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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雲飛:景仰的異數—— 天津演講:胡適對我的影響(三)

2013-07-18*在我看來,胡適先生的學問不是第一流的,他的詩歌寫得不是最好的,他的翻譯也不是最多的,他的民主自由理論談得也不是最深湛的,但有一點,他的知行合一,他把民主自由不僅當成一個理念,而且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的態度,令我深深景仰。他的風度和道理,他的寬容與理性,在20世紀中國這個充滿暴戾之氣的國家,實在是個異數,令我永遠銘記。

看胡適一生,和誰翻過臉?基本上沒有,翻臉的那些都不是他的朋友,那些人都是他的論敵,比如說國民黨黨部的。即便如此,他也從不罵人也不侮辱對方的人格,始終平和說理。

眾所周知,胡適和陳獨秀這兩個人在很多方面是很不同的。胡適早年可以說受過陳獨秀的很多恩惠,當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沒畢業就開始討論「新文學」。那個時候陳獨秀就通過中間人,通過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的關係聯繫上了胡適,然後陳獨秀和胡適在信當中就互相探討「新文學」問題。

探討過程中,陳獨秀先生就覺得胡適很不錯,覺得他關於「新文學」的觀點很好。那個時候胡適與任鴻雋、梅光迪、胡先驌共同探討「新文學」,他幾乎是孤軍作戰,受到朋友們很多批評。

胡適這個人就是,你想他完全可以寫得很猛的言論,以驚視聽。但他因受到朋友們的猛烈批評,於是他就把文章標題定為《文學改良芻議》。你看他用的詞彙,第一「改良」,溫和;第二,「芻議」,謙虛。陳獨秀先生不一樣,陳獨秀馬上說這是「文學革命」。由此你可以看出每個人在這些地方,處理事實的方式大不相同。正是由於梅光迪、胡先驌、任鴻雋對他的批評,使胡適取《文學改良芻議》這樣一個比較謙謹的題目,他的潛台詞可能是我有錯也說不定,因此我要謙虛一點,自己放低一點,以避免更多的阻力。

胡先生和陳先生這兩個人都非常不錯,但陳獨秀先生的寬容度是不夠的。當時在新文學爭論的時候,劉半農和錢玄同用「王敬軒」的名字唱雙簧戲來罵林紓等等這一批人,胡先生就覺得手段不夠高明、不夠理智、不夠坦蕩,不能夠這樣。

陳獨秀先生就說:將來的新文學一定是白話文學,沒什麼可說的了。「必以吾輩之是為是」,一定要以我們認為是對的東西才是對的,「而必不許彼輩匡正」,必然不能讓那一撥人來匡正我們,沒什麼可匡正的,我們這個就已經是完全對的了。但胡適先生就完全不一樣,他說:我們所說的不一定是對的,「不必以吾輩之是為必是」。

正是因為有此分野,陳先生越來越走向激進的那一邊。1925年北京晨報館被燒,報館被燒這件事,很多人就覺得該燒啊,連陳獨秀先生也覺得該燒,胡適先生當然不同意他們這種看法。胡適寫信給陳獨秀說:「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指「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

在胡適看來,無論一個報社的言論多麼荒唐,也只有法律才能制裁,而不是燒毀了事。何況言論的是與非極難了斷:「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說到底,「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這是十年老友對陳獨秀最激烈的批評。胡適最後慎重地告訴老朋友,我們有許多不同,但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那麼我們就只好做「敵人」了。

陳獨秀先生對老友的指責雖然客氣克制,但並沒有按照胡適先生的要求去做。在胡陳交往過程中,陳獨秀坐了多次的牢,胡適多次幫助他。到晚年,陳獨秀又回歸民主自由寫《陳獨秀的最後意見》,胡適依舊給他寫了非常長的序。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當中的一節寫他們兩個人的友誼,叫「道不同,亦相為謀」,這一點,太難做到了。

有很多人都說「道不同,不相為謀」,這也是中國人的古訓,沒想到還有比這更高的境界:道不同亦相為謀。再舉個簡單例子,我們說寬容,談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好比我不愛吃饅頭,我不拿給你,但這還不是寬容的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己所欲,不一定要施於人」,為什麼這樣講?我覺得這個饅頭好吃,但我並不說這饅頭很好吃,你就一定要吃一個。覺得最好的做法是,這個饅頭很好吃,你可以嘗一嘗,試一試。

眾所周知,胡適先生一輩子倡導嘗一嘗,其詩集名之曰《嘗試集》嘛;主張試一試,實驗主義嘛、懷疑精神嘛。胡適在言論上很大膽,對於這一切常有警惕謙卑之感,他並不認為我一定是對的。從個人心理上講,胡適是戰戰兢兢的,隨時想到自己可能會犯錯。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說胡陳二位應該是「道不同,亦相為謀」的友誼,這個友誼的境界是很高的。按照道理來講,陳獨秀已經當了官,若不是胡適這樣一個人,換作是另外一個人,不知道要怎樣攻擊他。胡適居然持這樣一種態度,我覺得這真是很可敬佩和玩味的事。

還有,胡適跟那個著名的植物學家和詩人,反對白話文的胡先驌先生,很多見解是不同的。晚年胡先驌的詩詞是錢鐘書先生給他做了一些編輯,那你可以想見,胡先驌先生的古典文學功底絕對是不低的。雖然,他是中國現代植物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生物學方面的專家,包括「靜生植物園」和「廬山植物園」這些都與他有關。但這個胡先生一直反對白話文,而且與胡適見解有很大的不同。

1925年,二位胡先生在上海照了一張照片,胡先驌先生當然是比較嚴肅的,胡適先生是笑眯眯的,然後胡適先生在照片背後寫了一句話:「我們兩個是互相反對的朋友。」我們這種非此即彼思維訓練出來的人,我們這種仇恨態度訓練出來的人,立馬就會很容易脫口而出:「這話聽上去為什麼這麼拗口啊」,對不對?我們兩個是互相反對的朋友」,我們這些在此之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階級鬥爭思維,在「與人鬥其樂無窮,與天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下薰陶和教育出來的人,已經很難理解這是什麼意思了,互相反對還是朋友嗎?

有很多人把觀念看得非常之重要,超過了親情友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在不自由的時代如何互為異見者》來回應,應該怎樣解決觀念不同而又能和平共處。為什麼說大家都互為異見者呢?

按道理來講,大家互相之間有意見不同,都是異見者,這個很正常啊。從某種意義上講,異見者這不應該是一個特殊的稱呼。整個說來,我們很多愛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不知道怎麼解決與他人發生爭執,如何互相尊重、平和相處的問題。我們作為知識分子,互相之間一定要學會解決諸種觀念的衝突,我反對你的觀念,但我們不一定是敵人。我們存在利益上的紛爭,但我們可以坐下來討論,哪怕是與官方,我們都要極力創造出很多辦法來解決這樣的難題。

有很多人說,你這是「與虎謀皮」,你是書生之見。是,我承認這是書生之見,但如果我們作為知識分子都沒有一點書生之見,我們作為知識分子都沒有一點書生情懷,那你和官僚們有何區別呢?這正是因為我們跟他們不同。如果,我們跟當官的行事和思維方式完全是一樣的,那我們就不是稀缺資源了,對不對。

在這個時代,人人都罵,你不罵,你就是稀缺資源。人人都不寬容,你寬容,你就是稀缺資源,你就會被人記住。當然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既有原則又寬容,最終你用自己不竭的創造力來使自己成為真正的稀缺資源,如蓋茨、喬布斯。我覺得不論怎麼樣,一個人一定要有一種理性的、平和的態度。

說到這一點,再說胡適先生對我的影響。我這個人在氣質上其實和胡先生相差很遠,因為我的脾氣比較不好。當我知道這些過後,我會有所控制,會相對做得好一點。至少我意識到這是個問題,而不是說因脾氣壞而洋洋得意。一個人脾氣不好,有些人只把它當成個性來看待,當然它是個性的一部分,個性好不好,應該自我反省,別人不可能來給你糾正。別人雖然可能會批評你,但你不一定聽得進去。

從某種意義上講,至少在公共言說上,我們要有種負責任的態度來去面對它,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胡適先生確實給我很多教益。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我終生都感激他》,我感激胡適先生,他把我從那種黑暗的思維當中、非此即彼的思維當中、仇恨的思維當中給解放出來了,然後內心裡面就感到很輕鬆舒適。面對自己的個性和行事方式,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我認為胡適先生教給我很多。

在我看來,胡適先生的學問不是第一流的,他的詩歌寫得不是最好的,他的翻譯也不是最多的,他的民主自由理論談得也不是最深湛的,但有一點,他的知行合一,他把民主自由不僅當成一個理念,而且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的態度,令我深深景仰。他的風度和道理,他的寬容與理性,在20世紀中國這個充滿暴戾之氣的國家,實在是個異數,令我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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