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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黎巴嫩难民营工作者|讲座摘要

难民问题是一个利益关系交织的复杂网络,其形成演变牵涉到不同国家、种群、经济、政治及文化等。 解决难民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就,但如何力所能及地为难民提供帮助,是值得每一个能被称为"世界公民"的个体思考的问题。 此次讲座我们基于受访者的亲身经历,从多方面了解难民问题现状,及探讨帮助解决措施。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摘录。

主讲人

詹尉珍 

  •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共同未来”黎巴嫩办公室项目官员
  • 驻前线志愿者
  • 黎巴嫩大爆炸亲历者

主持人

杨晨

  • 围炉联席总负责人
  • 香港城市大学英语系学生

杨|杨晨

詹|詹尉珍

杨|感谢您在黎巴嫩百忙之中参与这个讲座。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地叙利亚难民的情况吗?

詹|好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是接壤的邻国,他们在历史上也渊源颇深。直到20世纪下半叶,黎巴嫩都处于叙利亚的控制之下。因此,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很多叙利亚难民直接逃往黎巴嫩。一开始,黎巴嫩政府采取了全盘接收的政策,后来逐渐收紧。当地最大的难民营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夏蒂拉(Shatila)难民营。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勒斯坦难民逃至黎巴嫩。于是,黎巴嫩政府划出一块区域,让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居住于此。因此,夏蒂拉难民营成为了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当然,现在其间也居住着很多叙利亚难民。此外,黎巴嫩还有一个贝卡难民营,是距离叙利亚最近的难民营,紧邻两国边界。

杨|那么您在前线是如何对这些难民营进行帮助的呢?资助的方式是否会根据难民营的位置而变化?

詹|就夏蒂拉难民营来说,我们通过与难民营中的机构进行合作,开展一些项目。3月份,疫情在黎巴嫩刚刚开始蔓延,于是我们就与Alsama中心合作,给夏蒂拉难民营中的难民发放了防疫物资,里面包括食品与卫生用品。考虑到当时整个黎巴嫩都采取了封城措施,各种商店不再营业而许多难民没有工作,吃不上饭。因此,我们当时决定向难民捐助食品。此外,我们也开设了一些类似于“食物银行”(Food Bank)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视频截图,完整视频可与微信公众号上查看

这个模式主要是让难民来到超市,自行选择需要的物资。视频中穿蓝色衣服的是志愿者,其他的都是受益人。选择这个模式主要是因为夏蒂拉难民营中各种基本设施虽然陈旧,但还是比较完善的。难民营中有超市、医院、街道而我们拥有一份难民名单,按照名单统治难民到这个超市免费选购东西的具体时间。设置志愿者主要是防止他们选购烟酒,因为这违背了我们救助的目的——为他们提供急需的食品。在贝卡难民营我们的做法不同:直接列了一个食品清单,去超市采购后我们自行开车去贝卡。因为贝卡难民营里都是帐篷,又距离市中心较远。

杨|根据这张照片来看,这些难民好像是没有口罩的保护,是吗?

詹|我们确实没有提供口罩相关的一些援助。 因为在三四月份,黎巴嫩的口罩有些短缺,而难民营本身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离外界较远。 因此,需要做好消毒防疫工作的是我们这些从外面进入难民营的人,因为一旦有一个携带病毒的外人进入,可能导致病毒在整个难民营扩散。    

杨|据我了解,黎巴嫩政府不允许叙利亚难民从事一些签署劳动合同的工作,而如果企业违法雇用,好像会面临巨额的罚款。 您了解这样的情况吗?

詹|是有这样的规定,其实黎巴嫩政府的初衷是要促进本地就业。 因为本地黎巴嫩民众的失业率已经很高了,所以他们希望企业尽可能地雇佣黎巴嫩人。 但是对于叙利亚人来说,黎巴嫩政府开放了三类行业。 一是建筑,比如施工工地这些地点;二是服务行业,比如餐馆的服务人员;此外还有农业。 这三类工作可以招聘叙利亚人,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黎巴嫩政府不允许叙利亚人从事比较体面的工作,比如医生或律师。 在实际生活中,我也遇到一些叙利亚难民是在 NGO 的小诊所里面从事护士工作,或者打零工。 这些情况也可以赚取生活费,但不会得到劳务合同的保障。

杨|提到叙利亚难民对于黎巴嫩的影响,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数据:截止2014年年底,有17万黎巴嫩人因为叙利亚难民危机而陷入贫困。 是不是因为叙利亚难民的大幅涌入,使得黎巴嫩本就脆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为困难,从而造成一些排斥难民的现象?

詹|我不清楚有没有排斥的现象,但是实际上,黎巴嫩人口也只有600万,其中150万是叙利亚难民,相互之间肯定会面临工作机会上的竞争。 但如果说黎巴嫩人对叙利亚人产生一些不良情绪,我本人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因为很多开展难民救助工作的都是黎巴嫩人,比如说我们合作伙伴Nadia一直在NGO中从事救助难民的工作。她是黎巴嫩人,她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而母亲是黎巴嫩人。之前我们去做“爱心供养”活动时,也认识了一个为叙利亚难民提供住宿哦的黎巴嫩商人。 别人不理解他的行为,而当时他表示自己有义务去帮助他们。

杨|那么在难民营的社区中,存不存在一些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以及早婚早育的情况?

詹|性别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实际工作当中也有碰到,这个是与伊斯兰文化传统相关,女性要居家,而男性外出务工。 难民营里大部分女性还是带着头巾,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体。 而且难民营就像中国的小村子,家家户户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大家觉得女性应该待在家里,你要是出去工作,人们反倒会说闲话。 之前,我们开展英语课时,一个已经订婚的十七八岁女孩来上课, 身着全黑的穆斯林服饰,也不爱說話。上了几个月课以后,她变开朗起来,愿意与别人倾诉家中之事。 随着課程的深入,她感受到自己想要学习的愿望,不希望这么早嫁人,于是便与家人商量取消订婚。 穿衣风格也从原来的全黑,逐渐变为现在的五颜六色。

杨|所以通过上英语课,这些难民获得了心态上的转变,敢于去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命运。 那么你们是否会培养一些职业技能,让他们有自立的能力呢?

詹|是的,我们女性赋权项目的第一步,就是缝纫课的培训,希望通过这些课程让她们获得一技之长,掌握一门赚钱的手艺。 我们国内团队会设计一些阿拉伯风格的帆布包,而难民妇女会去缝纫这些产品,最后运回国内销售。每缝一个包,她都能获得一部分的收入来养活自己。 经济上的独立能够促进女性在其他方面的独立。

杨|目前国内有很多人反感中国慈善组织去帮助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要先照顾好中国的弱势群体,比如西部的留守儿童。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詹|就我自己个人的经历而言,黎巴嫩大爆炸的时候,捐助人很多都来自中国。 所以从我自己接触的小圈子来说,中国人对我在黎巴嫩的工作还是挺支持的,会经常询问前线的一些情况,也会定期做捐款给前线的组织。

但是,实际上,中国NGO去国外开展国际救助活动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大部分的NGO还是在国内开展救助工作。 因此,我觉得既然很多人都关注国内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去关注一下国际层面的问题,去实际地去开展工作。

杨|有一位观众提问难民营中残障儿童的情况,你们会提供相关援助吗?

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就是爱心助养的项目,其中有很多是残障儿童。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残障儿童大概10岁左右,我们每月给他固定的补贴。 他的腿有点毛病,所以家里有轮椅。 但如果不坐轮椅,腿也可以靠墙行走。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还挺开心给我介绍他的小推车。 我问小推车怎么用,他说他平时扶着这个小推车去捡破铜烂铁卖。 我感到非常震惊。 然后我就跟家里人说,我们现在每月给小朋友提供资助,你不能再让小朋友去卖破铜烂铁。我们为了保证这个项目的钱花在孩子身上,在支付钱款之前,会跟每一户监护人签订协议,要求他们不让孩子早婚或是务工,一旦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会立即终止资助。 通过这种方式,来促使家长履行监护人的义务。

杨|那么难民营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口贩卖、人口绑架的情况吗?

詹|我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但碰到过一个相关的例子。 我们有一天去一个受助人的家里,这是第一次去他们家。我们坐下来与家中的母亲聊天,一边询问孩子的情况,一边看着孩子。 那个孩子大概五六岁,似乎觉得我们的聊天内容不对劲,就跑过来,低声询问妈妈我们在聊什么。 后来我们才知道,孩子以为母亲要将他给卖给我们,所以就一直很紧张、很害怕。 最后,母亲告诉他,我们是来帮助他的,他的表情才一下子放轻松了。

文 | 杨晨

封图 | Instragram@sebastianofezza

微信编辑 | 贾舒元

matters编辑 | 蔡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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