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pi醬被噴:反婚育要反思資本主義和父權制
文/林佩
5月10日母親節,在家疲憊操勞了一年的母親們得以享受一天的休息。而大陸微博的名人,搞笑視頻博主Papi醬在當日中午發了一條微博稱自己所有做過的高強度工作都不如當媽這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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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為會引發關於女性在家庭中當母親做無償勞動的討論,沒想到事情的走向出乎意料,就在Papi醬發送「當媽很累」的微博一小時後,有一位微博帳號爆料:Papi醬的孩子隨父姓。Papi醬平日的公眾形象是一位運營公司,時常討論女性應當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這番爆料引發微博網友關於孩子是否該隨父姓、女性應不應該進入婚姻,等議題的討論。
Papi的小孩是不是隨父姓,這場討論到底是不是Papi醬自導自演的爭取流量的炒作,都不是討論的中心,重點是是透過這次網絡罵戰這面棱鏡,看出一些網民對結婚、生育這件事情的兩種比較普遍的心理:反婚反育保平安 vs. 結婚生育與否都是女性的自由選擇。
除此之外我們真的沒有更好的論述了麼?當我們在談論隨父姓時我們是在談論「父」,即父權制的如影隨形,如近期出版的《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上野千鶴子 Ueno Chizuko,2020年)所分析,我們應該將焦點從女性個人的自由轉向對資本主義與父權制合謀下家庭內再生產勞動的關注。
兩種意見之爭:罵驢vs.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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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罵戰中的「罵驢」派認為Papi醬結婚、懷孕、甚至是將孩子冠以父姓是作賤自己,連Papi這樣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在父權制的婚姻和生育下都難逃被剝削的命運,可還沒來得及感慨父權制的霸權高壓,她們卻反而轉向譏諷Papi醬等已婚女性為「驢」,落腳於個體攻擊。
為Papi醬撐腰的另一派則祭出屢試不爽的「自由選擇」大旗。幫架網友中的自由選擇派相信,像Papi一樣的獨立女性有充分自由選擇的權利:生育自由,冠姓自由,甚至即使知道生育後的艱辛,但也樂意至極的自由。但現實中,又有多少這樣自由的「獨立女性」存在呢?究竟建基於什麼樣的前提,才能有這樣的自由「獨立女性」產生呢?在自由派的討論下,問題又回到了個體興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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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隨父姓、反婚育時我們在反對什麼
上野千鶴子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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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婚女為驢的人反隨父姓,進而反婚育,到底該反的是什麼?女性有自由選擇又是真的嗎?
東京大學教授上野千鶴子(Ueno Chizuko)的著作《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給我們的啟示是,理解反婚反育應該反對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為核心的父權制下的婚姻制度和生育制度。落腳點依舊是父權制。
父權制是指使男性能夠確定對女性的統治的社會權力關係之總和,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看來能夠實現統治的基礎是物質基礎(material basis)。
這一物質基礎馬克思理論未闡明的女性無償勞動(再生產勞動),再生產是指人的生產、養育、照料和陪護的勞動,而長久以來這些勞動由女性承擔(尤其是生育部分),它由於隱身在家庭的所謂「私領域」而被以「愛」之名遮蔽。Iris Young就反對「資本主義」造成家庭外(生產領域)壓迫,而「父權」造成家庭內的壓迫的觀點,認為再生產是在資本主義中有別於典型勞動的勞動形式,反對資本主義與反對父權體制是同一場鬥爭。
資本家在生產領域剝奪工人的剩餘價值,家內再生產域的體力、情感勞動,通常落在女性頭上,撫慰了勞動力使其恆定地為資本主義泵血,支撐體系的循環, 而女性則如上野千鶴子所說,成為部分生產者(進入工作場),而男性卻沒有成為部分再生產者(從事家務勞動)。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主張在資本主義視閾下分析女性在家庭再生產勞動,進而在解放女性。照這一理路,而非將「孩子」、「母愛」當作某種女性天然本能分析的話,那麼Papi的小孩隨父姓是將女性在再生產勞動成果割裂的象徵之一,和資本家剝奪勞動者果實是同構關係:
女性之所以為被壓迫者並不僅僅是因為女性是再生產者,還因為她們與自身所進行的再生產勞動和作為其結果的再生產物(reproducts,此詞語是對應生產物一詞而來的,用再生產物一詞來表示)——孩子所分離而來。女性的再生產勞動和作為其勞動成果的再生產物被男性-父權(patriarch)所占有。
婚姻是為了延續私有財產,冠父姓則是是私有家庭中財產繼承者的一個重要標識,代表父權的延續。雖然現代核心家庭中裡面考量財產(房、車)的繼承已經和姓氏關係較疏遠,但在中國的農村、宗族勢力比較強的地方,冠父姓在文化上還是影響了子女在家庭的受認可程度和地位。
隨父姓、父系地位繼承和父系財產繼承制度作為維繫父權制社會的三大支柱,能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討論本該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罵驢派」和「自由選擇派」雖然在互相攻擊對方,但他們是貌離神合。他們都認為女性在婚姻內部的問題可以通過個人的方式解決。又折回到對個體選擇的討論上。
「罵驢派」提出個人主義式的女性救贖:通過自己「不婚」的個人選擇而實現逃離,以為這種路徑就可以逃脫父權制的戕害。既然現今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公/私領域的生產關係,「作為制度的父權制能進行跨領域式的滲透,且與其他社會領域密切相關」,那麼反對父權制度的出路和反對資本主義是同屬一條陣線的,以個人身分不做「婚驢」,工作認真,甚至就算出生含著金鑰匙,也會在職場、某些隨機的場合遭遇基於性別的不平等:「即使能逃脫一夫一妻這種直接的性統治,她也不得不面對各種其他社會領域中的性統治。」(上野,47)
自由選擇派認為在婚內也可以一邊成功一邊做辣媽(平衡家庭與職業雙重要求的女性,同時還要保持「辣」,即又持久的性吸引力)。但現實是或許城市中產、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或許還能參與討論有得選擇,但底層的婦女是隱身在這些討論中的,她們沒有婚戀自主,沒有婚內免於勞動的自主,更不會有選擇姓氏的自主。
自由選擇派迴避討論甚至比罵驢派還要冷漠:罵驢派對輿論場的爭搶至少反應了對父權制的重視,而自由選擇派肯定自由選擇的前提是,女性真的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漠視了中國複雜的現實。如此個人主義式的救贖方式,兩派在這個點上神奇地走到了同一陣線上,殊途同歸。這非但無助於結構的破裂,反倒落入了父權制的圈套,讓這本該備受抨擊的霸權體制,又轉而引起女性個體間的攻擊與競爭。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合謀又再一次割裂了女性間的團結守望,儘管她們都受困於同一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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