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經《思想》

儒學的歷史是近代日本高度資本主義和帝國的經驗的一部分，這些經驗可為理解當前中國正在發生的許多事情提供明顯的對應和參考。

「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最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像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

從1990年代初開始，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在知識界和思想界發生了一些戲劇性的爭論，呈現共識的碎裂。在種種紛爭話題中，最缺乏共識、最具挑戰性的一個話題或許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革有「淵源關係」嗎？前者應該為後者負責嗎？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肯定或否定這種關係？

專業知識分子所謂的不涉政治本身就是政治，客觀上是對主流意識形態和政府的無聲的支持。

現今東亞各國為了完成「未完待續的民族主義」，而走上新民族主義的競爭道路。但問題是為了補足本國的安全或「主體性的欠缺」，卻常落於召喚「敵人」之境。所謂的「自主獨立」只有在排除大國或鄰國的影響力下，才能付諸於實現嗎？

鄭成功和朱一貴的形象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是如何被操弄的？

在漢文等東亞各國共有的傳統知識基礎上吸收西洋文明，在經歷甲午、日俄戰爭後，成為保有臺灣、朝鮮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近代日本，在形成帝國時是「如何吸收近代西洋的知識？以及在帝國日本的政治和知識的欲望中，臺灣和朝鮮是如何被理解、認識的？帝國日本的知識與殖民地的知識結構有何關聯？

歷史修正主義站在二戰前與戰後日本連續性之上，否定了二戰後日本與戰前日本的國家整體的斷絶。其強烈主張「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這樣的提法，其實是在歌頌近代日本的連續性。那是眼中不見亞洲這個他者或鄰人，亦不從江戶這個他者或他人來學習，而只是一國主義式獨善的話語。

本文作者徐先智是安徽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本文共10779字，預計閱讀時長25分鐘。本文分為三個部分：「例外狀態」及其擴張「人民名義」及其批判齊澤克的疫情想像 在「非典」過去十七年後，中國又一次遭受了一種全新傳染病毒的猛烈侵襲。這次冠肺病毒的疫情，對普通的中國民眾來說是極為突然的，彷彿天降橫禍。

我們的挑戰是，如何警惕和摒棄對數位化監控的依賴以及避免封鎖或與之相反的社區免疫的抗疫惰政，如何順利度過「戰爭式」的臨時災害應對狀態，恢復常態，哪怕與病毒共存，也不能長期生活在強烈的病毒、政治、數位化、資本纏繞的控制恐懼下，摒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政治體制。

西方性缺位不只是因為非西方世界實力崛起，其更深層的根源在於西方集團自己已經失去西方性的共識，使得「西方自己變得更少西方」（The West is becoming less Western）。讀者這裡會問，那「西方性」又是甚麼？報告提供了一個三元素定義：政治的自由民主體制、經濟的市場主導體制，與國際制度下的合作。

全球化不會因為疫情倒退，更不會終止，只會調整內涵和抗疫體系。會讓全球化倒退的是像「美中貿易戰」的貿易對抗，它會強迫各國在相關產業的生產鏈上必須選邊站，投入美國陣營或中國陣營，讓全球和通訊有關的產業切割為兩大集團，企業因減少了經濟規模而損失了「規模經濟」（scale economy），這才會造成全球化的倒退。

從新冠肺炎的疫情此種全球化跨界風險之發生頻率、擴散速度、擴散範圍、衝擊時程與外溢效果來看，我們需要理解其為「破裂性的新常態」（disruptive new normal）；透過這樣的破壞、裂解，甚至癱瘓目前的醫療系統、治理系統、經濟系統、甚至社會系統（性別、人權、倫理等），我們能夠學習什麼？

20世紀末以來隨著各種全球化而出現大規模人口移動（尤其是難民潮），強化了西方對於所有外來人口「東方主義式」的敵視。

冠狀病毒其實作為微生物，跟大家共處這個地球，已經有非常長久的年代。

新冠病毒讓我們透過人類文明的極致之一──全球化──看到了人類成為地球之主人的悲劇──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全球化原先被視為歷史的終結，乍看人類從此將統一在新自由主義的天堂之中，但就在新冠來到的瞬間，其光鮮的表象剝落殆盡，露出了人類世的真象。

本期文章將即日起陸續發佈，敬請讀者關注。謝謝。

若我們要去考慮政治騷亂背後的結構性動因、考慮騷亂參與者的社會處境與困境，這是不是意味著在道德層面上，政治騷亂普遍都是可以允許的？

推特和臉書封殺川普跟《憲法》第一修正案沒有關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要求政府必須放任言論，包括不能禁止或懲罰宣揚仇恨、暴力的言論。所以，第一修正案相當於捆綁政府手腳的一根法律繩索。這是美國特有的「言論自由」生態。在這種生態中，規範言論主要靠媒體自己。

Post-truth is Pre-fascism. （ 後真相，就是前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