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日本的政治思想－讀渡邊浩，《東亞的王權與思想》

渡邊浩著 ; 區建英譯，《東亞的王權與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從facebook一則貼文才得知渡邊浩，然後就找到這本書。一讀便有種不得了的感覺。此書由四篇論文構成，有時候這類論文集會予人一種散亂的感覺，但這四篇文章的主題雖然不一，但仍有很強的連續性，讀到其後的文章後回想起先前的文章，感覺理解更深了，而且有種能繼續細味下去的感覺。這就大異於一般的歷史及思想史著作了。

這本書主要探討江戶時代的政治思想，而為了掌握日本思想的特色，渡邊將之與中韓比較。渡邊在全書開首便明言他並不會使用「幕府」、「朝廷」、「天皇」、「藩」等常用字眼，因為它們在江戶時代其實並不流行，如果使用它們反而會妨礙我們理解時人的想法。因此，他以「德川政治體制」取代常用的「幕藩體制」、把「朝廷與幕府」改稱為「公儀與禁裏」。幕府等詞彙在後來流行是因為使用者的需要。例如水戶藩在幕末時期強調幕府和朝廷，是為了把統治的正當性放到朝廷，強調幕府的正當性建基於朝廷的授權。這其實已經是一種新的政治觀念了。

江戶時代的御威光

那麼，江戶時代的政治思想包括什麼呢？對正當性的探索和追尋是政治理論的基本任務。有別於傳統的王權思想，把統治的正當性訴諸於天命和正統、提升人民道德及生活水平等原因，德川政權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在這裏，渡邊指出了「御威光」說。簡單來說，就是先透過其嚇人的威力以及對政敵的寬容，後來以一套極為嚴密的社會階級制度，把將軍置於一個最深不可測、難以撼動的位置，令將軍身上彷彿有一重不容侵犯和挑戰的威光。

有了御威光這概念，渡邊進而分析德川政治體制。德川日本乃武家政權，武士比其他社會階層的地位更崇高，這是眾所周知的。與此同時，武士內部的階級也極為複雜，例如中津藩的1500名藩士就分作百多個階級。這裏的階級上下是透過對生活的各種設限，並以一種眾所能見的方式顯現。例如下級武士們的日常生活，例如可以使用和擁有的器具、其材質、大小、數量等，也受著嚴格限制。

大名們也不例外。在參勤交替制下，社會各階層的人都能從大名的儀仗隊列感受到社會階級。而大名們到江戶城參拜的形式，例如能帶的隨從數目等各種細節，會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而不同。這些限制滲透到生活的每一角度，而限制的多寡證明了該人的階級。渡邊特別強調在前現代時期「眼見」的重要性。在資訊傳播並不流通的世代，人們透過眼見的事物來理解社會及周遭事物。大至每一次的列隊巡遊、拜見將軍，小至衣服佩飾、生活器具，都在向人強調自己和他人在社會的位置。德川政權下的人都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和限制。他們一方面致力向低自己一等的人彰顯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又被地位更高的人所震懾，活在這種結構下的人很難有異心。

談到參勤交替對江戶時代日本的重要性，人們往往提到促進了各地的道路建設和運輸、東京的商業發展和資本累積等。渡邊卻回到其最原初的目的：它作為一套政治制度，並無流於儀式而失效，反而一直發揮著德川政權所期許的作用，為將軍增添御威光。渡邊常常以魔法比喻御威光：在魔法的作用下，人們會把老鼠看成馬、南瓜看成馬車；而在御威光的籠罩下，將軍、老中等人也變得神聖起來。也因為有這種魔法的支撐，德川政府不必訴諸於自身的正統或儒家價值。

但這也同時代表一旦魔法失效，德川政權又缺乏一套意識形態支撐其統治，就很容易崩潰。因為不管多小的挑戰都可能動搖其秩序。因此，德川政權竭盡全力防止任何挑戰出現，也產生了不少現代人難以理解的想法。例如，江戶時代之所以很少嚴刑拷問，並非因為人道原因，而是因為擔心如果拷問無法令犯人招供會影響將軍的威信。

渡邊比較中日韓在19世紀面對西方炮艦外交的情況。中韓敢與西方作戰，固然是高估了自身實力，但也是因為其正當性不會因為軍事失利而受影響。即使被西方列強打敗，他們仍能以正統、繼承天命而自居。德川政權卻只能依靠御威光支撐，不敢也冒不起任何風險，顯出極為保守的風格。既然在承平時代也會擔心拷問失敗會影響將軍威光，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德川政權會面對西方進逼時處處退讓了。這當然不是維持威光的方法，每一次退讓都令御威光暗啞一點。因此，德川政權也開始尋找其他支撐，因此才有和宮降嫁、公武合體等舉動，但這些也進一步動搖了原有的御威光體系。刺殺老中（櫻田門外之變）、在沒有將軍允許下與外國人開戰（生麥事件、四境戰爭）等幕末事件的重要性，從御威光的角度來看就有著更豐富的意義。從現代人的角度，櫻田門外之變也許只是一宗單純的刺殺政要事件，但從御威光體制下的日本人而言，這事件的衝擊是更為巨大的。因為能產生刺殺老中的念頭並實踐，不論成功與否，代表御威光已經嚴重褪色。

日本儒學與政治思想

此書另一主題是儒學在日本的發展。這順應先前德川政權並不以儒學為官方政治思想的說法，進而探問對儒學思想的影響。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渡邊將儒學在中日韓三地比較。他主要的切入角度就是政治制度與儒學思想的關係。

儒學很早便成為中國的主流政治思想，並為官方所採用，而儒學知識更是科舉選士的基礎。儒生不事生產卻能擁有權力甚至是財勢，逼使中國儒生證明一己的價值。因此，他們以掌握「理」和「道」自居，又極力強調天理與人欲之別，說明自己出仕並不為功名富貴，甚至刻意過著極為儉樸的生活。但儘管如此，「天理vs人欲」的儒學思想與積極報考科舉出仕的儒生之間的張力並不能取消，後者甚至成為被嘲笑或批評為虛偽造作，促使儒生們走更極端的路線。

德川日本則是武家政權，而掌管實權的武士階層則是基本上由世襲決定。儒學並未承擔起治國平天下的任務，而是作為多種學問的其中一種而存在。作為能被自由探討的學問，日本儒學流派眾多，而對儒學的反省和批評也較深刻。例如徂徠學就認為「理」並非先於人而存在，而是由聖人創立了「理」。又反對朱子學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說，認為要重視人的各種欲望和情感，唯需符合一己的階級身份。另外，「道」也不被認為普遍通用的，不同階層有其一己的道，例如武士和商人的道就不同。因為沒有出仕的選項，日本儒生除了講學授課外，還常常同時擔任儒醫，善用其漢語知識來賺取收入，也不會為人取笑。

朝鮮的情況在某意義下是中日的混合：韓國一方面是儒生當政，但其兩班制則主要是世襲的，儘管假如兩班出身的人行為卑劣也可能被逐出兩班，令整個家族蒙羞。兩班制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保持兩班出身的純粹性，例如排斥與其他階級的人通婚，也禁止營商、從事其他學問研究等。在這些限制下，儒學的保守味濃，也不如日本般對儒學的批判猛烈。

渡邊另一篇論文討論「皇國」的意思，幫助我們理解當時日本思想界對儒學的反思。在現時，它往往與日本的戰爭和軍國主義掛勾，但最初日本人以這詞彙來形容長期承平的江戶時代。皇國這概念強調長治久安的依據並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因為日本是天皇的國度。這裏暗含對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江戶時代徂徠學的祖師荻生徂徠就曾預言，德川政權如果不跟隨儒家的典章制度改革，就會如同先前武家政權一樣難以活過百年。但德川政權竟維持超過兩百年，荻生徂徠的預言就引來討論，並針對日本儒學提出兩點批判。有些人認為儒學只適用於本質上低劣的人民，因此才需要儒學提出的禮教，而日本並不需要它們。有些人直接攻擊儒學，視之為空談的政治理論。儒者所推崇的盛世，要不就過於久遠而不可考（三代），要不就並非真正的盛世（唐代禮教不興、戰爭頻仍）。因此可見，雖然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江戶時代仍屬流行，但不像中國般取得一尊的地位。

最後，渡邊比較各地的歷史觀和進步觀。這其實某程度上回應了一個東亞現代史常見的問題：為何只有中日兩國在19世紀中葉面對西方挑戰，卻只有日本成功急速現代化？渡邊在此嘗試提出一個思想史角度的答案－在培里叩關前，日本思想沒那麼排斥西方思想。這也不是一個陌生的觀點，早已有很多學者說明江戶時代的日本在鎖國的同時積極汲取西方知識以及世界大勢的情報。渡邊沒有重覆這些論點，而是強調日本獨有的思想型態如何幫助日本人理解和接受西方事物。

承上所言，渡邊的重點放在中日的進步觀。中國儒家思想強調治與亂之間的交替，雖然進步是有可能的，但之後又會倒退。治亂循環不息是因為進步是由上而下，透過聖人推動。雖然儒家相信人人皆可以成聖，但聖人終究是極少數，而大眾跟隨著這類文化英雄推動的改革而起變化。另外，中國儒學也不如西方般相信歷史是線性向前邁進。相比西方，中國儒生們總是回望著過往的夏商周三代傳統，認為進步不等於創新，而在於回到理想的三代政治。

中國儒生的另一包袱在於他們一直認為自己的儒學就是最先進、高階的文化思想，所以抗拒向其他文明學習。相反，日本儒生和武士都沒有這等自信，甚至承認文化層面上需要向「中華」學習和提升。但學習的對象並不限於中國，因此當日本發現中國不敵西方，就改為理解成真正的「中華」在於西方，對全盤西化也沒有很大包袱。

渡邊提到，其實早在日本蘭學家跟著蘭語發音，把中國稱作支那時，已經能觀察到他們放棄中國即中華的想法了。日本對中國的矛盾態度在培里來日之前已經發生。

「江戶時代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中國的教養已經滲透，中國趣味也在流行，但另一方面對現實的中國評價並不高…一方面深深地向中國學習，也接受其“華夷”觀念，但同時又通過各種經歷，已經減弱了那種古代以來對中國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劣等感。可以說，這就是把中國“非中華化”。」（186－7）

儒學雖然並非在江戶時代取得獨尊的地位，甚至出現不少深刻的批判。但因為德川政權沒有提供一套完整的政治理念，而武士和學者們還是需要一套框架去理解事物，就借用儒家的核心概念了。在沒有中國儒生的各種包袱下，他們能更自由地用儒學的「仁」、「公」、「學校」等概念去詮釋西方的福利（例如盲人院及孤兒院）、政治、教育制度。另外，相比起中國儒學，徂徠學主張「理」雖然是由上古聖人所立，但聖人定下的制度被後人扭曲，因此並不主張盲目復古，反而強調只要新制度合乎道理，就應該採納。對日本儒生而言，西方制度更能體現儒學的道，那就沒有理由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