——“几天后,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比较‘猪哥’(好色)的组长,他对我们其中一人有兴趣,愿意带我们进小组,加入工作会议。”

“事后我都跟我的朋友说,我们是利用父权,来反制父权,然后渐渐进入这个运动的核心。”Audrey开玩笑道,但她同意,这是相当toxic的权力结构,也伤害了许多参与者。

“这也是我直到运动结束后,今天想起这个运动,心里还是有一点批判的原因。”

在关于社会运动的性别伤害研究中,主要可以被归类为以下四种。然而由于社会运动是一个长期过程,也并不因运动中止而关系结束,而是在团体动力、权力关系的竞逐下,使得这些伤害时常彼此交错,并且往往更容易被忽略,或隐藏在国族论述之下。

  1. 亲密关系内的伤害:由于参与社会运动的高度张力、危机压力,对参与者造成亲密关系的伤害。参考来自于郑敏在2021年的论文〈广场与情场:女性学运参与者之亲密关系探析 〉

  2. 决策圈的性别不平等:常见如女性负责行政事务,但决策、曝光或受瞩目的通常是异性恋男性领袖,诚如Audrey在三一八期间,待在议场内的权力关系分析。

  3. 权力不对等的性伤害:参与者受到组织领袖的权势骚扰。这些在运动期间,由于时间过短,几乎难以辨识;也有许多个案,会隐忍至运动结束后、或多年后因才出面指控。例如著名医师柳林玮,在运动时期担任医疗组成员、并创办网路媒体“沃草”。然而却被3名女子指控性骚扰,遭判刑8个月。

  4. 警察暴力:警察或当权者为了镇压群众,透过国家制度展现的性暴力。

另一位受访者Oscar,在三一八运动中,是尚未出柜的男同志。他也有类似的观察。

“有些人是决策圈比较核心的人,他可以选择告诉你一些资讯、显得他懂很多判断,所以当时确实会有‘知识不对等’的崇拜关系。很像师生恋的感觉。那时候确实是有发生这些事情。那些关系后来,就我所知,也没有善终。不只一起,而是有蛮多类似的事情,并且真的几乎就是男性对女性。”Oscar说。

除此之外,他也提到,那个时候很多为了讽刺政治,出现以男同志为比喻的性玩笑,比如“马英九跟习近平就是‘肛肛好’等等。”

“我们平常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应,可能就会用‘你很无聊唉’之类的来带过。”Oscar认为,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大的暴力,但是许多微小的恶意玩笑、忽视多元意见,在社会运动组织内部平常怎么样怎么样去组织、去分工、去互动,“这些行为就会如实呈现在大规模运动当中。”

而到了九年后的2023年,人们看见Metoo从主张进步的民进党爆发,甚至也有不少被指控者是三一八的参与者。

“我们看到的这些暴力事件,其实也都只是平常,我们怎么生活,它就怎么展现,只是浓缩在‘那一个时刻’而已。”

带着内疚感前进的这十年:他们怎么思考伤害与成长

另一位参与者Lily,是一直都待在议场外的参与者。

“如果要我现在去想specific的案件,有点困难。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直是会有关联、有延续性的,这十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Metoo事件在进步圈一直爆发。通常都是年轻女生,也有年轻男生,可能受到三一八启蒙、想进圈子、想认识人,这时候如果有人出现,说自己人脉很广、也了解圈子,就会出现明显的权势落差。”

“其实在去年台湾爆发Metoo之前,就每隔几年就会爆一次,从三一八之后开始到现在都是。”Lily说。

对她而言,值得思考的是,要怎么跟这些“同样是进步价值”、却也可能是潜在加害者的人相处。

“我也遇过圈子里的人,从三一八崛起,后来到处约炮、也会试图跟我聊色,比方说跟我谈性爱分开、情欲流动之类的概念试探我。但我一直都只是有意识的跟他保持距离,因为工作还是要联系。直到去年六月,他才真的被爆出来,就是Metoo的其中一人。”

“我也很好奇,其中一个领袖因为多起性骚扰案,后来出国念书了。可是当时参与运动的很多女生,今天仍然跟他非常亲近,都会找他玩、找他吃饭。所以我一直很疑惑,既然大家跟他都是好朋友,那么,他应该还是个好人吧?毕竟我认识的这些女生们,性别意识都很强、也都很好。”

“我觉得那到今天都还是很难解答。”

至于Oscar则提到,在这次Metoo爆发之初,几位年轻的女性民进党党工,有几位都是在三一八之后,更小一辈的“反课纲”运动投入政治的新世代。

“如果要说运动让我感到最可惜的事情,那就是,三一八,让我们这些进入三十代的人,集中了当时所有的光环。在我们更之后的一代,他们在公共领域的缺席或者没办法露脸,那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失职。是我们把机会都集中在黄国昌、柯文哲、还有那些头部领袖身上,但没有给下一代打出头的机会。”

当讨论政治创伤与疗愈:如何重新建立连结

“对我来说,这十年大概就是让我发现,世界不是照着我们的期望在走的。”

Lily坦承,运动结束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对社会缺乏信任感。看到当年的领袖与参与者会很没信心,对时事充满焦虑。到了香港的雨伞运动、爆发反送中抗争,连看直播也让她多次流泪,“甚至做恶梦,会把当年两边的场景叠在一起。”

尤其随着2020年以降,台湾小型政党的溃散,“很多我们当时希望的、可以持续壮大的价值,会逐渐让你感到失望。然后你知道,自己未来会继续悲观,当年包括时代力量、台湾基进,都泡沫化了,只有柯文哲的势力变大了。”

她觉得,三一八带来的启蒙,虽然让自己更加爱护自己的历史与家园,但自己却似乎也要继续被从那时候缠绕不散的“亡国感”继续牵着前进。

“这些事情,都让我变悲观,好像不得不被勒索。亡国感没有随着运动散场、或民进党执政而消失,我也只能...你知道有人想用亡国感绑架你,但好像只能吞下去。没有余裕,只能为了这件事情继续焦虑。”Lily说。

在台湾,长期关注政治暴力与创伤研究的中研院副研究员彭仁郁,曾经对三一八参与者的创伤与复原,进行多次团体工作。2014年开始,她接触了在行政院遭到警察暴力的参与者,并与超过30名成员进行团体工作。去年底,经过当事人同意,她将其中7位成员的团体对话,透过演员重新演绎录音,规划成“带伤前行”展览,讨论抗争者在经历心理创伤之后,是否还有疗愈的可能。

彭仁郁说,学理定义上,心理创伤(trauma),必须是要在一个严重的暴力事件,个体面对了生死危机,或者身心完整性遭到破坏的情况。并且在世界上的信任感、安全感,在暴力发生的瞬间,完全被打破。

在研究心理创伤的学者赫曼(Judith Hehrman)代表作《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提到最大量的创伤个案,往往来自于国家暴力如战争、性侵,或者家庭暴力如乱伦、虐待等人际暴力创伤而来。也因为他们的叙事长期不被聆听,不被相信,“这个主体,从此对社会的经验产生了断裂。”

“并且这些人,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后延性’(aftermath)。即使当他们离开了伤害地点,时间点,客观上我们知道自己安全了,但是信念不会被重建。所以例如越战退伍军人,已经坐在自己家的客厅,却还是一直听见同伴的吼叫声、肢体残缺的画面。”

“客观上他们已经离开灾难现场,但心理上却没有,他们从此被冻结在那个时空里。”

那么,这场运动里,严格定义来说,谁有创伤反应呢?学理上的定义,当然是缩限的,但创伤也不是当天晚上事件发生,伤害立即的有或没有。创伤来自于关系的断裂,因此也可能是线性的延展过程。彭仁郁提到。许多人的创伤,往往来自于经验与关系的断裂:

因为运动决策的问题与挫折,跟自我的关系断裂;因为难以言说的遭遇不被社会理解;而跟社会的关系断裂;又或者因为受到伤害,与伙伴的决裂……

“这是个多层次的关系断裂,这是创伤最核心的部分。反过来看的话,疗愈的方式,就是找回连结的可能。”

彭仁郁提到,在行政院事件后,她组织了小小的互助团体,“就算外界不相信我们,参与者里,甚至有人走在路上都会害怕。可是起码在团体里面,我们彼此相信。我们认得出彼此。这是大家彼此连结的地方。当然这只是起点,不可能只做六次团体,讲讲话就好了。大家只是找回连结感。之后就是要开始想像,我带着关系建立的经验跟信念,再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试着跟别人建立关系。”

三位当时都是学生的年轻受访者们,也经历了投入运动的热忱、对运动退场后的失望、以及自我反思的历程。三人后来的求学与职涯选择大不相同,有人投入公共部门,也有人在跨国组织任职,但同样地,三一八都成了他们人生的转捩点。

当年在青岛东路上,在景福门的空拍机画面里,在立法院二楼、在深夜行政院外见证警察集结,那些画面随着每个周年纪念,彷佛都在提醒他们必须回顾自己的质问与成长。

“有人重新回到组织,有人离开组织,也甚至有人自己创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些行动,其实也都是一种找回主体性,有意识的自我疗愈。”彭仁郁说。

Audrey在后来投身倡议工作,Oscar则在前阵子离开公共部门,回到校园。他认为不管坚守体制内奋斗、或者选择离开,这十年台湾依然改变了许多。

“当我们在回顾,谈三一八是不是面临了某种消散?我没有那么悲观。”他说,即使大家都在民间‘练功’,有的人出国念书,有的人投入政治,也有人心灰意冷离开原本的领域,甚至跑去当Youtuber。“我还是有信念,未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还是会彼此连结,再一次集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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