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記憶

在北京北部最後一塊平整地上，城市馬上就要和蒙古山脈接壤的地方，有一個衛星城天通苑。這個區域的興建是在欣欣向榮的2008年奧運會期間，項目設計為現代化的、港式風格的住宅小區，可容納三十五萬居民，有足夠的商業物業和一條通往市中心的地鐵。但計畫的工期太緊張，規劃了通往地鐵的道路，但忽略了公園、開放空間和各種公共設施，缺乏社區和人文關懷。建築品質參差不齊，整個區域建築物老化快的驚人。許多高層樓房在北風中晃動，搖搖欲墜，裂痕累累，就像一支匆忙徵召、趕往遙遠前線的部隊。

就在這個新生區域，誕生了《記憶》（註1）雜誌，這份地下刊物是一個七十到九十頁的pdf文件，每週用郵件分發。 《記憶》沒有雜誌社地址，也沒有編輯部。如果它有家，那就是這裡，在某個天通苑的水泥單元里，一個黑洞洞的底樓公寓，堆滿書箱和一堆堆的書，一個無名之家正配得上一本地下出版的雜誌。

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們出品了好幾種類似的新聞出版物，它們透過個體經驗的鏡頭來探索過去，許多出版物持續數年之久。包括《往事微痕》、《紅岩春秋》和《昨天》。其他刊物都因為各種原因中斷，《記憶》卻像一台時鐘一樣準時出版，這也多虧了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們，他們幫忙排版和分發。

某個週六，《記憶》雜誌的幾位撰稿人在天通苑的公寓內小聚，分享一壺普洱，也和雜誌的共同創辦人，退休的電影歷史學家吳迪閒聊。他們三三兩兩的來到，吳迪靠在自己的座椅上，給每個人進行流水帳一般的評述。他們之中還有一位是電腦資料專家，在科技大學執教（“林彪研究方面最牛逼的專家”），一位是共產黨標竿出版物《人民日報》的編輯（“當然他必須保持低調” ），還有一位不認路的教授得給吳迪打三次電話才找到方位（「漿糊腦袋----他對文革時期的各種暴力行為瞭如指掌，但卻不會用手機叫車」）。

吳迪生於1951年，他收拾得很精緻，充滿活力，愛穿牛仔襯衫、皮外套和黑色棒球帽----看起來是一名退休警察和老嬉皮的混合。他未染過的頭髮漆黑，只有幾縷灰白襯託他烏黑又灼灼生輝的眼眸。他是個謹慎的人，給自己的定位就是歷史事實的紀錄者。

「我只寫真事，沒人不准你坐在自己家裡做一點歷史研究。」他如是告訴我，訪客們則自己拖來椅子，圍坐在一張大木桌旁，給自己倒茶，磕瓜子。

人到齊了，他們開始討論一個爭議性話題，就是如何鼓勵人們為文革中實施的暴力行為道歉。

有人覺得《記憶》幹的不錯，出版了一些文章，甚至還辦了一次會議。其他人則認為他們理解某些批評的聲音，批評者認為雜誌在某個典型事件上選邊站，那個事件指的是1966年一群女紅衛兵把中學副校長打死。這個話題會不時被拿出來討論，討論持續一整天----這個敏感話題會讓國內和海外的知識分子對立起來。團隊先議論的是有潛力的撰稿人，當這些名字出現時氣氛變得輕鬆。

“他很棒----他喝酒的時候很健談。”

“他都退休了。”

“這個人去世了。”

“也就是說不能給他惹麻煩----用個筆名吧。”

「這人是我們部門的，每天晚上都見到他一個人在院子裡散步。他在香港出過一本關於六四的書，《六四真相》。之後沒人敢跟他說話了。”

大家都笑了起來。吳迪為緩和尷尬的氣氛，宣布他在一家小館子預定好午飯，是為了弘揚中國傳統價值。在我們出​​門的時候，吳迪把我拉到邊上：“你也許對政治感興趣，我可沒興趣。我就是個歷史學家。”

和地下歷史學家艾曉明不同，《記憶》更學術化。文章都有註腳，努力從客觀角度出發。它也試圖與同一學術領域的國際學者交流。和艾曉明還有其他在中國的人們相同的是，作者們的寫作動機都是私人經驗。

對吳迪來說，這動機來自他十七歲那年，1968年。和那個時代的其他年輕人一樣，他被迫下鄉去了農村，這是在經歷文革初期無政府時期後毛澤東重新掌控權力的步驟。吳迪被送到內蒙，和北北草原上的牧民們一起生活。某一天有人在帳篷裡被搶劫，另一個人被錯誤指控為搶劫犯。吳迪出來為被冤屈者說話，結果自己被抓起來。

他和其他二十人被關在一個小房間裡。他們被指控組織蒙古獨立的陰謀活動，中心人物是內蒙的共黨領導人烏蘭夫。一個月後，吳迪被重新分配到另一個監室，這次裡面只有兩個人。這人也被指控參加這個陰謀，還有自殺傾向。吳迪的任務就是防止他自殺。 （註2）

“起初我很高興離開那個擁擠的監室，沒注意那個人。”他說，“後來我跟他聊了很多，是關於內蒙的文革情形。”

他最終回到北京，接受大學教育，成為一名老師，也透過外國電影了解外面的世界，後來這成為他的專業專長。他在這個領域出版了許多讀物，包括一本娛樂讀物討論中外的電影院，名字叫《西方東方：蘋果和橘子》。

但青年時期的記憶一直跟著他。他明白自己是歷史的見證者，他在1980年代小心翼翼的寫下他所聽到的故事，目擊證人佐證過的信息。重要的發現是暴力行為下面埋藏的民族仇恨。官方數字顯示，在文革期間內蒙死亡人數是22900，入獄的人數是790000，但有一個事實至今沒有人討論或認錯，那就是大多數的罪犯都是漢族，而壓倒性多數的受害者是蒙古族。吳迪的結論是，這個沒有解決的時代傷痕會繼續在這個地區引發民族緊張情緒。

這份手稿當然無法出版，《記憶》甚至不能刊登文章摘要。它一直藏在吳迪的書桌抽屜裡，成為蒙古草原上被風吹過的褪色記憶。

要繞天通苑一圈必須開車，所以我們開車駛過北方淒涼的街道去飯店，來到這片區域最豪華的購物中心。這裡的房子被稱為別墅，但看起來更像是刻板的水泥街區，藍色貼膜玻璃外面是生鏽的鐵窗。前面停著寶馬和路虎----這在世界各地都是豪車但在中國因為關稅高更成為奢侈品。有錢人都住在這一片，但似乎都被關在自己家裡，就像買了一種自己都不理解的生活方式，甚至連自己都不想要的方式。

在駛過半里地的街區後，我們來到一個小停車場。我以為是一家大飯店，其實是一家簡易的裝著大窗的預製板建築。裡面有兩個志工站在牌桌後面，從兩個不鏽鋼大桶裡把食物舀出來。一個是綠葉素菜，另一個是燉豆腐，主食是小米粥或冷掉的蒸饅頭。時間是十二點十五分，以中國標準午餐已經很晚，就我們一桌客人。

牆上掛著大幅畫像是孔夫子，下面的祭壇裡擺放著水果和花。對面是一個優雅的中式書櫃，有各種長度和形狀的隔間。上面堆滿書籍和碟片，可以免費取閱，弘揚中國傳統宗教。一個是在吉隆坡金馬宮酒店舉辦的《儒釋道講座》。另一個是《隱藏的真相：透過真相，財富人生》。這個飯店的簡潔風格和這些免費的讀物意味著這裡是某個傳播傳統價值的中心。我問吳迪這餐廳的主人是誰。

“就是個商人，”吳迪說，“他覺得自己在做善事。這也是行善的一種形式。”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全程都要忍受一台巨大的平板電視用最大音量播放某人的講座視頻。他身穿灰色的無領外套，站在一個藍色天空背景下類似動畫片亮麗色彩的田野中。主題是經典佛經，但他的自由聯想囊括死亡、道德和國家大事。

「你如何發現一個國家的處境？」他在自問自答。 “領導人的道德水平。”

道德，意味著不可以貪腐，他說。如果領導人沒有貪腐，他們就是道德的。如果他們是有德行的，他們就應該受到尊重。

《人民日報》的編輯笑著聳聳肩，彷彿他聽自己報紙發表的通稿。

“中國傳統的陳詞濫調----每個人都應該是有道德受尊重的，”他說，“但如果領導人不道德又該如何？”

我們很快吃完開車回到寓所。人們聚在大木桌周圍聊天，我走到另一個房間和戴為偉交談，她是《記憶》的編輯和撰稿人之一。和吳迪一樣，她也是志工但基本上是全職投入。

戴為偉出生於1964年，是個高個子北方人，短短的捲髮聲音很柔和。她的父母都是新華社的高級編輯，這意味著她的成長在一堆精英家庭組成的大院裡，也給她百科全書般的知識，關於誰和誰是配偶，或者誰又跟誰好上了。她在2011年《記憶》創辦三年時加入。

戴為偉說，“這給我們一個審視自己歷史的機會，《記憶》是普通人對歷史的觀看，而不是政府的展示。”

吳迪的設想是找到一家出版商可以讓他這樣的普通人可以出書。他關於內蒙文革的手稿在抽屜裡擱置到1990年代，他認識了一位西方研究文革的最重要的學者瑞典隆德大學教授沈麥克（Michael Schoenhals）。他幫吳迪用匿名W Woody發表英文專書節錄（註3）。 2000年，吳迪在香港出版此書。 （註4）

2008年，他和重慶歷史學家何蜀一起創辦《記憶》。在創刊號中，吳迪寫道，關於文革的研究絕大部分都在海外，學者如沈麥克、哈佛的馬若德都是文革專家。現在是中國人自己正視歷史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在中國出版自己的文革研究著作。 2011年，何蜀需要專心自己關於西南部歷史的非官方出版物，因此離開了雜誌。吳迪需要有人幫忙，於是戴為偉志願加入。

2012年，雜誌修改十六字的目標，從文革研究展開到整個二十世紀的近代史。吳迪和戴為偉有個規矩，就是年代的範圍到1978年為止，這一年鄧小平重新掌權並建立現在的政治體系----國有資本主義和嚴格的政治管控。這樣《記憶》就避開很多現代的爭議話題，例如1989年天安門屠殺----這個話題一定會導致編輯被抓雜誌被關。

但《記憶》還是刊登了許多共產時代最具爭議的文章。包括一些文章探究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林彪的造反密謀，政治運動的責任人，五十年代的罷工----這個時代被視為共產黨統治的黃金歲月，黨聲稱自己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

我問戴為偉雜誌有沒有刊號，這是政府給每家正規雜誌的核准執照，只有具備刊號的雜誌才是合法的。

“當然沒有，不過我們不算出版物。”她說，“我們僅僅是一個pdf的新聞通訊，發給區區兩百人。”

根據不知道誰透露但被廣泛認可的秘密規定，中國公安把發給兩百人以下的郵件視為私人分發清單；更多收件人的則視為出版物，也就是需要審查和監督。所以公開來說，《記憶》的作者只是歷史愛好者，偶爾會寄電子郵件給有興趣的朋友。 《記憶》被更多中國受教育的精英人士看到並非他們的責任，更不用說被海外研究者熱烈期盼和收藏。郵件轉寄吳迪可沒辦法控制。

我們聽到外面房間男人們在爭論。他們提高嗓門，聽起來像是在怒氣沖沖的吵架；一個人在吼叫。話題也是對文革受害者的道歉，這個話題在2010年代中國的社群媒體爭論激烈。這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沒有共識。我打算過去聽一下，戴為偉抬眼看我。

“他們爭得臉紅耳赤，這也是一種釋放。他們在大學裡教書，但不能教這些內容。你想像一下。”

北京市中心，紫禁城西面大約一公里，有一個在全國都赫赫有名的中學。這裡畢業的學生通常會進入中國最好的大學或出國留學，外國領導人和CEO也會經常來參觀，看看這個國家未來的精英階層如何度過中學時代。學校成立於1917年，在過去幾年又巨資重建，包括新的健身房、餐廳、教室----完全就是一個正在崛起面向未來國家的紀念碑。但對上了年紀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讓人聯想到另一個畫面----一群狂熱的女生把學校的副校長折磨致死。

多年來，這個事件對外國研究文革的學者們有著神話般的吸引力。 《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的故事吸引學者們研究女性暴力，紀錄片電影人探尋紅衛兵的心路歷程，研究者們拼湊零碎信息試圖弄清到底有多少人被殺害，以何種方式，被誰殺害。在中國，這些故事被一再掩蓋。官方口徑輕描淡寫的說，這是國家應該避免再次發生的動亂，對關鍵要素則嚴加審查----例如許多施暴者都是共產黨高層精英的子弟，如今則是社會的顯要。

在《記憶》雜誌推動下，這些暴力事件的認責----包括校長之死----被推進、被媒體報道，產生激烈的爭議。更有意義的是，在2010年代開始，人們為自己在文革的行為公開道歉，引發一場遲到許久的討論，就是中國該如何面對這段暴力的歷史。我們如何解決這一段歷史，尤其是許多受害者已經過世？是應該忘卻麼，就像這個國家正在做的？還是透過挖掘歷史來學習？在一個沒有真正公共空間的國家，是否可能發生正視過去的宣洩？雖然這些公共討論最後都被黨禁止，它們依然顯示了歷史的緊迫性和中國地下歷史學家的影響力。

在這段時間尤其是2013年，這些道歉接踵而至。一位江蘇的先生寫信，描述當時自己如何檢舉自己的母親，導致她被處死。北京的一名編輯描述他曾毆打一個農民，他當時認為這個農民對毛主席思想沒有表示足夠的熱忱。山東的一位先生在雜誌上刊登廣告，懺悔自己曾經毆打教師還對他們吐口水，現在他年歲漸長，「我沒辦法忘記我曾犯下的錯誤。」（註5）

最多被報道的是陳小魯的道歉（註6），他是一位著名將軍的兒子。陳小魯曾說他組織紅衛兵的警察組織，但沒能保護自己學校的老師免受學生的羞辱和暴打。陳小魯因為這些道歉廣受讚譽，但僅僅一個月後，這個話題就因為過於敏感而被封鎖。在一次訪談中，陳小魯表示公開發言的動機之一是，他擔心這些行為模式在今天的中國並沒有什麼改變。

“2011年，很多人在反日遊行示威中被毆打，”他告訴我，“人們還是照樣憤怒，一樣暴力。”

沒有一個道歉如此深切觸動神經，那是2013年一位六十七歲的婦人不情不願的道歉----她是把自己的副校長折磨致死的女孩之一。 1966年五月文革火熱開展，宋彬彬是那所學校的學生領袖。她還是著名將軍宋任窮的女兒，帶頭貼出大字報譴責老師和校長，當時這所學校是女校。在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引導下，她和同學們集中攻擊學校的權威人物，毛澤東指責這些人背叛黨。

在這所女校，頭號嫌疑犯就是副校長和黨委書記卞仲耘。這位五十歲的校長有四個孩子，卞仲耘也是1941年入黨的老黨員，在中共建政前就參加遊擊隊。

夏季剛開始，卞仲耘就遭到毆打，但暴力很快就被平息。毛澤東一度離開北京，溫和派試圖掌控局面，向工廠和學校派駐工作小組試圖恢復秩序。但毛澤東七月回京後，召回工作小組並號召學生繼續衝擊領導階層。卞仲耘在八月四日被打的很厲害。晚上她告訴丈夫這些女學生會殺了她。丈夫勸她逃走，她覺得為了自己的尊嚴不能這麼做，還堅持自己是優秀的共產黨員。第二天她去學校之前，她非常鄭重的和先生握手，似乎在道別。

卞仲耘被折磨了一整天。在地下歷史學家胡傑那部感人至深的詳盡紀錄片中，證人們說女學生在卞仲耘的衣服上寫標語，剃光她的頭髮，用剪刀戳破她的頭皮，往頭上潑墨水，把眼球打進腦袋裡。當她口吐白沫時，她們嘲笑她並勒令她擦洗廁所。她摔倒並死在廁所裡，衣服上浸滿血跡和糞便。幾個小時後，有學生用手推車把她推出學校。當學生向當局報告卞仲耘的死訊時，他們置之不理，認為這和毛澤東的命令並不矛盾。

宋彬彬在卞仲耘之死中扮演了什麼角色至今也不清楚。她沒有被可靠的信源指控為此事負責，但她的確是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許多人都認為她至少知道這件事。許多人都說那是極端無政府和混亂的一天，她也許和當時在校的許多女學生一樣，並沒有直接參與毆打，但也沒有去阻止暴力。

宋彬彬的情況特殊在於接下去幾週發生的事情，也在於她在之後幾十年對此事的處置。在八月十八日紅衛兵大遊行時，她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並為七十二歲的毛澤東戴上紅衛兵的袖章。毛澤東和她談話，問她名字有什麼意義。宋彬彬回答意思是“彬彬有禮”，毛澤東建議改名為“要武”，意思是要武裝鬥爭。影像和照片顯示宋彬彬滿面春風和毛澤東對話，為自己如此近距離接觸偉大領袖而心醉神迷。

隔天報紙發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暴力就是真理。」許多學校都改名為要武，宋彬彬成為最著名的紅衛兵領袖之一，也開啟了混亂十年中最為暴力的階段。光是在北京，八月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打死，通常認為卞仲耘校長是首位受害者。多年來，許多人相信宋彬彬殺死了卞仲耘還有其他很多人。

當毛澤東決定混亂需要停止時，宋彬彬和其他紅衛兵一樣，被送到農村務農。但她的家庭背景保證她比其他人少吃很多苦。大多數下鄉的城市知青要等到1976年文革結束後才回城。但和其他共產黨的高官子女例如習近平一樣，宋彬彬在1970年代早期就回到北京，並進入大學。

在1980年代，她移民美國，改名為宋岩（意思是石頭），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並在波士頓地區擔任政府公職，和一位富有的商人結婚。 2012年一份彭博社的調查報告顯示，她的家族財富在幾十年間迅速膨脹（註7），成為源自共產黨開國元老家族那種典型的貴族式氏族。 2003年，她返回中國居住。

宋彬彬一直很有名，她向來拒絕採訪，但透露對自己過往歷史的一些看法。 2003年美國製片人卡瑪-辛頓(Carma Hinton)拍攝的《朝陽》(Morning Sun)成功採訪到她，她透露自己當時不明就裡，幾乎是被騙上主席台會見毛澤東。她也否認自己寫過那篇縱容極端主義的文章，她憎恨暴力。辛頓在中國長大，曾在北京另一所中學參加過紅衛兵，是一個溫和的採訪者：在影片中，她沒有問到卞仲耘的死因，還讓宋彬彬在一間暗室中拍攝所以臉部很模糊。片中談論卞仲耘死因的是宋彬彬的同班同學，她那天並不在場。她的故事是說卞仲耘的身體本來就不好，暗示這才是她主要的死亡原因。

同一年，宋彬彬威脅說打算為一本書起訴加州大學出版社----《一名讀者：中國女性主義，中國男性主義》(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在書中幾次提到卞仲耘的死因，主張宋彬彬領導學生把卞仲耘折磨至死。雙方後來達成和解，宋彬彬放棄起訴，出版社則提交對此書的勘誤，並承諾在下一版糾正。編輯和作者也提交道歉信，指出宋彬彬“要為文革初期發生的暴力行為負責，以及書中對她的指控都是嚴重的錯誤判斷。”

幾年後，宋彬彬再次被媒體曝光。為慶祝九十週年校慶，北師大附中出版了一本傑出校友的畫冊，裡面出現了宋彬彬，並把她和毛澤東在城樓見面的照片放在顯著位置。很反常的是，卞仲耘照片出現在同一頁上，但書中並未提及這兩人的關聯。網路上流傳的校慶現場的照片拍到宋彬彬看著畫冊，毫無震驚或悔恨的神色。還有照片顯示同學們為她製作的橫幅被高舉去校外，還配有其它宋彬彬年輕時的照片，包括和毛澤東的合影。這些照片在中國廣為流傳，在毛時代暴力的受害者群體中喚起輕蔑和憤怒。

但和宋彬彬親近的朋友透露，她和這些暴力尤其是卞仲耘的慘死的關聯給她帶來很多麻煩。這也導致吳迪和《記憶》雜誌的介入。

某日，吳迪幾位《記憶》的作者在天通苑雜誌的辦公室聚會，討論道歉這個議題。他們圍坐在那張大木桌邊，喝茶嗑瓜子，試圖梳理為何道歉變得如此情緒化。他們似乎引發了一場憤怒的宣洩，對受害者的同情如此鋪天蓋地以至於政府最終在官媒上禁止這個話題。

吳迪告訴我，宋彬彬很早就想對暴力這個話題發聲，但丈夫不同意。 2011年丈夫過世後，她參與圓桌討論會，《記憶》刊登了談話內容。這一年晚些時候，雜誌又刊登她寫的短文（註8）《我四十年來一直想說的話》。在文中，她回憶卞仲耘之死的情形，她力勸同學們不要這樣暴力，但後來發現卞仲耘已經死去，她還試圖把卞仲耘送去醫院救助。文章中宋彬彬表示自己痛恨「要武」這個名字，也因為自己和暴力的關聯十分痛苦。閱讀這篇文章不是一個愉快的體驗。一種體會是宋彬彬很誠實但也很糊塗，這是一種嘗試性的誤導，​​試圖說服讀者，她的痛苦不亞於她幫助創造的暴力與恐怖的氛圍給別人帶去的痛苦。

宋彬彬的文章被廣泛批評，認為宋彬彬試圖洗脫她在卞仲耘死亡事件中的責任。吳迪和《回憶》也受到波及，因為他們給了宋彬彬這個平台。吳迪在木桌邊告訴我們，這就是他的初衷----給宋彬彬一個表達觀點的空間，他寄望這樣的討論可以超越責任的範疇。

「我曾希望這會帶來維利布蘭特(Willy Brandt)時刻。」吳迪對眾人說，作者們紛紛點頭，表示知道這位前西德總理，他在1970年跪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這是德國戰後告解懺悔的歷史時刻。 」但事情的發展比我想得複雜多了。「

和吳迪預料中一樣，2012年後相關討論迅速升溫。吳迪請宋彬彬採取下一步行動，親自出面正式道歉。幾位同班同學也同意加入她的行動，甚至當時的幾位老師，現在都已九十高齡，也願意出席。

2013年初，宋彬彬返回母校，在某一會議室中，卞仲耘的銅質半身像站在一個基座上。宋彬彬和幾位同學對著銅像鞠躬，然後讀一篇事先寫好的道歉信，表示她感到對自己的行為」永久的遺憾和哀痛「。開始的一段基本照抄2012年的文章，說自己試圖制止學生的暴行但無果。

接著她開始脫稿，試著解釋自己當天的行為。她說自己很害怕。那些曾經站在溫和派一邊的同學被指責沒有緊跟正確的政治路線，她」跟著那些犯下錯誤的人......或者，我對卞校長的不幸死亡也有責任。「

第二天，吳迪組織會議繼續討論女校的暴力事件。宋彬彬蜷縮在一台蘋果筆記本前，再次表達自己的觀點，幾位其他與會者也都發言。幾週後，吳迪刊發了《記憶》的專刊，主題就是卞仲耘死亡事件，裡面就是宋彬彬和同學們的文章，陳述她們在那個夏天的經歷，暴力是如何發生的。

從某種意義上，道歉很有意義。和將軍兒子的聲明不同，宋彬彬的道歉更加具體。她描述自己的所作所為，也表述自己太懦弱而沒有保護自己的老師----考慮她當時的年齡和舉國的獨裁氛圍，這是頗為合理的解釋。

但宋彬彬的道歉似乎並沒有讓別人完全相信。最關鍵的是，她沒有解釋為什麼她會假設女學生不會毆打卞仲耘，而彼時她們已經違背過她的指示。也沒法解釋，即便她離開第一現場，她又如何會不知道卞仲耘正在被毒打----校園並不大，其他證人也說氣氛十分緊張，人們在卞仲耘被打時紛紛躲起來。實際上，她沒有釋疑這些，而是扯到她自己的恐懼，人們可以從字裡行間發現，她可能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卻沒有任何行動。她的檢討讓許多觀察者失望，尤其是她之前迴避討論卞仲耘的死因，甚至還慶祝那個時代。

例如卞仲耘的丈夫，就是這些不肯原諒她的人之一。 （註9）中國媒體引用他的聲明，稱這次道歉」空洞無物「。許多國內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發聲，主要是質疑宋彬彬聲稱自己懇求平靜。一些網路漫畫家創作了諷刺漫畫。 （註10）有一幅卡通作品----沒有指名道姓，但在道歉發生後流傳甚廣----是一頭穿著紅衛兵服裝的流淚的鱷魚。另一幅畫著警察在質問一群人，為何你們要承認參與毆打和謀殺----你們是來自首的麼？ 」當然不是，「她們回答，」我們是來道歉的。「

從政府角度來看，這些關於文革時期誰做了什麼壞事的出版物太討厭----這個主題毫不掩飾的指向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其他成長於這個時代的領導，他們其中許多人多半也參與了暴力活動。習近平倒是毫無瓜葛，因為他父親也是受害者，他早早被貶去西部的偏遠農村。鄧小平的一個女兒是宋彬彬的同班同學，另一個同學是劉少奇的女兒。在一陣密集報道之後，政府給編輯發布禁令，不准報道宋彬彬的道歉（註11），也指示網站刪除相關的內容。這個出發點是要宋彬彬獲得良心安寧的行動，最終取得相反的效果，因為引發公眾爭論政府不得不出面扼殺。

吳迪對於引發的公共討論表示滿意，但對宋彬彬遭受攻擊不快。 」我以為自由派知識分子應該鼓勵我們繼續這一類的討論，「他對眾人說道，」但這種對宋彬彬的批評這麼猛烈，誰以後還願意出來道歉？「

作者們開始發言，有些人支持吳迪，說他已經做到最好。另一些人說他們理解那些不接受道歉的人，因為宋彬彬和她的朋友們甚至不承認誰打過副校長。這群人吵得不可開交。

」問題是，如果她們都是紅衛兵，她們都得接受宋彬彬的控制。「

」她們肯定知道是誰幹的----為什麼不說出來？「

」說出來可以達到什麼目的？那就會有人自殺。「

」中國社會可以接受一個道歉，而不是一個解釋。「

」她為自己找藉口，並沒有真正道歉。「

」高層不喜歡這些因為他們認為這會引發衝突。所以現在任何道歉的報道都被禁止。「

「別忘了卞仲耘是這個學校最高級別的黨員幹部。你可以這麼看----她們打死學校最高級別的黨員幹部----哈哈，如果你能這麼想，西方就可以接受。那些打死她的人是反共英雄！

所有人都停下來看著講黑色笑話的人。他尷尬的看著地板。 ”對不起，我開玩笑的。“

幾個小時討論後，會議快結束了。茶都泡沒味了，也沒人再續水。人們很快就會散去，從這個千篇一律的郊區回到城裡，回到那個五十年前文革發動的地方。

印紅標開口說話。他是北大國際關係專家，也曾寫過學生暴力的文章。和其他為《記憶》寫稿的作者一樣，他在這個領域也並非權威。因為所有大學都包括北大都不鼓勵甚至禁止研究和教授中國近代史。但他在這個領域發表許多文章，其他人都很注意在聽他說話。印紅標提醒大家宋彬彬那時是在青少年時代。

「兒童可以犯罪，但問題是誰把孩子教育成這樣？「他慢慢說著，看著周圍每一個人。 」誰鼓勵她們這麼做？「他繼續問。 」我們要她們道歉，那麼那些人該不該道歉？「

屋子裡沒人說話，每個人都在思考。然後開始交頭接耳，斷斷續續然而很激烈，正如中國的過去和未來發生了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