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十洲 | 哲托邦
韩十洲 | 哲托邦

非职业转型研究者,前媒体工作者,致力于中国政治、文化和心理的转型研究、创作和教育。

2023年,始于极限,范式转移(三观重建),哲学启航 | 新哲学笔记00

人类正陷入积重难返的种族、阶级尤其是性别之间的冲突、撕裂与割据之中,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无边的孤独、抑郁和“精神内耗”,每个人活得越来越像是一个“绝缘体”,也越来越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信任和团结以及可能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自然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人类繁衍与人间之爱的最基本单元的“家庭”(婚姻)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存在论怀疑和威胁……

年,进也,进而前也”。岁初之际,除了祝福的话——身在“惊涛骇浪”的时代的确需要祝福,我还想分享一点点自己的十年磨一“见”,即便说出来未必得到理解和认同(大概率),但还是有独白的必要(但非充分的)。但话也不多说,就是如标题所示的三个关键词:始于极限,范式转移(三观新建),哲学启航。

“始于极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词来自最近有点火的一本同名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是日本女性主义先驱上野千鹤子与日本女作家、“前AV女演员”铃木凉美之间女性主义主题的通信集,其暗指“立于极限的我从自己所在之处审视事物”的边界视角,“意味着前方无路的分界线,不容许更进一步的底线,忍耐的极限,体力的极限,认识的极限,打破极限……”。显然,这用来刻画我们当下的个人体验与社会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十分切实而传神的,所以,我就“拿来主义”了。不过,我这只是修辞上的借用,而非逻辑上的简单套用。

2022年初,我发过《内卷、躺平与破防: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文中表达了“‘困在系统里’的我们每个人几乎已经到了一种再也hold不住的临界、解离甚或败坏的状态”,同时,我也解释了我们究竟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系统”之边界和极限,即指出了“系统”(结构)的本质即是一种帝国算法(算法=逻辑+控制),而这又源自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所建构的“二元对立,一元至上”的绝对主义一元论意识形态,东方的轴心是儒教里的皇帝,西方的轴心是基督教里的上帝;用政治学上的概念来说,这也就是战争状态中的一种“敌我逻辑”——“你死我活”或“你奴我主”,亦即一种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主奴结构的“中世纪”状态。

当前,主导世界的诸如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以及犬儒主义等“(后)现代”意识形态本身即是“二元对立”的帝国结构的产物,不过是一种一元主义、绝对主义和轴心主义的简单粗暴的形式逆转和“翻大饼”而已,心理上是逆反的(例如中世纪是“禁欲”的,现代性则是“纵欲”的),但逻辑上依然是同构的,即由外在的“大他者”中心主义(上帝或皇帝)转换为了内在的“自我”中心主义但这依然会通向虚无主义的深渊,也就是说,基于否定和反抗的逻辑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和“自我意识”(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是基于对立面不想让自己拥有什么)并没有建立起自身真正独立的且更高阶的内核(原点)和标准(参照系),这就像是欧几里得平面(曲率处处为0)上从原点出发的随机行走会不断地回到原点(双曲平面上从原点出发的随机行走则不会回到原点),或孙悟空无论怎么翻筋斗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恐怕也是自诩为“超人”(上帝)的尼采的“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和“永恒轮回”体验的真实含义吧。

并非“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果说“现代性”与“中世纪”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量”上的而非“质”上的,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个帝国变成了N个帝国,一个皇帝(上帝)变成了N个皇帝,一个山头变成了N个山头,全球化的世界变成了“帝国的丛林”和“罗马竞技场”。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几乎是人人都是帝国的阿凡达(Avatar),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皇帝(上帝)梦”或“超人梦”,几乎人人都是尼采式的后现代主义梦游者,用诸如“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及“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KPI”(绩效主义)、“优绩主义”、“996”、“内卷”、“破防”、“躺平”或“摆烂”等词藻构筑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和自我至上主义(egotism)实际上却是在丧失“我性”(selfhood)的新自由主义的“黑客帝国”(the Matrix)——隐喻的即是内蕴的本真自我之丧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如“躺平”)。我很有共鸣的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先生也曾直截了当地说过,新自由主义就是新帝国主义。

当然,正如并不存在没有漏洞的系统一样,帝国结构本身肯定也有自己的“软肋”,即由于它的统治逻辑即是陷自身之构成部分于“二元对立”(敌我逻辑:你奴我主,或你死我活),但这最终却会导致所有人即整个帝国的普遍冲突、相互争斗和自我耗竭以及最终的崩溃解体,这就像是帝国的总架构师在帝国内部植入了特洛伊木马,逻辑形式上则像一只咬尾蛇。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即是其体现和例证,形势比人强,这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转移的,而集体意志的形成,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根本的是主体性悖论问题——即帝国化的人格即便是想要改变帝国的结构与趋势也会像是要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鲁迅的苦闷与彷徨即出于此。

当然,现代化过程中的“进步”与“创新”,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这却往往是由那些帝国结构的“漏网之鱼”即“例外的个人”所启动、创造和引领的,然后,又被帝国结构所选择、转化和吸收而变得“无害化”甚至反过来用于实现帝国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强化,例如,计算机的发明(图灵/冯·诺依曼)和互联网即是如此,苹果手机的应用(乔布斯)及移动互联网亦是如此,但如今我们却越来越感觉到“困在系统里”,因为系统的本质上依然还是“帝国算法”,我们每个人依然还是困在帝国控制论的手掌心里——“被拿捏得死死的”,“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上野千鹤子女士在书中几次提及“能动性(agency)-结构(structure)”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但在“结构”方向上并没有进行必要的展开,例如,将铃木凉美自愿为AV女优的选择仅仅暗示(归因)为母女关系之间的张力而遮蔽了更大的帝国结构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张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伪装成精神分析的遮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女性主义(只将矛头指向男权/父权却只字不提“帝权”——“The Game of Throne/权力的游戏”)、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战争状态)与精神分析(个人化归因/原生家庭归因)之间可能的“暗通款曲”进行批判性的“超凝视”。

现在,我们再一次处在了这样的“历史关口”和“极限状态”:人类正陷入积重难返的种族、阶级尤其是性别之间的冲突、撕裂与割据之中,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无边的孤独、抑郁和“精神内耗”,每个人活得越来越像是一个“绝缘体”,也越来越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信任和团结以及可能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自然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人类繁衍与人间之爱的最基本单元的“家庭”(婚姻)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存在论怀疑和威胁,整个世界也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共济失调”和“礼崩乐坏”。《始于极限》传达的正是性别冲突的体验与亲密关系障碍的症状,极具微妙性、代表性和象征性,而这正是帝国结构已经界临自身之自我耗竭的极限状态而濒临崩溃的边缘的微观与宏观的症状,也就是说“到头儿了”或者说“气数将尽”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多一天少一天而已。

从其内部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新帝国与没自由主义的旧帝国还是有“自由度”的区别与高下的,对那些不甘沦为棋盘上的棋子的“例外的个人”来说,前者会比后者存在更多可自由穿越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参见《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帝国形态都以各自的方式限制或扼杀了人类通往更高阶世界的可能性。当然,如果只能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明智的人们自然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这样的眼光来看,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可以说即是一场旧帝国与新帝国之间的“终极之战”,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所以,在2023年(或稍晚些时候),我们大概率能看到俄罗斯解体的样子,同时,我们也大概率能看到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即离岸金融资本主义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量化宽松”所累积的通货滞胀和系统性错配而造成的经济崩溃的样子(这里只说结论,经济学论证请待另文),我相信很多明智者也预见到了。柄谷行人在2001年发表的《这并非预言》中“预言”了战争的来临,“恐怖的大王从空中降临……”,“这场战争中无人获胜”。

不过,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正如人们常说的“不破不立”,我们适逢人类文明的新旧范式转移的“奇点时刻”,很多人也隐隐约约、或多或少感受到了这样的心智氛围,有一种“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感觉,“始于极限”中的“始于”也微妙地表达出了一种要变“被动为主动”的能动性(agency)。但问题来了,何以为“新”呢??(没有目的和方向的)能动性会不会再一次“自由”地转回原点呢?其实,这里会遭遇一个悖论:那些不管在乡还是离乡但依然“背井”的人们即便是客观上来到了新地方、遇到了新情况但主观上依然还是那副“老脑筋”和“旧眼光”,所以,仅仅“醒来”是远远不够的,君不见鲁迅早就意识到的“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嘛,仅仅“睁眼看世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看待世界的“新世界观”——没有新世界观就不可能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才会有曹雪芹先生“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石头记》而试图“令世人换新眼目”(“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种看待事物的新眼光,新“三观”,新范式,例如,交通从马车时代进入汽车时代,手机从按键时代进入触屏时代,物理学从牛顿时代进入爱因斯坦时代,这些都是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高阶(higher order)的结构状态,能容纳更高的自由度和复杂性。

范式的转移时刻,也即哲学——准确地说是“新哲学”——的启航时刻。人们常问“哲学有什么用?”哲学,除了可以让人知道谁在胡说八道从而拥有免于忽悠的自由外,在人们“换新眼目”而形成新眼光、新三观和新范式进而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激励人们“认识你自己”,还引导人们“认识‘认识你自己’的认识论”,不仅要“重估一切价值”,更要“重估一切价值的重估”,以及会追问“谁”(为谁)在认识、“谁”(为谁)在重估?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三阶眼光”,即包括本体论(是什么)、认识论(如何认识)和主体论(谁有能力认识)三个逻辑环节。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个动词,即“哲思”,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哲思”的思维水平呢?

我们可以把思维活动分为三个层次:1)思考,指向特定的对象的;2)反思,指向思考自身;3)哲思,既指向思考及其对象,又指向反思自身,“反思,反思,再反思”而最终达到一种“反思的均衡”即“普遍性”或者说“底层逻辑”,这是一个“自指”(self-reference)又“自反”(self-reflexivity)的认识论过程,其倒是像极了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德)。不过,这只是必要性,而非必然性。因为,正如“徒法不能自行”,范式转移也好,新哲学启航也罢,都不是自动的,而必须依赖作为创造性主体的人类——即前面所说的“例外的个人”,“不有屈原,岂有《离骚》”,没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何来《理想国》。

当然,这样的工作,同样还是只可能由“例外的个人”来启动和完成,大多数人依然是背负着帝国结构所造成的创伤和情绪化状态而无法恰如其“分”地感知、反思和开悟,更遑论“换新眼目”和思想进阶了。不过,旨在克服轴心时代以来的“旧哲学”及其帝国结构的“新哲学”及其新范式不同于技术之处在于,它可以免于再一次被帝国结构转化、吸收和利用,正如汽车不可能再被马车所吸收转化、爱因斯坦物理学不可能再被牛顿物理学所吸收转化一样。这是一条并不轻松但又不得不“进而前也”的道路,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如果我们不是“最后一代”,并且不希望子孙依然还是在帝国结构里“永恒轮回”(要么成为“末人”、要么像尼采那样疯掉)的话。关于“新哲学”(三观重建)的内容,我们会后续慢慢道来。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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