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 （2/9)

母亲的一生很短暂、很辛苦。我觉得一半苦来自于她选择了我父亲这样一个男人。

我的父亲是一位在文革期间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尽管他没有正式拿到过这个职称）。他的工作证是“革命委员会”颁发的，我想很多年轻人都没听说过这个机构。先是父亲在文革中受过精神刺激，进了精神病院，我妈怀着我，要去探望他。一个大肚子孕妇，坐车、摆渡、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看自己神智不清的爱人······这其中之苦，我现在想来，都会满眼含泪。再后来，父亲多次试过返回工作岗位，但都会引发疾病，所以做了病休，于是正式回家修养，所以我是在父亲眼皮底下长大的。父亲后来说，当时母亲要一起喂两个人，他和我，估计比我年长四岁的哥哥是由外公外婆帮着照顾的。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有迫害妄想，他会打烂药碗，因为怀疑有人下药要害他；而另一边，我正嗷嗷待哺。

这些事，都是后来偶尔听父亲提起来才知道的。不知道当时的母亲可有人倾诉。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个正常的父亲，除了有时他会和自己说话。父亲不善言辞、但比较讲究语言的使用；他喜欢读书，偶尔还写诗；做事情有计划性，遵守自己的准则。他要是做官的话，应该可以归类于“不徇私枉法”、”铁面无私“那一类的。这一套做法，在工作单位也许还行得通—事实上，在工作单位上他自己就是觉得被陷害以致精神分裂的，说明这可能也行不通，而在贫穷、势利、喜占便宜、恃强凌弱盛行的乡下，这就更行不通了。所以，他老得罪人。像谁嚼舌根了，以讹传讹了，这种事在乡下层出不穷，他就会跟人家吵起来。事后母亲就得去和人家道歉，所以我们家的邻里关系都是靠母亲来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