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othy Snyder論「不能比較」的禁忌：讀《血色大地》新版序

衛城在今年年初出版了歷史學家Timothy Snyder《血色大地》（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美國十週年紀念版的中譯本。Snyder在華語世界最有名的著作大抵是《暴政》（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但我偏愛《血色大地》與《黑土》（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血色大地》中譯本出版時因烏克蘭戰爭再次受到注目，但因我早已讀過原版，本對新版沒多大興趣。但原來新版收錄了Snyder新寫的序（全文約15000字，博客來節錄了一部份），讀來頗有驚喜。

新版序仍強調《血色大地》的主旨和背後的史學方法，同時回應了這十年來的批評。當中著墨最深的就是關於歷史比較和文化記憶的部份。坊間（也許還包括學界？）普遍認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前所未見，以致其他屠殺不能相提並論。而《血色大地》則「比較」了納粹德國和二戰蘇聯的反猶政策，這種比較是不恰當的。

Snyder的回應可以分作兩層去理解。第一，他否認《血色大地》在比較兩者。全書的主旨是，如果我們要理解對猶太人的屠殺，我們不能只著眼於納粹德國境內發生的事及德國人設立的集中營。大部份遭屠殺的猶太人都死於德國境外，主要是德國與蘇聯之間的東歐地區，而且猶太人的遇難地絕不限於集中營。這些都是Snyder於《血色大地》和《黑土》一直明確主張的觀點。

《血色大地》開宗明義就是要書寫納粹和蘇聯在東歐的歷史，而不是著眼於兩者的比較。如果目的是比較，就一定會把不同現象分拆開來，檢查現象之間有哪些相似，又哪些不同。但本書所用的方法完全不是這樣，我沒有把各個意識形態、制度、國家或民族拆分比較，而是從希特勒跟史達林都想掌控的這塊地區開始，講述他們的政策如何讓這麼多的性命在此終結。

《血色大地》最重視的是描述，描述每一項屠殺政策在事發之地的樣貌。描述時必定會觸及德國與蘇聯兩大強權的互動，但互動不是比較。

《血色大地》希望超越定見，而要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猶太大屠殺，就無法迴避當時兩大強權的東歐政策，以及彼此的互動。

我們得回頭檢視每一項屠殺政策，一步步了解這可怕的屠殺總數是如何累積而成。更重要的是，每多了解一項政策，就更能了解這些政策共同的特質。也只有在描述過每一項政策之後，才能找到蘇聯與納粹德國這些屠殺行為究竟如何演變，看見兩國的行為如何彼此影響。

Snyder第一層的回應主要屬重申及澄清，沒太多新鮮的觀點。而第二層回應則是追問，為什麼人們把歷史事件的比較視為禁忌。這裡就牽涉到文化記憶與記憶政治，也是更有趣的地方。

為了理解批評者為何執著於「不要比較」，我必須暫時擱置我的作品，思考社會上的文化記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文化記憶的規矩跟學術研究不同，設有著許多禁忌，而這些禁忌往往奠基於矛盾的邏輯。當有人說「不要比較」，他們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我不想花時間找資料，而且我已經先比較過了，所以現在不准你用自己的方式把這兩者重新比較』。當代社會正在形成一種慣例：那些聲稱握有話語權的人，越來越常在人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先做好了比較，再把這種比較變成禁忌，高調禁止他人進行探討。就我來看，此事攸關學術研究的正當性。雖然本書的核心並非比較，但比較卻是審慎學術研究的常態。如果比較變成一種禁忌，社會就會陷入自我審查跟思想箝制。

        禁忌的力量不外乎來自於重覆灌輸，「不能比較」也不例外。在二零一零年代初以前，俄國官方對待文化記憶的態度，就是「不要比較」。俄國的這種禁忌，讓德國的罪行變得不可質疑，讓蘇聯的罪行變得無足輕重，更讓普丁政權在政治上無往不利，開始盡其所能地讓其他國家也這麼相信。但除了俄國以外，德國也有「不要比較」的禁忌。與俄國不同，德國政府致力於教育人民，使大眾明白前朝政權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但官方版本的猶太大屠殺，卻不幸出現兩個問題：首先，它太過強調集中營，而非真正要命的槍決刑場和死亡工廠，從而淡化了納粹罪行的嚴重性。其次，它讓德國人直覺以為猶太大屠殺就是學校所教的那樣，而其他版本的歷史都是在避重就輕。《血色大地》裡的猶太大屠殺，其實遠比德國教科書裡所述的範圍更廣、更加恐怖，也涉及更多德國人；卻因為放在更廣的脈絡下討論，從而引發質疑。

「不能比較」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幻想：把比較的對象隔絕開來，讓各自都能保持純粹。猶太人的歷史必定是獨一無二，因為他們曾被人指名消滅；德國人是清白的，因為他們早已道歉；俄國人不能批評，因為蘇聯曾被納粹德國擊潰；美國人是良善的化身，因為他們打過一場正義之戰；烏克蘭人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遭史達林刻意餓死；波羅的海人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被大量驅逐流放到古拉格。波蘭人當然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曾先後遭德國和蘇聯屠殺。這種把每個對象完全區隔看待的幻想，讓國族史混淆成文化記憶，文化記憶混淆成禁忌。然而，無論是民族史或國別史，都只有在跟他人互動時才有意義。歷史是一種不斷向外互動的過程。

簡而言之，所謂的「不能比較」，其實是「你」不能比較，因為「我」已經為你做過一番比較了。設立思想或記憶禁區對當權者自然大有好處，因為文化記憶的內容從此就由當權者說了算。它們往往簡單、一刀切，亦正因如此才易讓人接受。為了保持那種「簡潔」和「純粹」，就只能禁絕新的討論。這些文化記憶既非歷史和真相，也不尊重受害者。它只是服務政治和大眾心理的產物而已。

前述的結論，足以令我們看清『不能比較』的防衛心態有何問題：不僅讓人做出錯誤的道德推論，甚至根本適得其反。唯有放下過去死守的身份認同，鑽進歷史的荊棘之中，才有可以做出合理的比較與判斷。唯有歷史，而非記憶，能夠證實猶太大屠殺確實是前所未見的罪行。也唯有歷史，而非記憶，能夠讓這個結論禁得起檢驗。禁止他人討論的力量，終將自取滅亡。基於證據的證明，方能世世留存。

每個看過相關證據的人，都知道歷史紀錄本身就充滿著比較。任何同時經歷過納粹和史達林統治的人，也就是血色大地上的幾乎所有人，都完全有立場把這兩個政權拿來相比……當你禁止比較，你就是在譴責證人，就是在消除他們的證言，摧毀我們的文化。

正是這種「不能比較」的自滿心態，讓我們更難付出心力保護良善的體制，更容易讓自己國家的歷史淪為平庸，最終讓「良善之人」不可避免有了負面的意義。歷史從來不管你的國家獨不獨特，也不管你的感受舒不舒服。歷史只會展現出人類可能會做出哪些事情，讓我們思考那些事情會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當我們看過人類行為的可能，明白自己也可能做出同樣的行為，我們在應對身邊的社會環境時，就能多帶有一份責任感。無知、禁忌與各種自詡無辜的迷思，都無法增進我們對現在的理解。知曉過去歷史事件的樣貌，才是通往眼前世界的門票。

擁抱記憶而非歷史，似乎是人的常態。即使沒有掌握話語權的人煽動，人們還是會自發地改寫歷史和自己的記憶。這在大動盪之後尤為常見。我想起以下一番話：

For forty years people in eastern Europe idealized the day when communism would fall. That day has arrived. It did not live up to expectations. So now they idealize the pre-Communist past.

        … As life becomes more uncertain and insecure, much of the reflexive anticommunism has given way to nostalgia for Communist times, especially among older people less prepared to deal with change. In 1994 in Poland, one of the supposed success stories of transition, 36 percent told surveyors they would gladly have their old system back.

        The majority of people, however, undergo a more subtle revision of their communist history, succumbing to the natural tendency to think of themselves as victims and dissidents. The nature of communism makes this easy to do. Everyone who lived under communism was in fact its victim, suffering the polluted air, lethargy, daily humiliations, bad schools, and lack of freedoms. But these people were each also pillars of the system who transmitted Party orders downward, marched in the May Day parades, and generally carried out their duties as good socialist citizens. This was the nature of totalitarianism. But when people look backward, they tend to remember only their own suffering. (Tina Rosenberg, The Haunted Land: Facing Europe’s Ghosts After Communism, (Vintage, 1996), Introduction) （電子書版本，無法引用頁碼）

這僅屬一孤例而已。最近在讀二戰後面對維琪法國的歷史，又何嘗不是這樣？

202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