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食天堂」的海市蜃樓(上):邊陲城市的生與死 01|投稿 #17

澳門學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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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吃吃喝喝。」——蔡瀾
作者:靜水深流

「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吃吃喝喝。」——蔡瀾

我是一名吃貨,生活樸實無華,但有限的收入幾乎都花在了「食」上;來者不拒,就算連月吃金鯧魚也津津有味。可能是廣東人基因使然吧,粵菜和日料是我絕對的「心頭好」,但在此之外,世間各種煙火於我都別有一番滋味。食物不僅是飽腹之物,更蘊含群體的文化和個人的回憶。每次被美食所承載的巧思與誠意打動,我都不禁感嘆:「哈!真是不枉為人吶。」

普羅米修斯盜來火種帶到人間,人類文明的進化史不就是一段為嘴和肚奮鬥的歷史嗎?

因此,五年前我滿懷歡喜來香港求學,皆因從小就聽說這裡是「美食天堂」。絲襪奶茶、菠蘿油、餐蛋公仔麵(下刪N道美食)……單是看見大家樂廣告裡滋滋作響的豬扒與雞扒,就彷彿已經陶醉在飄忽的「香味」裏。

這是網絡上的「香港美食天堂」(Image: 搜狐)

然而好景不長,在校園吃了一星期「清一色」茶餐廳後,我反而懷念起家裡綠油油一大碟的菜芯和不加味精的燉湯。或許是校內餐廳質素不高?可惜校外快餐似乎也相差無幾——冷冰冰的配菜、硬邦邦的白飯、辨不清是雞還是豬的肉扒……總而言之,無論哪間快餐店,味道都是「清一味」——原來不同的招牌全屬同一母公司。 

豬扒火腿午餐肉,泡麵茶粉調料湯,煉奶糖精番茄醬,菜都懶得燙一燙。

——筆者(半成品文化,似乎也成了香港餐飲的一大特色)

有同學笑言:「我每日食飯只係為咗活落去。」雖言過其實,但身處「美食天堂」,又何至於此?

這是網絡上的「港式頹餐」(Image: Yahooy新聞)

我並非抱怨香港沒有美食,相反,香港絕對稱得上世界餐飲的「宇宙中心」。旺角、銅鑼灣的餐廳即使經受疫情也絲毫沒有黯淡。我只是疑惑:香港不缺出色的廚師及中西合璧的烹調技巧,但去哪找真正新鮮的食材?工業化的食物生產可能供應高質量的食品嗎?高租金壓力下,效益優先的營運模式能留住多少食物本身的味道?鋪天蓋地的連鎖店和人山人海的網紅餐廳,真的令我們填滿味蕾的選擇變多了嗎?當托盤盛著流水線「組裝」起的快餐推到我面前,我只是在麻木中感到一絲沮喪:「係呀,50蚊買得來多少用心呢?」

「民以食為天」,「美食天堂」的名號是一座城市的驕傲,或許也是最不該捨棄的靈魂。

一、食物從那裡來?

生活在香港這樣發達的現代都市,人們幾乎不會考慮「食物從哪裡來」的問題。街市、超市、餐廳、士多店……食物無處不在,唾手可得。大部份市民都不會爲一日三餐這最基本的需求而擔憂,也不認為糧食會是這座城市需要費心思考慮的問題——我們早已跨越了溫飽階段,不是嗎?

然而,糧食供應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議題,尤其對地處大陸邊陲的港澳來說,糧食供應是否穩定,攸關生死。香港地域狹窄、山石密佈,耕地有限,土質貧瘠,又缺乏淡水,如何養活七百多萬人口?回顧歷史,港澳都曾經歷過忍飢挨餓的時期,糧食供應不過在上世紀60年代末才漸趨穩定。百幾年間,圍繞「糧食供應」展開的角力、抉擇與行動,編寫出城市的生存發展史。

1841年香港開埠時,約有4000人口,居民過著自給自足的農漁生活。一直到二戰前後,香港農業耕作模式同華南鄉村都大體一致,以稻米種植為主,基本可以維持本地供應(註1),「元朗米」甚至出口到海外(註2)。據統計,到戰後初期,香港八成的農地都用以種植水稻,剩下約兩成用以種植雜糧、蔬菜、果園和花圃等(註3)。

開埠早期的香港農民(Image: hkmemory.org)

二戰結束後,大批大陸難民為躲避國共內戰南下港澳,令香港人口從日佔時期的60萬激增至1946年底的150萬,到60年代末又增至300多萬。人口暴漲使這座城市的食品供應能力備受挑戰,解決溫飽問題成為第一當務。

1951年,嘉道理農業扶助會(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KAAA)成立,為農民提供培訓、農資和免息貸款等;並修建試驗及推廣農場,改善牲口品種,示範高效的耕種和畜牧方法,幫助農民自力更生(註4、5)。在港英政府與KAAA等組織的資助下,約100萬難民在新界安置下來,以農維生,在田邊建屋安居,成為香港食物本地供應的中堅力量(註6)。

這一時期,港英政府的農業政策以「鼓勵稻作與牲畜經濟生產最大化」為主要任務,以主動積極的態度發展本地農業,以令農民社群逐步提升生活水平(註7)。 

除了本地農產品供應,五六十年代,香港農產品銷售商也從內地購入食副產品。當時香港與內地存在較大的物價差,這一市場關係總體保持著穩定。然而,60年代初,大陸經歷了「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人們飢不擇食,更不可能將緊絀的糧食賣給香港糧商,香港食品供應也因此大受影響。

1960年代,糧食短缺時期的牛奶供應站(Image: zolimacitymag.com)

當時長期在香港經營和銷售供港食品的央企華潤集團,承擔起在海外為大陸緊急採購糧食的任務,華潤同時向外經貿部建議,開通內地食品供港的專線列車,一方面幫助緩解「自然災害」對供港食品市場的衝擊,另一方面穩定對港澳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註8)。

很快,周恩來批出開通供應港澳鮮活物資「三趟快車」的提案,外經貿部專門成立「供應港澳三趟快車領導小組辦公室」,各大省市紛紛建立專門供港澳食品基地(註8)。對於內地各層政府和供應單位而言,食品供港不僅是一項經濟活動,更是一項政治任務(註9)。

1960年代供港糧食的「三趟快車」(Image: 搜狐)

1962年始,分別由上海、鄭州、武漢三地始發的「三趟快車」,「定期、定班、定點」每日開行三趟,載著滿滿的食材直輸港澳。這一持續、穩定且相對低廉的內地供港食品體系一直運行至今。半個多世紀來,供港物資「幾乎未受市場價格波動、自然災荒、文革等動亂、春運擁堵等因素的影響——即便是在內地經濟極為困難的時期,供港快車也不曾中斷過」。這絕不是憑市場行為能夠維持的狀態。

食物供應線是一個城市最根本的生命線,掌握了它就掌握了這座城市的命脈。60年代後期,內地供港食品已佔據香港食物消費的60%(註 10)。供港食品外,內地供港物資後來進一步延伸至供水、供給能源等諸多領域(將在此系列後面的篇章詳述)。

現今港澳幾乎都依賴內地的食物供應,但這樣的情況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我們之後再繼續探討香港糧食供應問題。

#文章篇數:1️⃣5️⃣9️⃣

參考資料:

  1. Lau Hoi Lung. Evolu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2. Hayes, J. (2006).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989-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AFD]. (1950-1960).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 Forestry.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Printer.
  4.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 取自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網站:https://www.kfbg.org
  5. Blackie, W.J. (1972).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1951-1971, Hong Kong: The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6. Wong, C.T. (1971). Vegetable farming in Hong Kong: a study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AFD]. (1960-1970).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 Forestry.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Printer.
  8. 鄭東陽,戴平. (2011). 香港特供五十年秘辛. 鳳凰週刊. 取自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201202/http:/news.ifeng.com/fhzk/detail_2011_06/08/6876167_0.shtml
  9. 羅建軍. (2019). 揭秘「供港食品」近60年歷史,總理親自指導,安全率超過99.999%. 35斗網站. 取自http://vcearth.com/p/NjBkZTVkZmMzOWRhNzYyMTgwYjhkMTYyYTlmOTI1MDc=
  10. Cheung, G.K. (2009).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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