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记忆

在北京北部最后一块平整地块上，城市马上就要和蒙古山脉接壤的地方，有一个卫星城天通苑。这个区域的兴建是在欣欣向荣的2008年奥运会期间，项目设计为现代化的、港式风格的住宅小区，可容纳三十五万居民，有足够的商业物业和一条通往市中心的地铁。但项目的工期太紧张，规划了通往地铁的道路，但忽视了公园、开放空间和各种公共设施，缺少社区和人文关怀。建筑质量参差不齐，整个区域建筑物老化快的惊人。很多高层楼房在北风中晃动，摇摇欲坠，裂痕累累，就像一支匆忙征召、赶往遥远前线的部队。

就在这个新生区域，诞生了《记忆》（注1）杂志，这份地下刊物是一个七十到九十页的pdf文件，每周用邮件分发。《记忆》没有杂志社地址，也没有编辑部。如果它有家，那就是这里，在某个天通苑的水泥单元里，一个黑洞洞的底楼公寓，堆满书箱和一堆堆的书，一个无名之家正配得上一本地下出版的杂志。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们出品了好几种类似的新闻出版物，它们通过个体经历的镜头来探索过去，许多出版物持续数年之久。包括《往事微痕》、《红岩春秋》和《昨天》。其他刊物都因为各种原因中断，《记忆》却像一台时钟一样准时出版，这也多亏了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们，他们帮忙排版和分发。

某个周六，《记忆》杂志的几位撰稿人在天通苑的公寓内小聚，分享一壶普洱，也和杂志的共同创办人，退休的电影历史学家吴迪闲聊。他们三三两两的来到，吴迪靠在自己的座椅上，给每个人进行流水账一般的评述。他们之中还有一位是计算机数据专家，在一家科技大学执教（“林彪研究方面最牛逼的专家”），一位是共产党标杆出版物《人民日报》的编辑（“当然他必须保持低调”），还有一位不认路的教授得给吴迪打三次电话才找到方位（“浆糊脑袋----他对文革时期的各种暴力行为了如指掌，但却不会用手机叫车”）。

吴迪生于1951年，他收拾得很精致，充满活力，爱穿牛仔衬衫、皮外套和黑色棒球帽----看起来是一名退休警察和老嬉皮的混合。他未染过的头发漆黑，只有几缕灰白衬托他乌黑又灼灼生辉的眼眸。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历史事实的记录者。

“我只写真事，没人不许你坐在自己家里做一点历史研究。”他如是告诉我，访客们则自己拖来椅子，围坐在一张大木桌旁，给自己倒茶，磕瓜子。

人到齐了，他们开始讨论一个争议性话题，就是如何鼓励人们为文革中实施的暴力行为道歉。

有人觉得《记忆》干的不错，出版了一些文章，甚至还组织了一次会议。其他人认为他们理解某些批评的声音，批评者认为杂志在某个典型事件上选边站，那个事件指的是1966年一群女红卫兵把中学副校长打死。这个话题会不时被拿出来讨论，讨论持续一整天----这个敏感话题会让国内和海外的知识分子对立起来。团队先议论的是有潜力的撰稿人，当这些名字出现时气氛变轻松起来。

“他很棒----他喝酒的时候很健谈。”

“他都退休了。”

“这个人去世了。”

“也就是说不能给他惹麻烦----用个笔名吧。”

“这人是我们部门的，每天晚上都见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他在香港出过一本关于六四的书，《六四真相》。之后没人敢跟他说话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吴迪为缓和尴尬的气氛，宣布他在一家小馆子预定好午饭，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价值。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吴迪把我拉到边上：“你也许对政治感兴趣，我可没兴趣。我就是个历史学家。”

和地下历史学家艾晓明不同，《记忆》更加学术化。文章都有脚注，努力从客观角度出发。它还试图与同一学术领域的国际学者们交流。和艾晓明还有其他在中国的人们相同的是，作者们的写作动机都是私人经历。

对吴迪来说，这动机来自他十七岁那年，1968年。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被迫下乡去了农村，这是在经历文革初期无政府时期后毛泽东重新掌控权力的步骤。吴迪被送到内蒙，和北京北方草原上的牧民们一起生活。某一天有人在帐篷里被抢劫，另一个人被错误指控为抢劫犯。吴迪出来为被冤屈者说话，结果自己被抓起来。

他和其他二十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他们被指控组织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中心人物是内蒙的共党领导人乌兰夫。一个月后，吴迪被重新分配到另一个监室，这次里面只有两个人。这人也被指控参加这个阴谋，还有自杀倾向。吴迪的任务就是防止他自杀。（注2）

“起初我很高兴离开那个拥挤的监室，没注意那个人。”他说，“后来我跟他聊了很多，是关于内蒙的文革情形。”

他最终回到北京，接受大学教育，成为一名老师，也通过外国电影了解外面的世界，后来这成为他的专业特长。他在这个领域出版了许多读物，包括一本娱乐读物讨论中外的电影院，名字叫《西方东方：苹果和橙子》。

但青年时期的记忆一直跟随着他。他明白自己是历史的见证者，他在1980年代小心翼翼的写下他听说的故事，目击证人佐证过的信息。重要的发现是暴力行为下面埋藏的民族仇恨。官方数字显示，在文革期间内蒙死亡人数是22900，入狱的人数是790000，但有一个事实至今没有人讨论或认错，那就是大多数的罪犯都是汉族，而压倒多数的受害者是蒙古族。吴迪的结论是，这个没有解决的时代伤痕会继续在这个地区引发民族紧张情绪。

这份手稿当然无法出版，《记忆》甚至都不能刊发文章摘要。它一直藏在吴迪的书桌抽屉里，成为蒙古草原上被风吹过的褪色记忆。

要绕天通苑一圈必须开车，所以我们开车驶过北方凄凉的街道去饭店，来到这片区域最豪华的购物中心。这里的房子被称为别墅，但看起来更像是刻板的水泥街区，蓝色贴膜玻璃外面是生锈的铁窗。前面停着宝马和路虎----这在世界各地都是豪车但在中国因为关税高更成为奢侈品。有钱人都住在这一片，但似乎都被关在自己家里，就像买了一种自己都不理解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自己都不想要的方式。

在驶过半里地的街区后，我们来到一个小停车场。我以为是一家大饭店，其实是一家简易的装着大窗的预制板建筑。里面有两个志愿者站在牌桌后面，从两个不锈钢大桶里把食物舀出来。一个是绿叶素菜，另一个是炖豆腐，主食是小米粥或冷掉的蒸馒头。时间是十二点十五分，按照中国标准午饭已经很晚，就我们一桌客人。

墙上挂着大幅画像是孔夫子，下面的祭坛里摆着水果和鲜花。对面是一个雅致的中式书柜，有各种长度和形状的隔断。上面堆满书籍和碟片，可以免费取阅，弘扬中国传统宗教。一个是在吉隆坡金马宫酒店举办的 《儒释道讲座》。另一个是《隐藏的真相：透过真相，财富人生》。这个饭店的简洁风格和这些免费的读物意味着这里是某个传播传统价值的中心。我问吴迪这饭店的主人是谁。

“就是个商人，”吴迪说，“他觉得自己在做善事。这也是行善的一种形式。”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全程都要忍受一台巨大的平板电视用最大音量播放某人的讲座视频。他身穿灰色的无领外套，站在一个蓝色天空背景下类似动画片亮丽色彩的田野中。主题是经典佛经，但他的自由联想囊括死亡、道德和国家大事。

“你如何发现一个国家的处境？”他在自问自答。“领导人的道德水平。”

道德，意味着不可以贪腐，他说道。如果领导人没有贪腐，他们就是道德的。如果他们是有德行的，他们就应该受到尊重。

《人民日报》的编辑笑着耸耸肩，仿佛他在听自己报纸发表的通稿。

“中国传统的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应该是有道德受尊重的，”他说，“但如果领导人不道德又该如何？”

我们很快吃完开车回到寓所。人们聚在大木桌周围聊天，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和戴为伟交谈，她是《记忆》的编辑和撰稿人之一。和吴迪一样，她也是志愿者但基本上是全职投入。

戴为伟出生于1964年，是个高个子北方人，短短的卷发声音很柔和。她的父母都是新华社的高级编辑，这意味着她的成长在一堆精英家庭组成的大院里，也给她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关于谁和谁是配偶，或者谁又跟谁好上了。她在2011年《记忆》创办三年时加入。

戴为伟说，“这给我们一个审视自己历史的机会，《记忆》是普通人对历史的观看，而不是政府的展示。”

吴迪的设想是找到一家出版商可以让他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出书。他关于内蒙文革的手稿在抽屉里搁置到1990年代，他认识了一位西方研究文革的最重要的学者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他帮吴迪用匿名W Woody发表英文专著节选（注3）。2000年，吴迪在香港出版此书。（注4）

2008年，他和重庆历史学家何蜀一起创办《记忆》。在创刊号中，吴迪写道，关于文革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在海外，学者们如沈迈克、哈佛的马若德都是文革专家。现在是中国人自己正视历史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在中国出版自己的文革研究著作。2011年，何蜀需要专心自己关于西南部历史的非官方出版物，因此离开了杂志。吴迪需要有人帮忙，于是戴为伟志愿加入。

2012年，杂志修改十六字的目标，从文革研究展开到整个二十世纪的近代史。吴迪和戴为伟有个规矩，就是年代的范围到1978年为止，这一年邓小平重新掌权并建立现在的政治体系----国有资本主义和严格的政治管控。这样《记忆》就避开很多现代的争议话题，比如1989年天安门屠杀----这个话题一定会导致编辑被抓杂志被关。

但《记忆》还是发表了许多共产时代最具争议的文章。包括一些文章探究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造反密谋，政治运动的责任人，五十年代的罢工----这个时代被视为共产党统治的黄金岁月，党声称自己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

我问戴为伟杂志有没有刊号，这是政府给每一家正规杂志的批准执照，只有具备刊号的杂志才是合法的。

“当然没有，不过我们不算出版物。”她说，“我们仅仅是一个pdf的新闻通讯，发给区区两百人。”

按照不知道谁透露但被广泛认可的秘密规定，中国公安把发给两百人以下的邮件视为私人分发列表；更多收件人的则视为出版物，也就是需要审查和监督。所以公开来说，《记忆》的作者只是历史爱好者，偶尔给感兴趣的朋友们发送邮件。《记忆》被更多中国受教育的精英人士看到并非他们的责任，更不用说被海外研究者们热烈期盼和收藏。邮件转发吴迪可没法控制。

我们能听到外面房间男人们在争论。他们提高嗓门，听起来像是在怒气冲冲的吵架；一个人在吼叫。话题还是关于对文革受害者的道歉，这个话题在2010年代中国的社交媒体争论激烈。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没有共识。我打算过去听一下，戴为伟抬眼看我。

“他们争得脸红耳赤，这也是一种释放。他们在大学里教书，但不能教授这些内容。你想象一下。”

北京市中心，紫禁城西面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在全国都赫赫有名的中学。这里毕业的学生通常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或出国留学，外国领导人和CEO也会经常来参观，看看这个国家未来的精英阶层如何度过中学时代。学校始建于1917年，在过去几年又巨资重建，包括新的健身房、餐厅、教室----完全就是一个正在崛起面向未来国家的纪念碑。但对上了年纪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让人联想到另一个画面----一群狂热的女生把学校的副校长折磨致死。

多年来，这个事件对外国研究文革的学者们都有着神话般的吸引力。《蝇王》(Lord of the Flies)的故事吸引学者们研究女性暴力，纪录片电影人探寻红卫兵的心路历程，研究者们拼凑零碎信息试图弄清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以何种方式，被谁杀害。在中国，这些故事被反复掩盖。官方口径轻描淡写的说，这是国家应该避免再次发生的动乱，对关键要素则严加审查----例如许多施暴者都是共产党高层精英的子弟，如今则是社会的显要。

在《记忆》杂志推动下，这些暴力事件的认责----包括校长之死----被推进、被媒体报道，产生激烈的争议。更有意义的是，在2010年代开始，人们为自己在文革的行为公开道歉，引发一场迟到许久的讨论，就是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段暴力的历史。我们如何解决这一段历史，尤其是很多受害人已经去世？是应该忘却么，就像这个国家正在做的这样？还是通过挖掘历史来吸取教训？在一个没有真正公共空间的国家，是否可能发生正视过去的宣泄？虽然这些公共讨论最后都被党禁止，它们依然显示了历史的迫切性和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们的影响力。

在这段时间尤其是2013年，这些道歉接踵而至。一位江苏的先生给杂志写信，描述当时自己如何检举自己的母亲，导致她被处决。北京的一名编辑描述他曾殴打一个农民，他当时认为这个农民对毛主席思想没有表示足够的热忱。山东的一位先生在杂志上刊登广告，忏悔自己曾经殴打教师还对他们吐口水，现在他年岁渐长，“我没法忘记我曾犯下的错误。”（注5）

最多被报道的是陈小鲁的道歉（注6），他是一位著名将军的儿子。陈小鲁曾说他组织红卫兵的警察组织，但没能保护自己学校的老师免受学生的羞辱和暴打。陈小鲁因为这些道歉广受赞誉，但仅仅一个月后，这个话题就因为过于敏感而被封禁。在一次采访中，陈小鲁表示公开发言的动机之一是，他担心这些行为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变化。

“2011年，很多人在反日游行示威中被殴打，”他告诉我，“人们还是照样愤怒，一样暴力。”

没有一个道歉如此深切触动神经，那是2013年一位六十七岁的妇人不情不愿的道歉----她是把自己的副校长折磨致死的女孩之一。1966年五月文革火热开展，宋彬彬是那所学校的学生领袖。她还是著名将军宋任穷的女儿，带头贴出大字报谴责老师和校长，当时这所学校是女校。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引导下，她和同学们集中攻击学校的权威人物，毛泽东指责这些人背叛党。

在这所女校，头号嫌疑犯就是副校长和党委书记卞仲耘。这位五十岁的校长有四个孩子，卞仲耘也是1941年入党的老党员，在中共建政前就参加游击队。

夏季刚开始，卞仲耘就遭到殴打，但暴力很快被平息。毛泽东一度离开北京，温和派试图掌控局面，向工厂和学校派驻工作组试图恢复秩序。但毛泽东七月回京后，召回工作组并号召学生继续冲击领导层。卞仲耘在八月四日被打的很厉害。晚上她告诉丈夫这些女学生会杀了她。丈夫劝她逃走，她觉得为了自己的尊严不能这么做，还坚持自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第二天她去学校之前，她非常郑重的和先生握手，似乎在道别。

卞仲耘被折磨了一整天。在地下历史学家胡杰那部感人至深的详尽纪录片中，证人们说女学生在卞仲耘的衣服上写标语，剃光她的头发，用剪刀戳破她的头皮，往头上泼墨水，把眼球打进脑袋里。当她口吐白沫时，她们嘲笑她并勒令她擦洗厕所。她摔倒并死在厕所里，衣服上浸满血迹和粪便。几小时后，有学生用手推车把她推出学校。当学生向当局报告卞仲耘的死讯时，他们置之不理，认为这和毛泽东的命令并不矛盾。

宋彬彬在卞仲耘之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至今也不清楚。她没有被可靠的信源指控为此事负责，但她的确是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多人都认为她至少知道这件事。许多人都说那是极端无政府和混乱的一天，她也许和当时在校的许多女学生一样，并没有直接参与殴打，但也没有去制止暴力。

宋彬彬的情况特殊在于接下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也在于她在之后几十年对此事的处置。在八月十八日红卫兵大游行时，她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为七十二岁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和她谈话，问她名字有什么含义。宋彬彬回答意思是“彬彬有礼”，毛泽东建议改名为“要武”，意思是要武装斗争。影像和照片显示宋彬彬满面春风和毛泽东谈话，为自己如此近距离接触伟大领袖而心醉神迷。

第二天报纸就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暴力就是真理。”许多学校都改名为要武，宋彬彬成为最著名的红卫兵领袖之一，也开启了混乱十年中最为暴力的阶段。仅仅在北京，八月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打死，通常认为卞仲耘校长是首位受害者。多年来，很多人相信宋彬彬杀死了卞仲耘还有其他很多人。

当毛泽东决定混乱需要停止时，宋彬彬和其他红卫兵一样，被送到农村务农。但她的家庭背景保证她比其他人要少吃很多苦。大多数下乡的城市知青要等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回城。但和其他共产党的高官子女例如习近平一样，宋彬彬在1970年代早期就回到北京，并进入大学。

在1980年代，她移民美国，改名为宋岩（意思是石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波士顿地区担任政府公职，和一位富有的商人结婚。2012年一份彭博社的调查报告显示，她的家族财富在几十年间迅速膨胀（注7），成为源自于共产党开国元老家族那种典型的贵族式氏族。2003年，她返回中国居住。

宋彬彬一直很有名，她向来拒绝采访，但透露过对自己过往历史的一些看法。2003年美国制片人卡玛-辛顿(Carma Hinton)拍摄的《朝阳》(Morning Sun)成功采访到她，她透露自己当时不明就里，几乎是被骗上主席台会见毛泽东。她也否认自己写过那篇纵容极端主义的文章，她憎恶暴力。辛顿在中国长大，曾在北京另一所中学参加过红卫兵，是一个温和的采访者：在影片中，她没有问到卞仲耘的死因，还让宋彬彬在一间暗室中拍摄所以脸部很模糊。影片中谈论卞仲耘死因的是宋彬彬的同班同学，她那天并不在场。她的故事是说卞仲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暗示这才是她主要的死亡原因。

同一年，宋彬彬威胁说打算为一本书起诉加州大学出版社----《一名读者：中国女性主义，中国男性主义》(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在书中几次提到卞仲耘的死因，主张宋彬彬领导学生把卞仲耘折磨至死。双方后来达成和解，宋彬彬放弃起诉，出版社则提交对此书的勘误，并承诺在下一版纠正。编辑和作者也提交道歉信，指出宋彬彬“要为文革初期发生的暴力行为负责，以及书中对她的指控都是严重的错误判断。”

几年后，宋彬彬再次被媒体曝光。为庆祝九十周年校庆，北师大附中出版了一本杰出校友的画册，里面出现了宋彬彬，并把她和毛泽东在城楼见面的照片放在显著位置。很反常的是，卞仲耘照片出现在同一页上，但书中并未提及这两人的关联。网上流传的校庆现场的照片拍到宋彬彬看着画册，毫无震惊或悔恨的神色。还有照片显示同学们为她制作的横幅被高举去校外，还配有其它宋彬彬年轻时的照片，包括和毛泽东的合影。这些照片在中国广为流传，在毛时代暴力的受害者群体中唤起轻蔑和愤怒。

但和宋彬彬亲近的朋友透露，她和这些暴力尤其是卞仲耘的惨死的关联给她带来很多麻烦。这也导致吴迪和《记忆》杂志的介入。

某日，吴迪几位《记忆》的作者在天通苑杂志的办公室里聚会，讨论道歉这个议题。他们围坐在那张大木桌边，喝茶嗑瓜子，试图梳理为何道歉变得如此情绪化。他们似乎引发了一场愤怒的宣泄，对受害者的同情如此铺天盖地以至于政府最终在官媒上禁止这个话题。

吴迪告诉我，宋彬彬很早就想对暴力这个话题发声，但丈夫不同意。2011年丈夫去世后，她参与一次圆桌讨论会，《记忆》刊发了谈话内容。这一年晚些时候，杂志又发表她写的短文（注8）《我四十年来一直想说的话》。在文中，她回忆卞仲耘之死的情形，她力劝同学们不要这样暴力，但后来发现卞仲耘已经死去，她还试图把卞仲耘送去医院救助。文章中宋彬彬表示自己痛恨“要武”这个名字，也因为自己和暴力的关联十分痛苦。阅读这篇文章不是一个愉快的体验。一种体会是宋彬彬很诚实但也很糊涂，这是一种尝试性的误导，试图说服读者，她的痛苦不亚于她帮助创建的暴力与恐怖的氛围给别人带去的痛苦。

宋彬彬的文章被广泛批评，认为宋彬彬试图洗脱她在卞仲耘死亡事件中的责任。吴迪和《回忆》也受到波及，因为他们给了宋彬彬这个平台。吴迪在木桌边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初衷----给宋彬彬一个表达观点的空间，他寄望这样的讨论可以超越责任的范畴。

“我曾希望这会带来维利-布兰特(Willy Brandt)时刻。"吴迪对众人说，作者们纷纷点头，表示知道这位前西德总理，他在1970年跪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这是德国战后告解和忏悔的历史时刻。”但事情的发展比我想得复杂多了。“

和吴迪预料中一样，2012年后相关讨论迅速升温。吴迪请求宋彬彬采取下一步行动，亲自出面正式道歉。几位同班同学也同意加入她的行动，甚至当时的几位老师，现在都已九十高龄，也愿意出席。

2013年初，宋彬彬返回母校，在某个会议室中，卞仲耘的铜质半身像站在一个基座上。宋彬彬和几位同学对着铜像鞠躬，然后读一篇事先写好的道歉信，表示她感到对自己的行为”永久的遗憾和哀痛“。开始的一段基本照抄2012年的文章，说自己试图制止学生的暴行但无果。

接着她开始脱稿，试图解释自己当天的行为。她说自己很害怕。那些曾经站在温和派一边的同学被指责没有紧跟正确的政治路线，她”跟随着那些犯下错误的人......或者，我对卞校长的不幸死亡也有责任。“

第二天，吴迪组织会议继续讨论女校的暴力事件。宋彬彬蜷缩在一台苹果笔记本前，再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几位其他与会者也都发言。几周后，吴迪刊发了《记忆》的专刊，主题就是卞仲耘死亡事件，里面就是宋彬彬和同学们的文章，陈述她们在那个夏天的经历，暴力是如何发生的。

从某种意义上，道歉很有意义。和将军儿子的声明不同，宋彬彬的道歉更加具体。她描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表述自己太懦弱而没有保护自己的老师----考虑她当时的年龄和举国的独裁氛围，这是颇为合理的解释。

但宋彬彬的道歉似乎并没有让别人完全信服。最关键的是，她没有解释为什么她会假设女学生们不会殴打卞仲耘，而彼时她们已经违背过她的指示。也没法解释，即便她离开第一现场，她又如何会不知道卞仲耘正在被毒打----校园并不大，其他证人也说气氛十分紧张，人们在卞仲耘被打时纷纷躲起来。实际上，她没有释疑这些，而是扯到她自己的恐惧，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她可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却没有任何行动。她的检讨让许多观察者失望，尤其是她之前回避讨论卞仲耘的死因，甚至还庆祝那个时代。

例如卞仲耘的丈夫，就是这些不肯原谅她的人之一。（注9）中国媒体引用他的声明，称这次道歉”空洞无物“。许多国内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发声，主要是质疑宋彬彬声称自己恳求平静。一些网络漫画家创作了讽刺漫画。（注10）有一幅卡通作品----没有指名道姓，但在道歉发生后流传甚广----是一头穿着红卫兵服装的流泪的鳄鱼。另一幅画着警察在质问一群人，为何你们要承认参与殴打和谋杀----你们是来自首的么？”当然不是，“她们回答，”我们是来道歉的。“

从政府角度看，这些关于文革时期谁干了什么坏事的出版物太讨厌----这个主题毫不掩饰的指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其他成长于这个时代的领导，他们其中许多人多半也参与了暴力活动。习近平倒是毫无瓜葛，因为他父亲也是受害人，他早早被贬去西部的边远农村。邓小平的一个女儿是宋彬彬的同班同学，另一个同学是刘少奇的女儿。在一阵密集报道之后，政府给编辑发布禁令，不许报道宋彬彬的道歉（注11），也指示网站删除相关的内容。这个出发点是要宋彬彬获得良心安宁的行动，最终取得相反的效果，因为引发公众争论政府不得不出面扼杀。

吴迪对于引发的公共讨论表示满意，但对宋彬彬遭受攻击不快。”我以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应该鼓励我们继续这一类的讨论，“他对众人说道，”但这种对宋彬彬的批评这么猛烈，谁以后还愿意出来道歉？“

作者们开始发言，一些人支持吴迪，说他已经做到最好。另一些人说他们理解那些不接受道歉的人，因为宋彬彬和她的朋友们甚至都不承认谁打过副校长。这群人吵得不可开交。

”问题是，如果她们都是红卫兵，她们都得接受宋彬彬的控制。“

”她们肯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不说出来？“

”说出来可以达到什么目的？那就会有人自杀。“

”中国社会可以接受一个道歉，而不是一个解释。“

”她为自己找借口，并没有真正道歉。“

”高层不喜欢这些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引发冲突。所以现在任何道歉的报道都被禁止。“

”别忘了卞仲耘是这个学校最高级别的党员干部。你可以这么看----她们打死学校最高级别的党员干部----哈哈，如果你能这么想，西方就可以接受。那些打死她的人是反共英雄！“

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讲黑色笑话的人。他尴尬的看着地板。”对不起，我开玩笑的。“

几个小时讨论后，会议快结束了。茶都泡没味了，也没人再续水。人们很快会散去，从这个千篇一律的郊区回到城里，回到那个五十年前文革发动的地方。

印红标开口说话。他是北大国际关系专家，也曾写过学生暴力的文章。和其他为《记忆》写稿的作者一样，他在这个领域也并非权威。因为所有大学包括北大都不鼓励甚至禁止研究和教授中国近代史。但他在这个领域发表许多文章，其他人都很注意在听他说话。印红标提醒大家宋彬彬那时是在青少年时代。

”儿童可以犯罪，但问题是谁把孩子教育成这样？“他慢慢说着，看着周围每一个人。”谁鼓励她们这么干？“他继续问。”我们要她们道歉，那么那些人该不该道歉？“

屋子里没人说话，每个人都在思考。然后开始交头接耳，断断续续然而很激烈，正如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发生了碰撞。