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

一、以色列這個國家

以色列建國是1948年，但是他們並不是走進一間預備好的旅館，所有的環境都預備妥當，他們只要打包行李，就可以住進「以色列」這個國家。

那些對以色列建國的描述：「聯合國決議將巴勒斯坦的土地交給以色列人建國」，讓人感到就像是老師把一隻棒棒糖從一個小孩的手中拔出來，交到另一個小孩的手中。好像以色列人什麼都不做就得到了一塊土地。

在聖經中，神將應許地交給以色列人時，上面並不是擺滿歡迎的花圈，而是充滿了想跟他們大打一架的強大敵人。所以應該說他們也很習慣了，在應許地生活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

這本書描述以色列的建國，不是從1948，而是從1897年開始講述。可以說1948年所發生的事，是從1897年就開始的一連串奮鬥的結果。

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都還沒有開始之前，當然也在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之前。在那個時候，猶太社群遍集整個歐洲，還有一些在美洲、亞洲、非洲、和其他的地方，在陌生的土地上努力維繫著自己的族群認同和信仰文化。他們的民族其實已經像這樣流亡了將近兩千年，頑固地堅持著，沒有融入他們寄居地的文化中。

這個「堅持與別人不同」可以想像有多麼討人厭。反猶的思想在歐洲由來已久，並不是納粹發明出來的。猶太人也心知肚明，無論他們所寄居的地方，對他們多友善或多包容，他們都是那個不肯跟大家一起過聖誕節的怪傢伙。

於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有一群猶太人，懷抱著浪漫的猶太復國主義的理想，拋棄在寄居地的優渥舒適生活，回到這塊長久以來已經變成阿拉伯人土地的應許地定居。在流浪那麼久之後，他們覺得還是只有這裡最像自己的家，即使它幾乎全是沙漠。「但我們總是可以想點辦法」—我想像那些最先回到應許地的猶太人眼睛閃閃發光地這樣說。

1897年一群滿懷理想的猶太人回到應許地時，這裡已經居住了超過五十萬的阿拉伯人、貝都因人和德魯茲人，雖然如此，這裡有大片未開發的荒地，看起來足夠讓以色列人一起和平共存。

帶著西方資本主義、科技文明的優勢，這群來到應許地的猶太人並無將土地“奪走”的惡意，但他們似乎也沒認真思考，他們的決定將完全改變在這裡世代生活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這就是當時這群猶太復國主義者們的「不確定故意」，他們不可能沒有預見如果他們的目標在這裡實現，就意味著原本的巴勒斯坦居民將無家可歸。他們雖然不願意這樣，但卻知道可能有這樣的結果，而仍執意去做。

但他們行動的意圖並不是出於貪婪的殖民者的慾望，而是為東歐受壓迫的猶太人尋找棲身之地，為了他們受苦的同胞尋求出路，即使這將為另外一個民族帶來受苦的厄運。

無論如何，在1897年，這群企圖重回應許地的猶太先驅，絕對想不到接下來在「進步的歐洲」，將發生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使得這個「重回應許地」的浪漫計畫，成為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從恐懼與創傷中重新往前走的唯一盼望。

二、拓荒者

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吉布茨（Kibbutz），它的起源是二十世紀初的烏托邦理想。在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失敗的集體農場，在這裡卻成功了。（至2010年為止，以色列有270個吉布茨，工業產值約八十億美元，佔全國的百分之九，農業產值十七億美元，佔全國的百分四十。）

以色列的集體農場並非只建立於浪漫的理想，而是建立在軍隊般嚴厲的紀律上。

1920年來到以色列哈律谷的拓荒者，懷抱著的絕對不只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理想。我在想他們或許就像我的祖先，他們也是一群拓荒者。拓荒者的特質除了大無畏的勇氣，就是為了生存不計手段，如果需要水源才能活下去，那麼不管是用武力或是詐騙，他們必須倚靠自己僅有的資源以獲取所需。拓荒者沒有既有的資源，他們必須靠自己的手，以獲取一切資源。

所以作者才會說，那些第一批到達以色列的猶太拓荒者是一群「孤兒」。

孤兒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所以只能不計一切手段生存。

三、如果它看起來像殖民主義，聞起來像殖民主義，嚐起來像殖民主義，它很有可能就是殖民主義

如果說1920年在哈律谷的集體農場實驗是社會主義的理想，1930年代在雷霍沃特發生的或許更像是資本主義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佔領。

猶太老闆帶著大筆資金和先進的技術進到這片貧困落後的地方，買下土地開闢成柑橘園，「雅法橙」在英國大受歡迎。雷霍沃特的土壤和氣候都很適合栽種柑橘，附近的巴勒斯坦聚落還可以提供果園所需要的大量廉價勞力。對於當地的居民來說，新的猶太老闆雖然嚴厲，但不比原本的阿拉伯主人差，還為他們帶來了西方的文明和更好的生活。這是一段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相依為安的和平日子。

1935年，納粹德國正在紐倫堡強行實施具種族歧視的法律，歐洲的猶太人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但是在1935年的巴勒斯坦，貿易和商業欣欣向榮，猶太移民不斷湧入，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口已經佔了巴勒斯坦總人口超過四分之一。有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開始認真地想著，這或許就是了，這裡或許就是他們的應許之地，歐洲的猶太族群可以在這裡找到他們失落已久的，關於屬於自己天地的夢想。

然而這也是巴勒斯坦人開始感覺越來越不對勁的時候，原來存在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和平，只是一個脆弱的表象，底下隱藏的族群衝突、猜疑、恐懼與仇恨一觸即發。那個「巴勒斯坦夠大，可以讓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和平共處」的天真想法，很快就會被踐踏在腳下。

1935年到1936年發生了一起又一起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彼此無情殘殺的可怕事件，一次的恐怖攻擊引發另一次更殘忍更血腥的報復，這些謀殺都與個人恩怨無關，它們的發生單單就只是針對「另一個族群」。

阿拉伯的宗教領袖鼓勵他們的跟隨者進行無差別的攻擊，稱之為「聖戰」。這個時候巴勒斯坦誕生了他的民族英雄「Al kassam」。kassam所領導的反抗行動很快就被英國軍隊撲滅，但是他的犧牲成為重要的政治神話，哈瑪斯開發的卡桑火箭即以他命名。

現在回過頭去看，當時巴勒斯坦的反抗運動究竟所反抗的是什麼？或許究其本質，更像是被殖民者對殖民主義的反抗，勞動階級對資本家的反抗，但因為牽涉到兩個不同的種族，在論述中又揉入了宗教聖戰的崇高性，以致於這個衝突從一開始就被升至最高等級，陷入「不是你死是我活」的瘋狂劇本。

猶太人又是怎麼被捲入這樣的瘋狂裡面，則與「馬薩大神話」有關。

四、馬薩大決不陷落

1948年，巴勒斯坦人從自己的土地上被趕出去，比他們強盛的敵人壓迫他們，他們只能無助而屈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俘虜。這是發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悲劇。

將近兩千年前，以色列人在同一塊土地上，也經歷過相同的命運。

在那之前，他們已經在這塊應許地上，生活了十個世紀，這當中他們經歷過許多次外族的入侵、被俘，但是他們總是再回到這裡，抹去眼淚，懷抱著強大的意志與夢想，重建城牆，重建聖殿。

西元70世紀時，猶太人起來反抗羅馬的統治，企圖擺脫被異族人統治的命運。這次的起義很快就被羅馬的優勢武力鎮壓，第二聖殿被毀，不肯投降的猶太人從耶路撒冷逃到希律王所建造的要塞馬薩大。馬薩大建造在陡峭的懸崖上，被羅馬軍隊團團圍住。

當馬薩大堅不可摧的城牆被羅馬第十軍團攻破時，城裡大約一千名抵死不從的猶太人，抽籤選出十個勇士，這十個勇士拿起刀來，殺害朋友、兄弟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剩下這十個勇士再抽籤選出一個勇士，殺害另外九個人，最後剩下這一個勇士，將刀子刺入自己的身體，倒在死去的所愛的人身邊。

馬薩大所發生的悲劇，對1942年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彷彿它並不是發生在兩千年前，而是未來可能面對的命運。當時在北非進行的戰役並不樂觀，隆美爾所率領的德軍隨時有可能攻入埃及，而在埃及駐紮的英軍，隨時有可能捨棄他們，讓埃及和巴勒斯坦都落入德國的手中，而那意味著什麼是他們心知肚明的。1942年也是德國的奧許維茲集中營啟用的那一年，光是在這一年，納粹就屠殺了270萬猶太人。

1942年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需要一個精神象徵，來幫助自己面對可能的命運，在這個時候，浮現在腦海的是馬薩大這座孤伶伶矗立在沙漠中的堡壘，和堡壘中奮戰到底，抵死不從的那一千個人。

猶太復國主義的精神領袖塔本金寫：「我們不希望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死去，但我希望我們不要離去，我希望我們不要活著離開這塊土地。」

塔本金說：「我們猶太人是最孤單的民族，最被拋棄和最正義的。⋯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是孤兒，當世界瓦解，我們更加孤苦伶仃⋯」

或許是這個孤兒心態，加上馬薩大堡壘在以色列人心中所投下的巨大陰影，形塑了1940年代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心理狀態，這雖然無法正當化，但卻足以說明在1948年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為。當原本的秩序瓦解，猶太民族毫不猶豫地衝過去搶過武器，因為如果只能有一個民族能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下去，那樣一定得是他們，而不是巴勒斯坦人。

五、關鍵時刻

你可以說，當1947年聯合國一八一號決議通過時，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猶太人知道這一天將會到來，而且也已經為這個時刻準備好了。

當阿拉伯人對於以色列將在他們的土地上建立一個國家，使他們失去大部分的領土這件事，仍然感到驚訝和憤怒，各地發生大大小小仇視和攻擊猶太人的事件，猶太人準備做的卻遠遠超過以同樣的方式報復而已。從很久以前，他們就開始看見一個事實，那就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可能再在同一塊土地上和平共存，只要阿拉伯人仍然在這裡，他們就不可能擁有自己的主權國家，更不用說去抵抗周圍那些虎視眈眈的阿拉伯國家。

於是「驅逐阿拉伯人」，是一件在道德上墮落，然而也是他們那一代人不得不做的惡行。他們必須不去思索這件事對巴勒斯坦人是否公義，而單單為了建國這個目標而執行。

這件事必須要做，而且只能在現在做，因為阿拉伯村莊越來越現代化，隨著經濟發展，新興的阿拉伯知識階層將培養出一股強壯的民族意識，而到時他們將面臨更強大的對手。早在這個時刻—聯合國通過決議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兩個民族國家：一個猶太國家和一個阿拉伯國家之前，猶太人已經在收集各個阿拉伯村莊的空照圖、人口分析、優勢與弱點，為將來的「阿拉伯人清洗」做準備。

所以當聯合國一八一號決議通過時，猶太人迅速組織的軍政政府，已經開始控制一個又一個的城鎮，用各種方式驅逐阿拉伯居民。從很久以前，他們就已經放棄了和巴勒斯坦人在同一塊土地上和平共存的幻想。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如此，齊格菲萊曼醫生懷抱著遠大的夢想在盧德這個村莊設立了青年學校，他仍然相信「猶太復國主義能夠成為一個不受殖民主義污染的屯墾運動，一個不帶沙文主義痕跡的民族運動」。他認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的使命是融入中東，成為東方與西方世界的橋樑。

萊曼在盧德這個城市裡建立起人文主義的烏托邦，與周圍的阿拉伯社群建立起互信共存的美好關係。然而這一切是在血淋淋的生存衝突之前。如果猶太人不是要在這裡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那麼猶太人可以是好的老闆，是好的客戶，是好的鄰居，他們樂意和所有猶太人和平共處，但這是在他們說要在這裡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以前。

猶太人比阿拉伯人更清楚，一旦國家主權衝突發生，兩個民族之間就不會只是零星的報復攻擊這麼簡單就結束，周圍的阿拉伯強權會立刻像捅爛的蜂窩一樣爆炸開來，立刻衝過來要毀滅他們任何一丁點想要在這裡建立猶太國家的想法。當時的以色列太小、太弱、人數又太少，無法以更文明、更人道主義的方式去建立這個國家。理想是昂貴奢侈的，需要更強大的實力，更雄厚的背景，他們負擔不起。

或許這聽起來很像藉口，但當自己不用付出代價時，指責別人是很容易的。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犯下了惡行，但如果沒有他們的惡行，就沒有後來的以色列，這是作者感到矛盾之處。他愛自己的國家，但是對於它所做的事感到傷痛。

或許他們可以這樣安慰自己，那就是如果今天先發制人拿到武力優勢的是阿拉伯人，他們對待猶太人的方式，絕對是更殘酷的，而不可能更友善。

1948年以色列軍隊在盧德城掌握軍事優勢後，和當地的阿拉伯耆老商議，該如何處置清真寺中的阿拉伯戰俘，他們的對話大概是這樣的：

阿拉伯人：你要怎麼處置我們？

以色列人：如果是我們落入你們手中，你們會怎麼做？

阿拉伯人：不，不，拜託不要那麼做。

以色列人：為什麼，我說了什麼？我只是說我們會比照辦理而已。

阿拉伯人：大人，拜託不要。我們乞求你不要做那樣的事。

當以色列人對他們說，他們不會殺他們，只是希望他們離開而已，阿拉伯人向他們道謝。不只在盧德，各地的阿拉伯村莊所發生的事也很類似，阿拉伯人害怕被趕盡殺絕，如以色列軍隊所期望的，自動自發地打包行李，離開家園。他們之所以如此恐懼，因為今天如果情勢倒轉過來，他們絕對不可能留以色列人活命。

這就是當年在巴勒斯坦那一代猶太人身上發生的事，無論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懷抱著人文主義的理想，都被迫拿起武器，拿起槍來對著他們的敵人，否則就會面對滅族的命運。

但是注視著阿拉伯人連成人龍，帶著一切所能帶的行李，恐懼而徬徨地離開家園，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究竟無法逃避那個他們為此所必須負的責任。阿拉伯人背著沈重用床單打包起的行李，邊走邊丟棄扛不動的物品，流亡隊伍的背後，沿途留下一條由各式家當串成的一道綿延軌跡：一袋袋的麵粉、糖、小麥、小孩的玩具、衣服、鞋子⋯酷熱天氣下，他們嚴重缺水，年紀較長的男女倒地不起。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必須面對，原來在某一個特殊的情境下，他們有十足的潛力成為惡霸，受掠奪的慾望驅使，變成活生生的畜生。不管他們原先認為自己是多麼好的一個人，但現在卻墮落至此。

沒有人為此做好準備，阿拉伯人沒有準備好一夕之間失去一切，以色列人也沒有準備好面對自己。他們更加沒有預備好的是，1948年所發生的，只是後來許多悲劇的開始而已，在後來的很多年，在這塊土地將持續發生這樣的事。

六、新以色列人

以色列是一個在二十世紀誕生的新國家，在1948年這一年，誕生了一個新的族類—以色列國的國民。

這些新以色列人是什麼樣的人？如果說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移民這塊土地的猶太人“像”一群孤兒，1948年投奔到以色列的，有許多是貨真價實的孤兒，他們的家人在大屠殺中喪命，即使戰爭已經結束了，卻不再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過去在歐洲他們還有互相支持的猶太社群，現在這個社群幾乎被殘殺殆盡，而歐洲社會對猶太人的憤恨還沒有消失。他們討厭希特勒，但可能更討厭猶太人，只是嘴巴上沒有說出來而已。

對那些從大屠殺中倖存的，無家可歸的猶太人來說，一個叫做「以色列」的國家，是最像「家」的地方。

他們每個人都帶著家破人亡的傷痛，老實說，這些傷痛都太可怕、太不堪了，所以它們除了暫時被忽視、遺忘之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處置。

這些新以色列人曾經是德國人、波蘭人、法國人、奧地利人⋯但是當大屠殺結束之後，他們不再知道自己是誰。對於有些人來說，以色列國是盼望、是理想，對於有些人來說，這裡只是另一個隔離區，他們被歐洲丟棄，被放逐到這裡，他們淪落至此只因無處可去。

他們說的語言不一樣，心情也各不相同，但此刻他們在暴風雨的同一艘船上，對抗相同的敵人。

不管他們原本是誰，來自哪裡，無論是自願或是被迫，他們有了一個新的身分—以色利國民。

1945年到1951年湧入以色列的難民有75萬人，以色列變成一個超大型的難民營，這一群語言、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人居然可以建立一個國家，除了奇蹟以外實在難以解釋。七十五萬的難民擠在帳篷、難民營和鐵皮屋裡，看起來毫無盼望，但是在十年內，他們創造了一個生產總值成長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五的國家。

大量興建的國民住宅讓大多數人得以擺脫難民生活，農業的集體屯墾及工業在國家中央集權的運作下快速發展，這個國家以驚人的速度快速成長。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也犧牲了一些什麼，包括人權、公民權、正當法律程序或自由放任經濟。除此之外，還有對被趕出這塊土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心。

以色列沒有慢慢來的餘裕，也沒有多餘的同情心。作者說，他們甚至不同情自己剛經歷大屠殺，那些家破人亡的創傷。如果他們連自己都同情不了，更不用說對那些敵對他們的民族。

以色列的周圍充滿虎視眈眈的敵人，他們很清楚，必須迅速變得強大才能生存下去。

但是那些暫時被放下、被壓抑、被遺忘的事物仍然存在，等著有一天全面反撲。

七、什麼東西存在也不存在？答案：以色列的核武

以色列在建國後的十年全力發展經濟，但只有成為一個普通的強國是不夠的，它決定成為一個有核武的強國。

以色列始終沒有承認過它擁有核子武器，但是它也不否認，這奇怪而曖昧的態度有它不可言說的原因。作為一個秘密武器它應該是秘密，但是它是一個希望你知道的秘密。尤其它希望周圍那些不時想衝過來揍以色列一頓的阿拉伯國家知道這個“秘密”。

如果一件事大家都知道，那還可以叫做秘密嗎？我想這就是以色列厲害的地方—擁有一個它宣稱沒有的東西。

對以色列來說，核子武器是他的「生命保險」，意思是它的存在是用來保命用的，而不是用來消滅敵人的。它的威嚇意味濃厚，使敵人不敢輕舉妄動。

核彈究竟可以保衛和平，或是危害和平，到現在都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老實說，我覺得這兩套劇本都很有可能發生，至於發生的是哪一套劇本，似乎只能倚賴決策者的良心，和全人類的運氣。

或許即使沒有核武，人類本來就生活在自相殘殺的危險與陰影中。正因為我們知道人性善意的不可倚靠，武器既然一定會存在，任何國家就不能忽略它的自我防衛能力。

以色列之所以堅持擁有核武，會不會是出於那個對於他們沒有能力擁有的餘裕的渴望，擁有了核武以後，他們才能夠有一丁點的安全感，爭取發展自由與人權的空間，他們才會有餘裕，甚至去同情他們的敵人，就像他們的經驗曾經告訴他們：理想和人道主義是奢侈的。要擁有這些，他們必須有絕對勝過敵人的實力。

八、另一個不應該有卻存在的東西—屯墾區

作者的立場在以色列的政治光譜上偏向左派，因此在他看來，屯墾區是以色列這個國家長出來的癌症，如果放任其蔓延，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傷害。

以色列在1967年打了一場奇蹟般的勝仗，這場戰爭讓以色列感到自己無比的強大，但在短短的六年後，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卻讓這個剛成立的國家自信崩潰。贖罪日戰爭以色列贏得很艱辛，好不容易慢慢滋長的一點安全感，再次蕩然無存。以色列再次覺得自己是脆弱的，於是另一股危險的思想開始滋生。

你可以說這股思想相對於原本的自保主義，轉向攻擊與侵略。簡而言之，以色列開始覺得只有採取守勢是不夠的，以色列之所以在自我防衛時打的如此狼狽而艱辛，就是因為對他的敵人太過仁慈的緣故。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個雖然“違法”，但卻在政府和社會輿論默許的「屯墾運動」開始發生。有一群拓荒者進入屬於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區域。

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得到的領土，包括西岸地區和西奈半島，有許多巴勒斯坦的村莊和居民，屯墾區企圖以「既成事實」的方式，實際上佔領這些土地。

屯墾運動不只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這群拓荒者前進這些土地，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土地是上帝給以色列人的，過去曾經是，將來也必定重新成為以色列的土地。

然而他們的行為在他人的眼光中，就單純的只是侵略與殖民主義。作者認為他們所做的，會使以色列在道德立場上站不住腳，進而失去國際的支持。

在屯墾者中，由艾滋錫安所帶領的「猶太地下」走向極端。他們認為以色列的未來不是成為一個西方所認可的民主國家，而是恢復古老而神聖的以色列國—一個被上帝呼召的民族與國家，按照宗教法典「妥拉」運作。

他的說法和發起伊斯蘭聖戰的恐怖組織如出一徹，他們實際上的做法也很類似，放炸彈、暴力攻擊，所有這些邪惡行為背後有著堅持其為良善的動機。沒有什麼能使他們改變，也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

當政治與心靈層面的理念結合時，可以產生強大的爆發力，它所產生的光芒絢爛迷人，引人獻身。但這樣的結合也是危險的，因為政治理應是由許多的妥協構成，一個與宗教結合的政治活動，已經失去了這樣的彈性，只能走向自殺性的死亡。

今天在西岸地區有一百多個屯墾區，超過四十萬的以色列屯墾區居民，數量還在增加。他們就是「哈瑪斯之子」中，巴勒斯坦的孩子丟石頭的對象，他們所引發的衝突就是巴勒斯坦村莊的墓地不斷有屍體運入的原因。屯墾區在巴勒斯坦地區製造的衝突、仇恨、報復，就是產生更多敵對以色列恐怖組織的溫床。

九、台灣的白色恐佈與以色列的拘留營

從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取得西岸地區的土地二十年後，屯墾區成立十二年後，爆發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它的結果是以色列必須緊急興建大量的拘留營，監禁這些抓到的巴勒斯坦異議份子，以色列的看守拘留營於焉誕生。

當時作者是一個年輕的記者，年輕的父親，受到預備召集令前往加薩走廊海邊的一座拘留營擔任這些巴勒斯坦囚犯的看守員。

作者內心的道德意識受不了將這樣的拘留營，對他來說，這樣的地方令人想起二次大戰期間的猶太集中營。你可以說它們有許多的不一樣，但同樣的是它都用來關押另一個種族的人。

巴勒斯坦人和被抓來當兵的以色列人同樣被關押在這裡，一個被迫當受壓迫者，一個被迫當壓迫的一方。他們同樣沒有自由。

作者感到自己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此刻在拘留營中所發生的，的確是不人道的壓迫行為，否則他也會和周圍的人一樣，認為自己也只是「盡忠職守」，而失去對於行為本質的反省能力。

雖然也有很多的不同點，我也忍不住將以色列的拘留營與發生在台灣1950年代的白色恐佈相比較。1948年，大約有75萬難民湧入以色列，在同一個時期，有大約一百萬的中國難民湧入台灣，造成整個社會和政治很大的壓力。

1950年的白色恐怖經驗，對比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高壓統治，都是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為取得掌控權而採取的非人道手段。而且同樣是出於一種絕望。

因為來到台灣的中國難民，和逃難到以色列的猶太人一樣，已經無處可去，他們必須用製造恐懼的方式，來穩固自己的統治。

當然台灣人民當時並未採取武力反抗，卻被更殘忍的屠殺與虐待。但是國安局、刑求、政治犯、自白、軍事法庭，這些在以色列拘留營出現的東西，充滿既視感。

台灣的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經過半個多世紀，至少逐漸消弭彼此的對立，但是被隔離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甚至不被賦予公民權，他們被以色列用半個世紀的冷暴力對待：這個冷酷未被說出口的聲音是：你們現在所居住的土地是我們的，我們不會趕你們走，但希望你們識相的自己離開。

「我的應許地」的作者看見自己民族卑劣的這一面，並不打算與其同流合污，對他來說，以色列應該是一個更好的國家，在追求自己的存在權時，也給予他人平等的生存權利。

他希望自己的國家能面對自己行為的惡，看見彼此更多的相似性而不是不同之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以這片土地為家，臉上同樣吹撫著從地中海吹來的微風，有著不同但同樣古老的文化傳統。

在2023年的此刻，以色列人和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也同樣身不由己的在一個自己不想要的處境中，以色列人不想冒著生命危險，放下工作和家庭上前線打仗，巴勒斯坦人不想每天在空襲的陰影中，擔心隨時可能喪命，但戰爭還是持續著。

這說明了和平說起來很容易，但實際卻並非如此，「我們被他們困住，他們也被我們困住。衝突每隔幾年就以更恐怖的形式爆發。」」作者開始思索，是什麼把他們同時困在其中？

十、和平的錯覺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並不是沒有努力，以色列不是沒有反省的聲音，巴勒斯坦人不是不想從恐怖分子的綁架中脫離，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問題在於，和平是所有人所渴望的，但和平到底是什麼？

以色列從二十世紀初的猶太復國主義，就存在著和平的渴望。猶太人文主義一直與軍國沙文主義抗衡著，避免其發展的太過殘暴、太過激進。和平的渴望一直是以色列民族沒有消失過的良心。

三零年代，在雷霍伏特的猶太橙農，就已經明白「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有別的伙伴，而我們必須學會和他們一起生活。」

但是實際上在以色列建國的過程中，「它將移民、屯墾和強兵富國視為主要目標，並沒有把和平看作一種絕對價值或至高無上的理念。」

姑且不論以色列如果將「和平看作一種絕對價值或至高無上的理念」，以色列這個國家是否還能存在。但如果問以色列在中東掙扎求生的過程中，是否已經盡了對人道與和平的最大努力與責任？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無疑的，如果它誠實的面對過去七十年的歷史，它會發現，其實它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以色列或許盡力了，以一個脆弱孤立的身分誕生，它的貪婪，它的卑怯，它的過度自我防衛，不禁讓人覺得情有可原。

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讓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卻並未帶來真正的和平。

有人說，如果阿拉法特是一個更誠信的領袖，或如果拉賓沒有被國內的極右派暗殺，和平「本來可以到來」。以色列的左派則認為，以色列在1980年代就已經錯過了和平的最後機會，現在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以色列的不同黨派彼此攻擊，指責對方才是和平的殺手。這只證明了以色列的處境艱難，不管它怎麼做，它永遠不夠對敵人仁慈，也不夠強悍。

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之所以失敗，或許單純的只是因為，它只具有和平的表象，卻不具有和平的實質。只有雙方的領袖握手微笑拍照並不就是和平，就一些原本就爭議性不大的事項達成合意也並不就是和平，暫時的停火也並不就是和平。

1993年奧斯陸協議的幕後推手，以色列的外交官員約西貝林這樣回憶，贖罪日戰爭中以色列所展現出的脆弱，對他所造成的衝擊：

「神的同在忽然消失，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空虛，進退失據。沒有什麼是安全可靠的。天上不存在具有智慧且能看見全局的神。上帝不存在，領袖也不存在，沒有誰能夠讓我仰望。我獨自一人，我承擔所有責任。確保戰爭或災難不再發生，第三聖殿不被摧毀，是我個人義務。」

我忍不住想，1990年代以色列的求和的渴望，竟是出於有一種信仰的喪失，他們不再相信自己是被揀選的民族，相信神會為他們擊敗一切仇敵，而西岸這塊應許之地終究會回到他們的手中。

然而對以色列來說，回到應許地才是這個國家一切的基礎與核心。如果失去這個信念，他們甚至失去了在這裡建國的立足點，放棄西岸這塊土地，也意味著放棄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正當性。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戰爭，並不是利益的衝突，而是關於信念的本質上的不相容，因此它無法藉由利益協商與妥協來解決紛爭，它唯一能被“解決”的可能性是雙方在信念上的根本改變。

以色列必須面對的，是它身處於此悲劇情勢的現實。和平不會長的像他們所想的那個樣子。「只要將西岸還給巴勒斯坦人就能帶來和平」是天真而不顧現實的假設。

以色列的現實是，它從來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它一開始就是奪取了阿拉伯人的土地而建立的。只要他們在這裡，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和敵意就不會消失。和西岸或加薩走廊無關，只要他們繼續在這裡，戰爭就會持續。

以色列的現實是，它必須戰鬥才能生存，只是它為之所戰鬥的事物可能會改變，以前或許是自身民族的生存，但有一天，或許它會願意為了別人而戰鬥，為了巴勒斯坦人有更好的生活而戰鬥，我希望會有那一天。

十一、東方與西方

東方與西方文化的衝突，在以色列的社會中可能比左派與右派的衝突更烈。因為以色列原本就是一個位在中間交會處的國家。七十幾年前從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湧向這塊土地，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你可以說，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一種尋求歸屬的衝動，驅趕到這個荒涼落後之地。他們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那些他們原本在寄居的國家可以享有的財富、階級的優勢，在回到應許地之後將蕩然無存。但是他們什麼也沒想地就變賣所有的家當，來到這塊語言不通、文化迥異，但卻是「他們祖先的土地」。

猶太人在應許地，在這個奮戰而來的新國家，是否真的找到了自己的歸屬？那個他們寧可失去一切也要追求的事物呢？對於有些人來說，他們離開了被歧視逼迫的異地，回到自己民族的家鄉時，仍然不被接納，這些人就是所謂的「東方猶太人」。

東方猶太人不是在歐洲長大的，他們過去所成長的文化不是所謂的「西方文明」，他們是從敘利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埃及、伊拉克⋯這些北非和中東國家歸回的以色列人。

這一個族群在新成立的以色列飽受歧視，被其他的猶太人視為劣等的階層，被送到落後的偏鄉和擁擠的國民住宅，父親失去養家活口的能力，孩子則落入街頭幫派的手中。

他們在自己的地方仍然被視為異鄉人。1990的以色列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猶太人是東方猶太人，他們的存在是以色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像一顆定時炸彈。被忽視的憤怒不知何時會在哪裡爆炸開來。

或許東方猶太人渴望的並不是平等，而是歸屬感。而這個歸屬感無法從他人的接納而來，歸屬感永遠只能從對自己的接納而來。接納他們自己就是不同，不同於「所謂真正的猶太人」。他們是說阿拉伯語的猶太人，吃阿拉伯食物的猶太人，但他們仍然是猶太人，這塊應許地無疑也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的文化、傳統、背景不一樣，但這裡也是屬於他們的國家。

十二、為什麼我們不能跟別人一樣

如果你在以色列長大，或許你會覺得生活就是這樣，每個人都要到軍隊服役，生活裡可能發生恐怖攻擊，邊境隨時可能有敵人進攻⋯⋯，這些都很「正常」。

但是以色列的年輕人從媒體上知道其他的國家並不是這樣。其他國家的年輕人可以頹廢、可以玩樂，不用隨時準備打仗。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以色列忽然在性和毒品、流行音樂急起直追地開放，他們渴望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他們「從衝突、戰爭、壓力和這個國家狗屁倒灶的事中，暫時得到幾個小時的解放。」

以色列的年輕人和其他地方的年輕人沒有什麼不一樣，對他們來說，玩樂非常重要。所以他們會在夜店跳整晚的舞，但是滴酒不沾，清晨時與女友擁別，跳上巴士，回到邊境的部隊裡，就這點而言，他們畢竟是和其他國家的年輕人有點不一樣。

十三、巴勒斯坦人的控訴：我們先來的

作者說，以色列左派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那就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只要把西岸佔領區還給巴勒斯坦人就可以完全解決。以色列就可以得到和平，周圍阿拉伯國家的敵意也會全部消失。

但巴勒斯坦人真正要的是什麼？住在難民營裡的幾十萬巴勒斯坦人，他們希望從以色列這裡得到的是什麼？

作者訪問了一位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具有以色列公民身分的巴勒斯坦人），他說他的期待是巴勒斯坦人可以回復他們身為土地主人的地位。

因為「這塊土地原本就是他們的」，他們才是土地的主人，猶太人卻反客為主地奪走他們的土地，使他們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猶太人被納粹屠殺迫害的歷史是一回事，但他們現在正在對猶太人做同樣的事。

這樣的比喻另即使是反戰的猶太人都暴怒如雷，竟然將他們比喻成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納粹！可是以色列的確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它是一個猶太國家，建立在猶太民族的這個根基上，而且是建立在周圍都是阿拉伯國家的地方。

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期待一個多民族民主國家，讓被驅趕的巴勒斯坦人都可以自由的回到這裡定居。這對他們來是和平拿回主導權的最好方法—因為他們在人數上的優勢，很快就可以在民主投票中成為多數。

巴勒斯坦人的主張聽起來很合理，但是卻不可能發生，因為以色列從來不是一個西方的民主國家，它的的確確就是一個猶太國家。建立在猶太民族—這個四千年前就存在的群體—他們被神呼召，帶領到這塊應許地，雖然他們曾經離散到世界各地，過了幾千年沒有國家的生活，但是重新回到應許地是他們的宿命。這個國家本身就帶著宗教和神秘色彩，如果不是出於這個強烈而執著的信念，以色列從一開始就不會存在。

巴勒斯坦人說：我們先來的，我們的祖先從一千五百年前就在這裡生活了。猶太人說：喔不，是我們先來的，三千年前我們的祖先所羅門王就在這裡蓋了輝煌的聖殿。巴勒斯坦人說：喔不，你們沒有證據，你說的不過是傳說。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怎麼說不重要，重點是以色列的神和巴勒斯坦的神怎麼說。或許也只有歷史的終局能告訴我們，究竟哪一位神說的才算數了。

十四/十五、以色列，一個混亂而強盛的國家

作者在這兩章中表達自己的擔憂，他憂慮以色列忘記自己所面臨挑戰，而不自覺使自己力量衰弱。他擔心以色列被引誘去假裝自己是一個和別人一樣正常的國家，無視於它所在的地緣政治的衝突，以為只要妥協就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從1973年以後，或許是因為核彈的強大震懾力，以色列與鄰國不再有大規模的戰爭。這段時間當中除了佔領區發生兩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以色列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和平”。以色列用隔離牆來解決佔領區的巴勒斯坦問題，在這期間默許的非法屯墾區則不斷累積與巴勒斯坦難民之間的仇恨與心結。

以色列的內部則有東方猶太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逃避式的享樂主義等等各種挑戰。當國家不用面對外來立即的威脅，內部的問題就開始發酵，削弱它抵禦外侮的能力。

以色列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大概也永遠無法正常，它的成立建立在巴勒斯坦難民的苦難上，而這苦難還在持續。它是一個在阿拉伯世界中的猶太國家，位處於東方與西方的交會點，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交會點，它在這裡有它的宿命，也有它不得不承擔的使命。

作者觀察說，以色列的社會各個族群分道揚鑣，他們誰也不信，沒發現自己成了無政府主義者。

我覺得作者雖然認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立場是中間偏左，因為他不贊成佔領西岸地區，但是他的思想基調完全是保守派：強調責任與承諾，甚於自由與多元。他歌頌1948年以前的猶太復國主義，因為他們組織良好、意志堅決，他雖然不贊同他們對待巴勒斯坦的方式，但是欽佩他們的目標與決心。對他來說，那才是他所愛並認同的以色列精神。

以色列的最大威脅不是哈瑪斯，也不是伊朗，他更擔憂以色列變成一盤散沙，擔心國家無法保護人民，人民也不願意和國家站在一起。因為以色列能夠在強敵環伺下生存至今，所倚靠的就是那個使他們凝聚在一起的團結心。

我覺得作者似乎有些多慮，因為以色列這個民族不只是不正常而已，他們可以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怪咖。姑且不論這世上有哪個民族在亡國幾千年後還能重新凝聚在一起，還有哪一個民族能夠在被屠殺六百萬人以後越挫越勇。猶太民族的「虎刺巴」精神似乎根源於這個民族的DNA，他們不畏懼權威，有自己的想法，也勇於表達，這樣的民族有許多不同的聲音，有很多內在衝突應該是很正常的，但是當有需要時，他們會立刻團結起來抵禦外侮。

以色列是一個小國，領土不大，人口也不多，卻是新創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這也是出於同一種民族性：「敏捷、創意、大膽」，簡而言之，他們天生就適合做生意。

「以色列高科技的秘密是反抗權威、忽視傳統概念，以及公然藐視遊戲規則。也色列的軟弱也是反抗權威，忽視傳統概念，以及公然藐視遊戲規則。」

身處在強敵環伺中，以色列不得不投注大量資源研發最新的國防科技，但這些發展出來的技術，也成為後來發展新創科技的豐富養分；以色列不得不接納國外歸回的大量猶太難民，尤其是蘇聯解體後，大約100萬的俄羅斯猶太難民一下子湧入這個國家，但難民的技術、知識，也成為後來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後盾；所有以色列所面臨的挑戰與難關，卻在另一個地方發展成使它更為強大的動力⋯⋯你甚至可以這樣說，以色列之所以如此強大，正因為它的軟弱。

總而言之，以色列是一個吵吵鬧鬧，問題比人家多好幾倍，但是也因此培養出強大韌性與凝聚力的國家。

十六、伊朗威脅

以色列有核武，雖然它不在核擴禁約的五個國家之一，也不在無視禁約擁有核武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韓三個國家之一，以色列的核武是不存在但是存在的神奇事物。

以色列不承認也不否認自己有核子武器，原因是以色列不打算使用，但卻希望它的敵人都知道它有。

然而以色列周圍虎視眈眈的國家可就不是這種心態，它們渴望核武，而且真的打算拿來使用，核子武器不是用來制衡或嚇阻的，它就是一個「很好用」的武器而已。

一個國家如果擁有核武，它如何看待所擁有的武器，攸關地球上所有人類的未來。這是為什麼2005年西方世界發現伊朗有發展核子武器意圖的時候，會想盡辦法阻止它成為現實。如果伊朗真的擁有核武，那就像眼睜睜看著惡夢在真實裡發生。

只是到2023年為止，這個努力並不能算是成功，或許西方世界已經錯失良機，讓伊朗徹底失去發展核武的能力。

以色列曾經兩次阻止它的敵國發展核武，用的方法不是外交協商，也不是貿易制裁，它掌握精準的情報，然後直接派飛機炸掉對方的核子反應爐。

1981年以色列空軍炸掉了伊拉克巴格達市郊的核子反應爐，2007年摧毀了北韓正為敘利亞製造的核子反應爐。

敘利亞無法說出自己被炸掉的是什麼，也只能默默地吃下這個悶虧。但是以色列阻止伊朗發展核武的行動似乎無法這麼明快，原因是伊朗是一個更老謀深算、更狡猾的敵人。它不躁進對抗，沒辦法抓到明顯的把柄，但是它低調而確實地跨過一道又一道的紅線，不在乎可能要花上十年或二十年的時間。

我覺得伊朗和以色列有點像，他們都知道什麼是「存在又不存在的東西」。可以根據情況需要而做不同解釋，既能避免正面攻擊又能掌握有利籌碼。無怪乎以色列和美國都把伊朗當作中東問題的大魔王。

將來以色列是否會和魔王決一死戰？我只希望不要真的有那麼一天。

十七、戲的終局

以色列人的生活像以走鋼索維生的人，需要專注和謹慎才能生存。但是以色列人也有可能在鋼索上生活太久了，開始把鋼索當作平地來走。

閱讀以色列的故事讓我想到自己所居住的台灣。我們知道活在戰爭的緊張感中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也經歷過大量的移民造成社會結構的改變，我們經歷過那段為了忘記傷痛而致力於發展經濟的時期⋯這讓我想到，台灣的人民，是不是正因為活在一個同樣動盪與不確定的政治局勢中，所以具有與以色列人相似的特質：反應迅速、生氣勃勃、大膽而充滿創意—我們也是天生的生意人。

活在火山口或是走在鋼索上的生活並沒有使我們變得勇敢，但使我們更願意承擔風險，跨出其他人不敢跨出的改變；並且我們總是隨時準備為了環境的變動而作出回應。這些移民與拓荒者的特質，同樣讓台灣在商業發展上成功。

我們在戰爭的陰影下，彷如一切如常的生活。這樣的處境不是我們選擇的，但我們並沒有抱怨，也沒有選擇當一個受害者，而是努力找到一條出路。我們的存在既脆弱又強大，和以色列一樣需要奇蹟。

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也只能倚靠奇蹟。這是為什麼我們如此樂觀，而且莫名其妙的充滿盼望。和以色列一樣，台灣的未來在上帝的手中。

和以色列一樣，「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擁有的，其實是一場還未結束的冒險。」

「不論好壞，我們做到了超乎想像的事。」

「但唯有結局能讓我們客觀地認清開端。」

我們現在不知道，但未來的人們會告訴我們，此刻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的意義。所有這一切奇蹟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